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志彬 转载自：作者博客
自从在瓦努阿图建设诺和西海社区以来对国内的事件关注的越来越少，毕竟中国的事离我的社区很远。但最近忽然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一件事就是随着对三星堆新的发掘活动展开，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来源问题又成了热门话题。因为我在2016年8月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也在我的《人性兽性各走半边》的第五章《兽性中的人性之光》中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与在殷墟出土的殷商青铜器做了比较。对于我来说，结论是很清晰的，就是三星堆青铜器是明显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即使按中国官方公布的三星堆文物时间最早只有3200年来比较（坊间有三星堆文化实际有4600年历史之说），其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远远高于同时期的殷商青铜器，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受中原地区影响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从逻辑上说，哪有技术差的人去影响技术高的人，反过来还差不多。在书中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三星堆博物馆对这些铜像文化来源依然是沿用过去官方的说法，说是北方羌人在青海分支，一支向东，经甘肃到中原；另一支南下进入四川，发展了三星堆文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博物馆有个说明，指出中国文化经横断山脉传到缅甸、印度。既然中国文化能够经过横断山脉之间的通路传到南亚，为什么西亚人不能经过同样的通道进入四川，发展了三星堆文化。除了铜像中的人长相酷似西亚人以外，三星堆里以黄金做饰物，使用权杖，对太阳和鸟的崇拜也像极了埃及人的习俗。”
我到网上去查了一下，中国考古专家们在公开讲话和文章中都避而不谈三星堆青铜器的问题，而是大谈在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玉器，说这是古蜀文化受中原地区影响的证明。对三星堆的青铜器技术高过同时期的殷商青铜器技术的问题这些专家们根本就没有回答。其实考古学家顾左右而言之的原因在一篇署名赵成霖的文章说得很清楚，这篇于本年3月21日发表在红网的文章这样说道：“相关不实之词（三星堆外星来源说和西亚来源说）不仅会给中国考古界扣上了一头“黑锅”，有损其公信力，更会误导考古小白们从根源上否定华夏文明的正统性，从而缺失文化自信。”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承认三星堆文化高于中原文化，如果承认三星堆文化不从属于中原文化，那么，中央引领地方，进而统治地方的逻辑关系就不复存在。文化的优越性既然不存在，那只能是一种暴力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正统性。如果三星堆文化来自西亚，还比中原先进，那种认为华夏文化好过任何一种其他文化的断言自然要破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没有了抓手，爱国者们的满腔热血就不知道要洒在什么地方了。
第二件事网易新闻转载了新华社的一个通稿。里面说一个籍贯江西九江的吴姓男子从国外回来，从3月1日起被隔离14天，15日解除隔离后乘火车从南京返回江西九江，在九江又被隔离，于16日检测查出新冠病毒，并于20日出现发热症状，确诊为新冠肺炎。而南京的张某3月16日乘火车前往南昌办事，与吴某同车，也于3月17日被隔离。在17日和18日张某两次核酸检测为阴性，第三次（3月25日）检测呈阳性，26日就出现发热症状，江西疾控中心检测证实吴张二人的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高度同源。因此通报中将吴某列为传染源，张被吴传染。
在讨论这个消息之前，我们先确定一下基础知识，这也是逻辑的起。新冠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几天，一般会在一周内发病，最长不超过14天，所以世界各地的隔离时间都定为14天。吴某从国外回来，经过了14天隔离，肯定也经过多次核酸检测，确定没有感染新冠病毒才被放行。吴张二人的交集在火车上，那么谁传染了谁呢？从逻辑上说，两个人都可能是传染源。相对而言，张某传染给吴某的可能性更高，因为毕竟吴某刚经过隔离，经历过多次检测。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有第三者将病传染给了吴张二人。但是，官方根本不考虑其它两种可能，直接就将吴某视为传染源。原因就是，庆功会已经开过了，官方宣称中国本土的新冠病毒已经被消灭，如果还有病毒，那就必须是境外输入的，不然领导多没面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屡次出现在汽车零部件包装袋上、冷冻食品里发现新冠病毒的奇闻的原因，发现了病毒就必须是国外输入的。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产检测剂的准确率实在是个大问题。吴某经过隔离，检测，肯定也是多次；张某前两次检测阴性，后一次才测出阳性，与有流言说中国产的核酸检测剂准确率只有30%的说法基本吻合。这里又延伸出一个问题，既然测试剂错误率如此之高，如此不敏感，那么测出阳性时就一定准确吗？
测试剂准不准确的问题不是老傅这篇文章的重点。这篇文章的重点是逻辑。
按照逻辑，既然三星堆青铜器的锻造技术远远高于同时期甚至是更晚的中原青铜器，那么三星堆的青铜器技术就不可能来源于中原地区而是另有来源。加上地理位置，铸造细节，三星堆文化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超过受中原文化影响是大概率事件。
同样按照逻辑，存在着吴某在回家途中被感染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被根本忽视，吴某的国外经历成了官方最好的病毒来源解释理由。
这种违背逻辑的断言的背后都有各自的考量。前者因为要维护中央统治的正统性和中国文化的独创性和特殊性，以证明中国政体走与别人不同的道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后者是为领导避讳，要证明领导永远正确。总结起来，在这两件事情里中国官方虽然没有按逻辑行事，但他们有自己的行事规则，老傅将这种规则称为权力逻辑，即按照权力需要编造谎言，愚弄民众，以保证自己的统治能够继续。
权力逻辑的流行当然对中共的统治有利，但是对国家民族的长远却极为有害。
首先这种权力逻辑侵害求实精神，造成没有人对事实感兴趣，只为迎合领导而找借口的社会风气。
其次这种权力逻辑伤害真正的逻辑，全体中国人将被愚蠢化。
最后，以上两点相加，中国的创新精神和科技水平将永远落后，永远不可能走出抄袭剽窃的模式。
所以，中共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要清除这种负面影响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从这里我们也会理解，为什么中共不喜欢在学校中教授逻辑学。因为逻辑学除了教授人们进行推理之外，还会教会大家在推理之前要确立事实，而事实的确立又要以人类的常识为基础。中共从来就以混淆常识为自己生存的法宝，利用例如大河无水小河干，党养活了人民这类与人类常识完全背离的断言来构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
因此，回归常识，学好逻辑，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看来我要赶紧完成《如何识别谎言——逻辑的理论与实战》一书的整理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