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晚间去家附近新开不久的盒马超市，买了点东西，付账时却发现，自助无线支付必须先下载盒马APP，绑定支付宝之后才能付款。
当然，另一个选择是付现金，听说也是被投诉后才开的（因为拒收现金违法），但现在我也都习惯了不带现金出门。在店里试着下载，网速慢，许久都没成，实在很厌恶这种被胁迫的感觉，一怒之下不买了。
盒马作为阿里旗下的店，为什么支付宝还不能直接付？显然，这考虑的根本不是消费者的便利，而是趁机逼迫你下载盒马APP，是一种绑架消费者的霸王条款。要使人改变行为，通常有几种办法：说服、引诱、激励，但在我们这里，通常就只有胁迫。
1、跟不上就被边缘化
这种强制推广的逻辑，在国内生活中比比皆是：在菜鸟驿站取个快递，之前取件码还能在淘宝上打开，现在必须先下载APP才行，这还不能一怒就快递都不要了；去银行办个资金证明，也非要你下载手机银行，注册、再申请，明明柜台十分钟就能办的事，能折腾上两三个小时；上海一些地铁站里，交通卡充值原本柜台很便利，但前年底就不再提供这一服务，只能去新机器上自助充值。
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遇到的都是这样的逻辑，给人的感觉是全然不“以人为本”，而只想软硬兼施逼迫你“进步”，采用最新的技术。虽说“顾客是上帝”，但你甚至没有权利选择，为此他们可以尽量把选项减少，迫使你只能被撵着往那条路上走。哪怕先让人尝试几次，再引诱着逐步改变行为也好啊，它不是，想要你一步到位。
如果真从用户角度出发，那么本应力推Web这样的开放平台，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是APP这样全面收集用户行为信息外加终端绑定的东西大行其道。即便有时打着“便利”的名义掩护，但自助购物结账、返券、满减最终其实都旨在诱导更多的消费，并通过算法的逻辑，暗中侵蚀用户自主的选择权。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买什么、不买什么，选择是否用它们的APP、小程序，甚至选择是不是用智能手机，但这种选择也正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难。
对一时难以习惯的人们来说，这是痛苦的体验。且不说还有很多人没用上智能手机，就算是已经开始用上的，毕竟适应起来也很慢。有些老人甚至都根本不敢出门——去医院要手机 APP 挂号、买东西手机支付时被强迫关注公众号、饭店点菜必须微信注册扫码、在家玩电脑各大浏览器每天抢占默认浏览器、各种来历不明的软件骗你安装，他们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
2020年疫情之后，健康码成为各地新的治理手段
对习惯了新技术带来便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觉得这是好事，但对很多老人来说，却每天都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我一位朋友的老母亲，也想网购，但又学不会，于是每次要买东西了，就在微信上告诉女儿，女儿在加拿大上淘宝买好、付款，再在国内下单。
有类似处境的恐怕并不在少数。最新CNNIC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普及率70.4%，意味着仍有4亿多人是不上网的。老人就更不用说了，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调查，60岁以上国人中仅有23%的人上网。然而，当下急速推进的网络基础设施却极少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他们要么“被逼进步”，要么就一步步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
这并非耸人听闻。去年疫情期间就出现过这样的事：一位六旬大爷没有智能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也就不能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无奈徒步956公里外出打工，连宾馆也不能入住，以至只能露宿公园。另一位老人搭乘公交车，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无法扫健康码，不仅司机拒载，还遭全车乘客谴责，连警察的说法也是“没手机就下车”。
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如今很多景点都已改为无人售票，尽量减少接触，一些人甚至尚未反应过来，就发现在自己国家一点点变得处处难以通行。在欧洲、日本都有很多不肯或不屑使用智能机的人，原因不一，但都不影响他们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而在国内，这几乎需要要付出英雄般的努力。
我一位朋友出于隐私的考虑和对APP的反感，多年来一直都只用老式手机，但在疫情之下也终于破功，因为没有健康码，几乎寸步难行，这已经变成像身份证一样是公民必备了——夸张点说，不获取较新手机（或系统），甚至可能无法使用公共服务。
国内的公共服务，经常像是只服务于“主流人群”的，以至于网上有人嘲讽说：“众所周知，中国没有老年人、没有农村人、没有穷人。”——这个清单可能还得加上女人、残疾人、性少数者、上访者、留守儿童、性工作者、消失的女婴，以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人。
我们这个国家，一面在鼓励、甚至恨不得强制多生，俨然人口再少下去就会国将不国；另一面又在无情地、大规模地淘汰或驱逐那些根据某种标准显得“多余”的人。
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背后，隐现出一种治理逻辑，它对待国民就像对待移民：要人，但只要符合标准的人，而这标准，可能是“高端人口”，也可能是“跟上时代观念”。
2、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在近百余年来的变革潮流中，差不多每一代中国人都经历过这种被时代洪流所裹挟、冲刷的感觉，它假定：朝向未来的新变革总归是好事，而任何跟不上这个不断加速的历史脚步的人，都是不值得同情的，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语）。这种内在的逻辑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今天更多带上一点“技术进步”的色彩罢了。
这样一个社会，就像是背后有人紧追不舍一样，所有人都在狭窄的道路上奔跑，有人晕厥，有人赶不上步伐，但旁边维持秩序的人还在不断催促：“快跑！快跑！别停下！”很少人慢下脚步，更少有人停下来反思。贾樟柯前些年因此说过：“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
且不说那些还没有智能手机或用不习惯的弱势群体，在这个跑步前进的社会中，一个人若想要抗拒变化，保有原先的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难。抵制新技术生活方式、不上网、远离社交媒体，这种新卢德主义尽管在欧美也一样难，但至少是能做到的。
2016年，曾任耐克公司高管的Erik Hagerman就决定在俄亥俄州自家的养猪场践行这样的生活，虽然也有人嘲讽他这其实是一种绝大多数人都享受不到的奢侈，但要在中国做到这一点，恐怕更难得多了。
和欧洲不同的是，国内很少有人担心权力通过新技术来驯化大众，而少数不信任/不善用新技术的人，到头来也只能被权力与资本联手挟多数人意志所推进的新技术所胁迫，直至无处藏身。
如果说在国外的思路是“只要还有人有可能无法接受新科技，那就需要为这些人留下方便之门”，那么在国内的思路则是：“只要我上了新科技，你们就全都要适应，不适应就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已被社会所默认，最典型地体现在你遇到不便时，很多人的反应不是觉得这些有何不合理，而是“你该换手机了”。
有必要认清这一点：“新”并不一定意味着“好”。事实是，新技术对个人的生活的入侵更为深入，个人隐私更难保障，对信息的控制和操纵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剥夺。
正因此，现在年轻一代愈益反感各种APP对个人的不尊重，让你授权给它很多根本与APP内容无关的个人信息——如果你不授权，就不能使用。
现在的问题还不只是“被逼着进步”的那种被催促、被裹挟的不适感，而在于这并不服务于某个宏大的国族目标，而只不过是服务于企业的私利。像逼迫下载APP才能使用服务的做法，业内都清楚这仅仅只是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快速推进新业务，搜集更多用户信息。如果你问“难道就不考虑消费者的感受吗”，得到的回答是：“也就你不买了，别人都在用。”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企业明显是吃准了中国消费者的心态才予以区别对待。我有朋友回国时要买东航机票，发现中文网页要绑定微信，繁琐而不便，搞了半天都没买上票，他灵机一动切换到英文页面，什么都不需要，两分钟就买好票了。
可以说，权利正是在一次次退让后消失殆尽的，这种胁迫式的强制推动之所以能顺利实施，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强横霸道，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恰当地运用我们的选择权——哪怕现实中这样的选择并不多。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些商家对用户都充满了恶意，只是把你看作是榨取的对象而非服务的客户，只有完善法律法规保护个体权益，促进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才可能有一天让它们都从市场竞争中淘汰掉。但服务意识不会凭空掉下来，第一步首先是需要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我们有权要求得到更受尊重的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