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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我本不信有这回事，而事实使我不得不相信确有“中国逻辑”。
逻辑要求概念、理论必须是不能自相矛盾的，行为必须是符合情理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违反逻辑就会出现荒唐的结果。但中国的许多事情明明违反逻辑，却十分畅行无阻，既叫好又叫座，原因是它们符合“中国逻辑”。
在一些庄严的大会上，开会时唱《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闭会时却又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因为它符合“中国逻辑”。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是人民（纳税人）养育了党和政府，如果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了成绩，只是尽了社会公仆应尽的责任；如果他们有了失误，应当接受人民的批评，诚恳地向人民道歉。但是，我们听到的都是媒体在忙不迭地歌颂党和政府的“辉煌成就”和“大好形势”，人民在“感谢党感谢政府”。人民冒犯了党和政府，就会受到严厉处罚（“反右派”等）；党和政府伤害了人民（大饥荒、“文革”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吗？党的领袖邓小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哪个党员和党组织敢说自己是人民的母亲。但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却在到处传唱，人民（“我”）分明成了党的儿子。在中国，究竟谁是母亲，谁是儿子？应该谁感谢谁？
中国人一直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工具”，莫言获得此奖，中国人立刻改变口气，称莫言获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 界意义”。是诺贝尔文学奖因莫言而改邪归正了吗？
小学生都懂得“至上”就是“最高”和“不可超越”的，“至上”只能是唯一的。同时出现两个以上的“至上”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国却有人要求司法人员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其结果是使“宪法法律至上”成了一句空话。毛泽东就是以党的事业（“反修防修”）的名义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刘少奇手举宪法也没能维护他国家主席的尊严和生命。法律本来是“人民利益”和“党的事业”的根本保障，法律落空失效，最终损害的还是“人民利益”和“党的事业”。中国逻辑“三个至上”带来的将是“三个落空”。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诬陷和迫害，是国家权力破坏宪法，残害公民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反右派”开了“以言治罪”的先河，使中国人从此不敢说真话、不会说人话，直接导致“大跃进”的狂热和浮夸，埋下了后来大饥荒和“文革”的祸根，是中国20年历史倒退的开端。据官方的说法，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实际可能有100多万人）。“文革”结束后，“右派分子”除章伯钧等6人外，全部获得“改正”。官方坚持认为，因为确实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55万人基本上全打错了的“反右派”运动仍然是正确的，只是数量上“扩大化”了，因此不能“平反”，只能“改正”。政党、主义高于人的生命和权利的“中国逻辑”，是多么冷酷无情。这使我想起了杀人魔头斯 大林的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1000万人只是个数字。”
“实事求是”据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实事求是”当然也包括讲真话。一直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一定是一个人人都讲真话的国家。而白岩松却告诉我们：“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讲真话比较容易，既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牺牲。而讲假话则需要很大勇气，因为你骗人要承担后果，搞不好就要身败名裂。可我们正好相反，讲假话很容易，张口就来，天天讲月月讲，脸不红心不跳。而讲真话需要极大勇气，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风险。”事实确实如此，一介书生储安平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说了真话，家破人亡；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得不偿失”，说了真话，身败名裂；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是真话，遭诬陷后惨死。更不要说林昭、张志新等人的悲惨命 运了。 要求讲真话的“实事求是”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实际成了最大的一句假话。
福建省的一位县委书记说：“我们现在广大的干部，政治常识非常差，政治水平非常低。我们那个县的县委宣传部长，曾经在干部政治测验时出过这样一道题：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这个宣传部长提供的标准答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当时就把它打了个叉。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人民代表大会敢就什么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吗？”有人对这位书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啊，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书记看完宪法后摸摸脑袋说：“你从本本出发，我从实际出发”。显然，这位书记的话是对的，《宪法》说了假话，中国的“本本”与“实际”常常相差十万八千里。
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也是毛泽东最好的学生，知毛莫若林。林彪当然懂得什么叫中国的“实事求是”，他从严酷的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条“中国逻辑”，就是“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林彪还真的说了一句中国人都在奉行的真话。
中国人都有GDP（国内生产总值）情结，以GDP连续30多年增长而自豪，以GDP跃升世界第二而荣耀，这也是一种“中国逻辑”。其实，GDP只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内财富总量，与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无关，与经济质量、效益的高低无关，与环境生态的好坏无关，与财富如何分配无关，与财富的所有权（国有还是民有，内资还是外资）无关，与是否具有持续创新和发展的能力无关，与国民是否快乐幸福无关，更与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繁荣强大无关。如果大部分利润被外商拿走了，如果大部分财富流向了少数人，如果人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水、空气和食物都有毒了，如果缺乏核心竞争力，如果民众的生活质量、文明素养和幸福指数并没有多少提高，如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保障，GDP的增长对大多数中国人有多少意义呢？
由于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GDP增长，“科学发展”的结果是北京等几十个城市的PM2.5数值大幅超标，中国城市的地下水几乎全部被污染，上亿亩的农田重金属污染超标；构建“和谐社会”的结果是官民对立日益严重，群体性事件年年大幅攀升，国家维稳经费已超过国防经费。财富是人创造的，人的状况好坏决定财富和国家状况的好坏。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强大不是体现在它有多少GDP，而是体现在国家是否有公平正义，是否尊重公民的生命、健康、劳动、创造、自由和权利，是否建立了能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公民自由权利的民主宪政制度。
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不是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而是中断了俄国通过立宪会议实行民主宪政制度的道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比沙皇统治更黑暗，与“社会主义”、“劳工翻身解放”都毫无关系的“党权国家主义”（即党权国家奴隶制）。“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竟然成了“中国逻辑”，终于使中国走上了党权国家的不归路。赫鲁晓夫撕开苏联（斯大林）专制统治的黑幕，表明俄国人已开始觉醒，没想到中国人比俄国人更钟情于“党权国家主义”，不依不饶地大批赫氏的“修正主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埋葬了苏联的“党权国家主义”，是对“十月革命”的拨乱反正，也顺应了世界潮流和俄罗斯人民的意愿。然而中国人再一次被激怒，大骂戈氏和叶氏为“共产主 义的叛徒”（不是“修正主义”吗？）。俄国人迷路，中国人跟在后面走，俄国人走出迷途，中国人继续在迷途上走。
西方文明既有民主人权的理念，也有专制极权的信条。中国人说“绝不搞西方那一套”，而中国正在搞的来源于马克思、列宁的“党权国家主义”，不还是“西方那一套”吗？中国逻辑“绝不搞”的其实只是“民主人权”那一套，尽管中国的《宪法》上也写着“民主、人权”的字样。
中国逻辑认为，主权（包括领土）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绝不能讨论，也绝不能退让的。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当然应该收回。比钓鱼岛更有价值的海参崴（1945年斯大林答应50年后归还中国）也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是不是也应该收回呢？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历来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现在有幸又出现了一批具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先锋队”和“先进分子”。因此，中国逻辑认为，只要发挥“先进分子”的榜样作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要管党”的制度建设，就一定能够通过道德自律和制度自律，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而西方国家依据“人性恶”和“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原理，设计建立的什么公民选举、言论自由、分权制衡的民主宪政那一套，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市场经济在释放人的创造力的同时，也十倍百倍地释放了人的贪欲，而权力与经济的结合更会使贪欲达到疯狂的程度。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须严格禁止权力与经济相结合、官与商相勾结。中国特色的由政府（党）直接控制经济的体制，为父官子商、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大开方便之门，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如污水横流，浊浪排空。大官小官，亲朋裙带，争先恐后，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大捞一把，不捞白不捞，捞一把是一把，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看那些大小贪官前腐后继如过江之鲫，依靠失去监督的权力，台上台下，门里门外，幕前幕后，小人君子，辗转腾挪，倒批文、倒指标、倒项目、倒石油、倒汽车、倒军火、倒地皮、倒房产、倒外汇、倒原始股、倒法人股、倒企业重组改制、倒公司兼并上市，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倒得中国昏天黑地。总之，什么钱来得快来得多就倒腾什么，瓜分着中国最后的晚餐。
什么纪委、反贪局、检察院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多少反贪局长自己就是贪官。有人向某纪委举报一名官员的严重腐败行为，纪委竟然让该官员写一份以后不再犯的保证书了事，这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没搞错吧？什么改造世界观，理想信念教育呀，在金钱美色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看看雷政富的反腐败报告，那么义正词严、掷地有声；读读衣俊卿关于“理论自信”和“理想信念”的文章，何等高屋建瓴、气贯长虹，你就懂了什么是李贽说的“阳为道德，阴为富贵”的两面人。
著名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即使不算那些受到权力保护而未被揭露、未被起诉的贪官，中国的官员群体也无任何“先进性”可言。事实上，中国并不存在一种具有“先进性”的特殊人，任何人掌握了权力又不受监督，都有可能腐败堕落。同一系统的权力有隶属关系以及相同或相关的利益，是不可能有效进行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也不可能构建出一种真把自己关在里面的笼子的。就是有了这样的笼子，一时把自己关起来了，钥匙在自己的手上，只要自己愿意，随时都可以出去。没 有公民监督，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分权制衡，造这样一个自己关自己的笼子，如同是儿戏。
官场腐败禁而不止、越反越腐的示范效应正在悄然扭曲中国社会对贪腐行为的评判标准，形成了贪腐行为的“中国逻辑”。很多人不再以贪为耻，以贪为罪，而是以贪为荣，以贪不到为恨、为憾。能贪得到、贪得多说明他本事大、能力强、有地位、有权力，让人们又羡慕又嫉妒。很多人恨贪腐，其实内心深处恨的是自己没有贪腐的权力和机会。偶尔有贪官被揭露出来，人们只是觉得他运气不好，如同在马路上出了车祸，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干、都想这么干嘛。按今天的标准，贪个几百万，有一两个情人，只能算小儿科、毛毛雨，都不好意思说。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于社会来说，不怕有人贪，就怕人人都想贪，都在惦记着什么时候也能贪一把。广州市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回答记者问题时 竟然说，她长大了想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这是多么可怕呀！对贪腐是非颠倒的“中国逻辑” 已经污染了整个社会，玷污了孩子的心灵。中国还有未来和希望吗？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全国人大代表叫申纪兰，从1954年开始到现在，她已经连续当选12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曾十分荣耀地说，50多年来她从来没投过反对票。也就是说，搞计划经济她赞成，搞市场经济她也赞成；“反右派”她赞成，平反“右派”她也赞成；搞“人民公社”她赞成，取消“人民公社”她也赞成；打倒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她赞成，为他们平反她也赞成；发动“文革”她赞成，否定“文革”她也赞成。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申纪兰有前后矛盾的认识和判断并不奇怪。问题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申纪兰这样只会举手而根本没有代表人民参政议政能力的人为什么还能成为“人民代表”。是人民需要她还是中国的政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她？申纪兰是衡量中国政治的一种标尺，她告诉我们，人民 进步了，“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在原地踏步；社会进步了，中国的政治还在原地踏步。“任凭你千变万化，我自有一定之规”，这是不是中国政治的一种“中国逻辑”呢？
有人去面馆吃牛肉面，因为面里没看到一块牛肉，就气得问老板，牛肉面怎么没有牛肉？老板十分淡定地说：“别拿名字当真，难道你还指望从老婆饼里吃出老婆吗？你什么时候看见人民大会堂里面坐过人民？”牛肉面里没有牛肉，老板拿老婆饼和人民大会堂来辩解，显然是强词夺理。但这位老板的话里还有另一层含义：人民大会堂里没坐过人民，就如同老婆饼里吃不出老婆，是理所当然的。面对牛肉店老板近似于荒诞剧的“中国逻辑”，我不知道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