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旭晖 转载自：网络
——黄耀明被廉署拘捕的逻辑思考
香港艺人黄耀明被廉政公署拘捕，继而被正式落案起诉，罪名是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12(1)（a）条，即“在选举中向他人提供娱乐，诱使他人投票予候选人”。翻查资料，他在2018年立法会补选期间为区诺轩站台，在竞选晚会唱了两首歌《每日一禁果》和《It’s My Party》，并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区诺轩。既然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外人自然难以评论，但任何正常人还是会思考：究竟什么是“娱乐”？这条法律明显没有定义。假如有关部门执法有明显选择性元素在内，如何令人心服？
不久前，有另一宗不太为外界注意的新闻：廉政公署落案控告一名2019年区议会选举落败候选人欧颂贤同一罪名：“廉署调查发现，两名街头艺人应被告邀请，于2019年10月10日在该选区内一个港铁站出口附近，进行了一小时歌唱表演。被告于六日后，即2019年10月16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一小时免费书法班。在歌唱表演及书法班进行期间，该地点均展示了一幅载有被告名字及肖像的直幡。被告有出席该两场活动，其助选人员并在场向途人派发传单，而被告亦有提交有关传单予当局为选举广告。”
在上述案例，街头艺人和黄耀明都是“娱乐提供者”，前者没有被检控，而后者有，相信官方解释是后者“提供娱乐”的同时，有证据显示有直接呼吁选民支持某候选人。至于谁是“街头艺人”则没有公布，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述逻辑，无论这两位“街头艺人”是否“职业艺人”，提供的娱乐是否达专业水平，并不影响立案。
于是，问题来了，纯粹基于法律条文的思考：假如黄耀明在区诺轩竞选集会唱歌是“违法”，那建制派在晚会唱歌，无论“提供娱乐”的是谁，根据上述定义，是否有唱歌（哪怕只有街头艺人水平）、又有呼吁投票予某位候选人，就是“贿选”？翻查纪录，这些例子非常多：
2007年区议会选举，民建联举行誓师大会，苏锦梁、蒋丽芸“一个手执咪高峰唱歌，一个弹吉他伴奏，一口气送上《我只在乎你》、《Devoted to You》及《强》等3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普通话、英语及广东话兼备，以照顾不同选民的口味”，“苏锦梁透露，他们会继续落区唱歌打气，最理想可以‘18区巡回演唱’”（《文汇报》报导）；
2015年区议会选举，梁美芬在选举活动请得李家仁医生献唱首本名曲《小明上广州》改篇的《小明撑美芬》，除了歌词明撑，李家仁也有呼吁选民投票支持梁美芬；
2018年立法会补选，陈凯欣与助献唱《强》、《壮志骄阳》（顺带一提，似乎郭富城的《强》非常受建制派青睐，几乎是歌单必备）；
2019年区议会选举，谭耀宗等民建联元老在誓师大会献唱《胜利双手创》。
当然，以上例子的“演出者”，都不是职业演艺人。但根据《防止贿赂条例》，并没有说明“向他人提供娱乐以诱使他人投票予该候选人”的定义；望文生义，只要是提供了“娱乐”，无论是否专业（即街头艺人也是艺人），而直接有“诱使他人投票”的呼吁，理应一视同仁地犯法。即使没有直接呼吁，但候选人以这些“娱乐”“诱使”选民，同样起码足以被控（见欧颂贤案）。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上述条例其实写得很简单，也就是没有定义“娱乐”，而廉政公署早前的行动，已经反映了不是以提供者是否“专业”定义是否“娱乐”。然而建制派的律师、高层，却还是以“是否专业艺人”辩解为何建制派晚会提供唱歌娱乐没有问题。从法律层面，他们的逻辑上大概可以这样理解：
在建制派晚会唱歌的人，都不是专业演艺人，因为平日工作不是以此为生，所以他们唱歌不构成“价值”，就不构成贿选；
听他们唱歌的人，同样不会把这种“演出水平”当作“娱乐”，因此也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就不构成贿选；
上述唱歌只是演讲等内容的一部份，不构成定义上可以另行拆解的“娱乐”。
然而，单纯根据条文理解：无论唱歌的人是否专业，他们的演出都是有“价值”的，有些政客唱歌、写书法更可以筹得数百万元，因此他们提供的“娱乐”，也可以说是海鲜价，随时比专业艺人更高。何况“百货养百客”，即使是在演艺界，也有不同路线，就像唱功非常不专业的张如城、夏金城等，也可以推出大碟；不能排除有选民偏偏喜欢听李家仁、蒋丽芸、苏锦梁等人的“唱腔”，觉得很“亲切”，认为到竞选晚会免费听这种歌曲，比去娱乐场所更有娱乐性，而且省回打赏的“开支”，因而投党友一票。
纯粹逻辑推论：假如黄耀明被控，李家仁为何安然无恙？
说到底，选举演讲什么时候变成“娱乐”，根本不可能定义。假如某候选人的说话令人发笑，这已经可以算是一场“栋笃笑娱乐”，那邀请“栋笃笑艺人”黄子华站台，是否已经违法？假如候选人本身就有专业演艺经验（例如特朗普），支持者到场感觉像观赏演出，是否算是“娱乐”？在香港，黄毓民、黄洋达候选人等在竞选期外，也曾举办收费栋笃笑演出，那他们在竞选期间假如演说精彩，是否就是“提供娱乐”？是否要他们演说沉闷，才不“违法”？就算艺人为建制派候选人站台不唱歌，她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容易令台下观众联想到某些娱乐场面；就像找黄耀明的拍档、“达明一派”刘以达正正经经的站台讲政纲，台下观众也很可能觉得是“栋笃笑”，那是否已经是一场“娱乐”？
上述建制派竞选演唱的案例当中，李家仁医生的案例最值得比较。
李家仁不是专业艺人，但具有艺人一般的知名度，虽然演唱水平不是专业，但演出经验可能远超于一般“街头艺人”。他的儿歌《小明上广州》红到发紫，YouTube其中一个版本的点击率就高达一百万，令李家仁从此成为网络红人，“小明系列”也长做长有，《小明坐火车》、《小明上东莞》等陆续有来，恶搞版本也非常多。相反黄耀明为区诺轩站台献唱的《It’s My Party》，知名度远不及《小明上广州》，和后者的百万点击相比，《It’s My Party》官方版本居然只有二万多YouTube点击。假如娱乐的定义是要“大众”，李家仁比主打小众另类的明哥，似乎更主流。
李家仁凭《小明上广州》，不断在无线电视《都市闲情》一类节目献唱，曾以“小明”造型拍广告，也经常被邀请在不同场合开金口唱歌，这根本就是演艺生涯。而在社会认受方面，李家仁曾长期垄断新城电台“劲爆儿歌颁奖礼”大奖多年，政府也不断找他以“小明腔”宣传各式各样的文宣，基本法、中港融合，都不能没有“小明”；而黄耀明十多年前，同样曾为区议会选举宣传投票，可见他们也曾是“同行”、“同路人”。那为什么李家仁医生为梁美芬议员的竞选集会站台、献唱、呼吁选民投他推荐的候选人一票，就不违法？
在法治社会，当条文过分模糊，处理办法，应该是真正的“完善”条例，厘清误会，而不是根据模糊的条例，作出被公众感觉可能是选择性的检控。如何厘清检控真的是一视同仁，而不是针对某政治立场的人，这是香港法治的最后凭借。相信全体香港人和黄耀明一样，都期待廉政公署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