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一中文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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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一中副校长王毓真夫妇投河自尽，至今鲜为人知。

王校长1940年代后期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在女一中当历史教员并且加入了北平中共的地下组织，1950年代中期调入北京市教育局。1965年，女一中校长杨滨离任，王毓真从教育局重回女一中任副校长（在没有正校长的情况下），那是文革的前一年。

王校长的丈夫顾传淦也是中共地下党的革命同志，熟悉他俩的老战友都知道，当初这对青年恋人相约“中国不解放就不结婚”。顾传淦是中共冀北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为迎接北平的解放，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工人抢修供电设施、保护电厂，使得解放军1949年晚间的入城式能够在灯火通明的街道上行进。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是继1966“文革”初期迫害的第二轮高潮。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以5月份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至1969年4月“九大”召开，全国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数至少在50万以上。王校长是1946年在北平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可她的入党介绍人拒绝为她证明。众所周知地下党是单线，一旦联系人拒绝予以证明，当事人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假党员”，百口莫辨，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只是2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几近严酷的审干，王校长都能过关，怎么到了“文革”，那老同志就翻脸不认账了呢？

“文革”期间个人档案的保密制度早就被各单位的人事干部破坏殆尽，一场彻底摧毁个人隐私的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王校长的罪名是“假党员”；物理老师王肃，二类右派；物理老师、青年教师张森，祖父是国民党军阀张作相，本人议论过江青；语文老师冯积善，祖父是前门瑞蚨祥绸布店老板，本人也议论过江青；英语老师傅敏，其父傅雷大右派，1966年傅雷夫妇自杀身亡，其兄傅聪叛逃波兰；史地老师房峻宜，印尼华侨，社会关系复杂。至于我的班主任胡筠若老师，她的罪名不好定，胡老师在女一中高中毕业并加入共产党，作为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有同事揭发她私下说过两句话：一句是“白色恐怖的八月”，另一句“军队是带枪的工作组”——刘少奇倒台后“工作组”就是坏词儿了。

揪出来的“坏人”分两类，一类现行问题，因言获罪诸如胡筠若老师，一类历史问题，因旧账或家庭问题获罪诸如王校长和傅敏老师。傅敏老师是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青年书生，外语念成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为人不尚心计更不善言谈，哥哥叛逃他必定里通外国，父母自杀他必定仇视文化大革命，这是文革的大众逻辑。文革的想象力同样匪夷所思，比如房峻宜老师，邻居反映他家在晚饭的时间传出筷子敲碗的有节奏的声响，被想象成发出特务暗号的通敌行径。房老师是东南亚归国华侨，父辈在国外还是华侨界的上层人士。

王校长和胡老师都曾在1966年的第一轮迫害潮中被关押、殴打、侮辱，她们毕竟是挺过来了。第二轮迫害从1968年春天开始，单独关押一直延续到了1969年，这一轮面对的不再是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小将，而是国家机器直接派出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所以受害者的绝望来得更深，王校长终于没能熬过那个漫长的冬季。

1968年12月12日她从关押的小屋逃出来（锁是怎么弄开的至今是个谜），在街上打公用电话从家里约出了她的丈夫顾传淦，北京电力系统的中层干部。两人一起来到西八里庄京密水渠的堤岸，这对把青春献给了解放事业的革命情侣，这对已经有着3个男孩的恩爱夫妇，久久徘徊在那个漆黑寒冷的夜晚，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们双双自沉了！

王校长的儿子们至今保持着缄默，因而这个生死相依的爱情故事，其中真实感人的细节，只能与他们不屈的生命一起淹没在黑暗里了。米兰·昆德拉告诉我们，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2)

回想“文革”爆发的1966年8月，女一中揪出来的老师可不少，女老师都被剃了阴阳头，斯文扫地。每天早晨先在操场上集合，站成两排，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接着就在红卫兵的监督下劳动，平整操场、打扫厕所或是做煤球。谁上厕所需要洗手，必须说：“报告：黑帮×××要洗黑爪子”。这个×××还不能是自己的名字，他们每人都有侮辱性的称谓，王右派，马右派，语文教研组长叫常大狼，政治老师姓胡叫狐狸精，佟副校长叫佟母鸡，报告时必须说：“报告：佟母鸡要洗黑爪子”。这时看守的小红卫兵就会一起开怀大笑，纷纷叫嚷：“佟母鸡，佟母鸡，快给我们下个蛋”。

高三(4)班的班主任刘红芳老师也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要求废除高考的第一封信，就是女一中高三(4)班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刘老师是个二十六七岁、刚刚结婚的年轻姑娘，受到党支部书记张乃一的信任，当了团委书记，干劲十足，被张乃一称做“关不住的小野马”。红卫兵把揭发批判刘红芳的大字报从校园贴到了她居住的胡同里，家门口的墙外糊满打着红叉叉的“刘黑臭”的大字报。刘老师最后得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养病在家，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要是通知她个什么事儿，都是一边进院儿一边叫：“刘黑臭同志在家吗？”根本不知她其实叫刘红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并号召“要武”，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北京的3所男校，四中、六中、八中与北京市新团委及市教育局共同发起了批斗“黑帮”大会，批斗对象有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长李晨等领导和四中、六中、八中的校长。在台上声泪俱下煽情的发言过程中，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向批斗对象没头没脸抽去，台上无人制止，台下齐声叫好。教育局长李晨的脑袋被打得鲜血直流，押他的红卫兵带他到后台，用凉水冲一下，再押回前台接着跪。“八一九”批斗会正是“八一八”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第二天，有“中央文革”支持，有新的团市委牵头，首开批斗会打人之先河，对中学红卫兵如何“要武”起着号召、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3天后的1966年8月22日，北京女一中的红卫兵也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批斗校党支部书记张乃一的大会。我记得那是一个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的晚上，台上跪着张乃一，台下跪着十几个老师，女老师无一例外被站在身后的女红卫兵揪着头发、拧着胳膊。只要听到台上的抽打声，台下一排女红卫兵就抡起皮带，朝跪着的老师一通抽打，我忘了是谁了，被抽得满地打滚嗷嗷乱叫。

当时这十几个“牛鬼蛇神”都是不能回家的，所谓关“牛棚”，其中8名女老师共住一间大教室，对女老师来说，比批斗会更痛苦的事情还在第二天。8月23日，女一中在学校操场搭台子继续斗张乃一，批斗会后，浑身黑墨水、几乎没有了人形的张乃一被拖进关她们8个女老师的大教室里，女红卫兵让女“牛鬼蛇神”往张乃一身上泼了几盆凉水，然后一个个揪着头发让她们跪在水汪的地面上。跪到晚上12点的时候，另一伙挥舞着理发推子和剪刀的女红卫兵闯进来，不容分说，按住女老师的头，咔嚓咔嚓连推带剪完成了八个鬼模样的阴阳头。

尊严没有了，人还是人吗？同样作为女性，今天的红卫兵能体味老师被剃了阴阳头的内心感受吗？！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这话是恩格斯说的，他还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

牛棚里女老师被集体剃阴阳头的那个夜晚，书记张乃一已经奄奄一息了，女红卫兵抓住她没有了鞋袜的两只青肿的脚，一路血迹斑斑把她拖到另一处单人房间等死。第二天早上，学校里有个总务老师叫王武健，转业军人，看到只剩一口气的张乃一，他对红卫兵负责人说，张乃一究竟有无问题要根据她丈夫李达的情况。李达是国家体委的副主任，于是电话打到了国家体委，那边说，李达的问题还没定性，就这样，张乃一被王武健等人用平板车拉到医院抢救，她是伤口感染引起的败血症，非常危险，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女“牛鬼蛇神”住在牛棚里，每个人的“床”是拼起来的3张小课桌，不但窄，长度也伸展不开腿，只能蜷缩着，铺有一条褥子，没有被子和枕头。睡觉的时候，她们既不脱衣也不脱鞋。8月底的一天深夜两三点钟，与女一中在同一条胡同里的男六中的红卫兵把一个“女流氓”拖进了这间牛棚，他们用带铜圈的皮带抽打她，皮带打下去，浅色的衬衣就渗出一道道血印，“女流氓”大声惨叫着。牛棚里女老师也不能幸免，她们同样被六中的男生毒打，王校长肩胛骨的鲜血染红了她的白衬衫。在另一个深夜里，学校的一名化学男老师（右派）被推进这女牛棚，女红卫兵用军棍把女老师睡觉的铁桌腿敲得巨响，喝令她们起来围着化学男老师跪成一圈，几名女红卫兵抡圆了带金属头的皮带狠抽化学男老师的后背，开始是一条条的血印，很快后背就血肉模糊了，男老师的呻吟越来越弱，最后趴到地上一动都不能动了。

这8名女“牛鬼蛇神”，除了张乃一是学校的书记，王毓贞和佟佩珍是副校长，勉强可算做当权派也就是文革初期针对的“走资派”，其他5名都是学校的普通老师呀，她们招谁惹谁了？胡筠若是政治老师，家庭出身不行的党员就是“钻进党内的异己分子”；团委书记刘红芳倒是血统工人出身，却是“张乃一的大红人”；语文老师王品端和魏景卿，课堂上讲毛主席诗词贬低了伟大领袖，是“现行反革命”；美术老师樊尔萃年纪最大，不但与世无争还患有不断摇头的风湿性舞蹈病，就是因为音体美组的周屏老师，看她不顺眼，把她送进牛棚的，樊老师住的是自己的房子（那时绝大多数人都租住公房），她的罪名是“房产主”。

革命干部出身的体育老师周屏，她出于公愤也出于私仇，公私兼顾把音体美教研组能找出点儿问题的老师挨个斗了一圈，把樊老师送进了牛棚。文革的潮流是学生斗老师，如果老师斗学生，肯定是“人咬狗”式的奇闻，如果不是自己亲历的话旁人很难相信。1966年我在文联大楼（父母的工作单位，父亲是中国作协第一批被揪出的黑帮分子）没事儿瞎转悠着看大字报的时候，偶遇周屏老师带着几个初中红卫兵，我竟然被周屏老师喝令“站住”！幸亏我那时年纪小十五六岁跑得比兔子还要快，周屏老师边追边喊，声音洪亮，虽然没追上，但是周屏老师高昂的追斗喊打声至今留在我少年的噩梦里。

女一中像周屏老师这样的成年人还有，那是一个全民疯狂的时代。学校的杨姓工友，原为泥瓦工兼传达室看门，因出身贫苦成了文革劳改队的监工。劳改队从学校的东院把煤末抬过马路送到西院，运水合煤，老师们用双手捏攥成一个个的煤球晾干。在学校西头的望虹小院里，每天都能看到挂着牌子席地而坐的“牛鬼蛇神”和满地排列的煤球。后来，杨监工不知为何往煤末里掺进了大量的石灰，使得劳改队的老师们双手溃烂、黄水直流，攥煤球时个个疼得龇牙咧嘴，直到几十年后，胡老师手指间的伤疤还隐约可见。而学校里另一位出身富农的工友马铁山，则在1966年夏天上吊自杀身亡。

杨监工是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大老粗没半点文化，他那时最热衷的娱乐就是观看劳改队的老师们表演《牛鬼蛇神嚎歌》，不管什么时候，一旦心血来潮，他就命令这些被剃了稀奇古怪阴阳头的知识分子站成两三排，低头弯腰，两手高举表示投降，边唱边晃动身体，唱到最后一句“把我砸烂砸碎”的时候还要全身匍匐到地上，这时他那张愚昧的脸上就会现出满足、自得的神情。后来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来到这所位于天安门旁、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中学参观学习，一天加演几场是常事。我曾经远远驻足观看过一回，那回还没等牛鬼蛇神们最后趴下嚎完，外地参观的人群就无声无息散开了，没人看了。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他们到北京来学习取经，但是他们实在看不下去了。

(3)

那时最惨的自然是书记张乃一，女一中头号当权派，在初中部的望虹小院，我每天去学校都能看到她蹲在一个大大的水泥石灰坑里，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灰色水泥，完全没有了人形，只有一双眼睛发出幽怨的绿光。初中的红卫兵经常拿皮带去抽她，高中红卫兵也去找她问话。听说张乃一后来最耿耿于怀的是谁打过她，打她的人是什么家庭背景，父母是干嘛的？张乃一是开国上将李达的夫人，1958年从中央监委调到女一中任书记，所以她考虑的是上层官场高干之间的暗斗与她文革受虐待的关联。其实她用不着费心猜测，打她的红卫兵的父母未必与李达将军有过节，全部都是她在女一中遵循党的阶级路线而特殊照顾、精心培育、捧在手掌心的革命干部的红色后代。

中学的阶级路线，就是强调重用红五类出身的教师和激励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压制非红五类。红五类学习好就是为无产阶级争了光。在高中部，黑五类出身同学会做的数学难题，红五类说：敌人磨刀我磨刀，我们也要会做。高三年级的一名烈士子女曾经受命于班主任每周去训斥一名东江纵队的后代，要她认清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女一中位于天安门西北角的南长街，学校欢迎外宾的任务频繁，而且几乎全校倾巢而动。每到这时候，每间教室都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关在里面做作业，不允许走动。有个同学临时来了月经，要去商店买卫生纸被阻挡在校门口不能出去，她悲恸地大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贯彻阶级路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入团。文革前，入团入党就等于取得了一张进入主流社会的特别通行证。胡红星老师是我上初一时候的班主任，我们班同学知道她苦苦争取了8年都没能加入共青团，就是因为她父亲在香港。后来她坚决要求到农场劳动，累得腰肌劳损才终于在农场入了团，这时她的年龄也该退团了。而学生里一位元帅的女儿，学习成绩糟糕，人还吊儿郎当，甚至穿着拖鞋到教室上课，在张乃一的关照下，上高三后她第一学期入了团，第二学期入了党。……正是在党的阶级路线指引下，在一部分人时时处处被灌输原罪意识、罪恶感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的特权意识、优越感越来越膨胀，以至1966年8月终于形成总爆发，红卫兵到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草菅人命的地步。

当然这前奏曲的作者不是张乃一们，而是刘少奇。读王光美《桃园经验》就能知道，对于毛所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唯成分论、扎根串联、搬石头，抄家和喷气式也是桃园发明的。至于刘少奇的悲惨下场，印证了中国法家人物的命运多为“杀其身而用其刑”的史实。

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是中学文革的大事，多少年后有个高一的学姐告诉我了她在那历史性的24小时里所承受的压力。她的出身是资本家，8月17日，接见前一天的下午，她班里的红卫兵找到她说，明天毛主席要接见革命小将，你不能参加，但是你今天晚上必须住到学校里来，不得离开，为了保证明天天安门广场的安全。她才是17岁的中学生呀！她哭了，她哀求说，我是要革命的，请相信我，我也要参加，我要见毛主席！红卫兵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今晚8点必须到校。她回到家里看到妈妈还在做饭，妈妈那天下班晚了，她没吃饭就按时回到学校，妈妈做好饭追到学校，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谎称要在学校值班。她们班那天晚上被要求在教室里过夜的还有一个女生。

第二天8月18日上午，她发现各班都有她这样的同学。当女一中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整队出发去天安门广场后，她们几十人被集中在学校的大食堂里，面对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其中有两个初二的她认识，都在学校篮球队，但大家闷闷的相互不打招呼。电视机里人群沸腾，旗帜飞舞，欢声雷动，口号震天，电视旁的这些女孩子们鸦雀无声，食堂里是死一般的沉寂。

女一中文革还出现学生斗学生的情况，比较公开和激烈的主要在初中部。那天我路过初一(4)班的教室，从窗外看到一个小个子女生被斗，她弯着腰把头塞在课桌的位子里，极度弯曲的背上还压了两块砖头，天哪，她才是初一的小女孩啊！

初三(5)班的团支部书记许慧云出身于普通劳动者家庭，她因为说了“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这句话，被同班红卫兵带领同学围斗，从教室斗到院子里，斗着斗着就动起手来，我看到许慧云被打得躺倒在地上，竟有女同学拿脚去踩她的肚子。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女一中没人再见过许慧云，无论学校校庆还是同学聚会，像人间蒸发一样她了无踪影。

我们初三(2)班团支部书记赵留柱也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中农家庭，突然在班里被揪斗。红卫兵说她发展团员没贯彻阶级路线，大概因为红卫兵里有人还不是团员。文革后她很委屈地对我说，女一中发展团员的事，都是班主任老师说了算。赵留柱到山西农村插队时嫁给村里一个复转军人，始终没能回到北京，50岁那年她突发心脏病死在山西大同。

(4)

1966年底，学校里的老红卫兵都争先恐后出去串联了，劳改队自行解散。女一中有个窗口负责开介绍信，不是红卫兵的普通同学拿到介绍信也能免费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介绍信的内容很简单：只写明持信人的家庭出身。黑五类同学一般就不找这个麻烦了，既不出去串联也不去学校，就在家里猫着。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校园冷清了一段时间。

之后的几个月里，陆续回到学校的学生纷纷起来组成革命造反队，批判刘少奇压制群众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红卫兵成为批判对象转而消极对抗。老师们包括初期受迫害的老师也按照各自的观点分别组成了战斗队，千姿百态的群众造反派组织遍地开花，有的也叫红卫兵，为了与初期的老红卫兵区别开来，史家把这两个不同时期的红卫兵分别称作血统论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主要是打派仗，大学的造反派分成“天派”和“地派”，北京中学的造反派分成“四三”和“四四”两派。

为了收拾天下混战、一盘散沙的残局，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968年春天，解放军军训团进驻了女一中，军训团给每个班都配备了一名现役军人当“排长”。军训团的第一项工作是实现“大联合”，从班级到学校，化解“四三”和“四四”两派的对立情绪；第二项工作是进行上山下乡的大动员和毕业班分配。

女一中上山下乡的潮流并不是无序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是分期分批严密掌控着的。解放军军训团和几个被“结合”的老师主持了上山下乡的分配工作，首先是对每个学生严格审查、区别对待，贯彻以家庭出身为标尺的党的阶级路线。就拿我所在的初三(2)班来说：作为毕业班的初三(2)有学生45人，出身于红五类的15名（包括两名没有被吸收进血统论红卫兵、确实出身于纯正底层劳动人民家庭的），其中有3人分配到制造坦克装甲车的代号618的军工厂，1人分配到国营棉纺厂，1人分配到手工业管理局系统下属的街道小工厂，1人分配到新华印刷厂，1人分配当小学老师，4人通过家庭后门关系参军，只有4人上山下乡，红五类当“知青”的约占红五类的26.6%。非红五类30人，有3人分配到北京手工业管理局下属的街道小工厂，其余27人去了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和云南上山下乡，非红五类当“知青”的占非红五类的90%。

这个班的统计表明，学生中红五类出身的比例占33%，非红五类占67%，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红五类有26.6%当“知青”，非红五类则有90%上山下乡。从北京城里的女中学生转化为奔赴穷乡僻壤的女知识青年，这是一支即将启程去历尽苦难的大军，她们显然无暇他顾了，甚至都不再回望一眼曾经引以为自豪、而今支离破碎的母校。

然而学校里的文革运动并没有因为老三届学生大军的撤离而停滞，1968年春天，党中央要求对“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进行大清查，女一中再次揪出了一批老师，对他们每个人都设立了专案组立案审查，单独关押，日夜监视，关押时间长达9个多月。

老三届已经或即将离校，清理阶级队伍的主力军既不是文革初期的血统论红卫兵也不是后起的造反派红卫兵，而是军训团领导的学校教职员和1968年就近入学的六九届小学“毕业”生。女一中不再是女校了，改名一六一中学。北京女一中的前身是1913年建立的“京师第一女子中学”，当年革命先驱李大钊从北洋军阀手中为第一女中争得这处中南海旁花神殿的校址，那是男人发现女人的价值也是女人寻觅自身存在意义的时代。京师第一女子中学后改名“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1913—1968，经过55年的嬗变，北京女一中出了男生，文革认为女校是封、资、修的产物，要砸烂。

六九届新生入校后，每到上课铃声响过，自有几名班干部从牛棚把这几名“坏蛋”老师分别押往各班教室。“坏蛋”老师在口号声中被推搡着站到讲台上，低头弯腰，两只胳膊往后蹶，“喷气式”不但要做到位而且要坚持到批斗会结束，学生站起来念他们手中千篇一律的发言稿，由于文化程度太低，往往连批斗对象的名字都读不准确，3个字要读错2个。对这些小学都没毕业的孩子们来说，开这样的批斗会纯粹是为了应付成年人，应付军训团和学校。他们在小学已经司空见惯这场面，那时还可以武斗，现在不允许武斗了，他们愈发弄不清这一个个蹶着的究竟是咋回事儿？这样的批斗会在他们刚入学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等各班都轮过一两遍就逐渐减少，这几个“坏蛋”老师，作为新生入学阶级斗争教育的活靶子，大约每人平均蹶了三四十场。

新生对“坏蛋”老师残存的兴趣并不表现在对他们来说过于深奥的批斗会上，他们喜欢把脸贴在单人牢房的玻璃窗上，冲着关在里面的“坏蛋”老师龇牙咧嘴扮鬼脸，或者通过门上方斜开着的窗户往屋里扔砖头和石块，更“勇敢”一些的则拿了长竹竿，踮起脚从上方伸进去捅“坏蛋”取乐。学校专案组还挑选出几名男学生组成看管单人牢房的“保卫组”，保卫组手里掌管着每个关押房间的钥匙，“坏蛋”老师上厕所要报告，他们拿钥匙打开房门。这个极其简单的开锁的动作，对几个男孩而言也竟然有人性善恶的高低之分？而胡筠若老师，她在自己那段受苦受难的灰暗记忆里居然还能发掘出一点亮色，真让我大跌眼镜。

下面全文附上胡筠若老师1998年4月21日发表在《北京晚报》文艺副刊上的短文《叶六》：

1968年，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期间，曾和几名学校的干部教师被关押在学生宿舍的“牛棚”里，为防止我们串联，每人都单独锁在一间小房中。还设立一个“保卫组”，派五六名男生负责看管我们，保卫组的组长叫叶五一，同学都叫他叶六。

回想那时，我的神经好像早已麻木，对诸如受冻挨饿、听训受辱之类已无多大反应，只有一件事觉得实在难过，就是不让上厕所。当你眼巴巴盼着“看守”走过你的窗前，赶紧说声“报告！上厕所！”你却总是听到“等会儿再说”的答复，而且之后就不见了“看守”的身影，于是你就得再等人、再报告、再申请上厕所……那种焦灼无奈，真是度分钟如年啊。

可是，如果赶上叶六值班，情形就不一样了，他听到有人喊报告，几乎回回都一次批准，而且还会马上用他手中的钥匙给你开锁放行，当时保卫组里最让我们发怵的是一个外号叫“四眼儿”的男生，他要么根本不来巡视，要么偏不准你上厕所，还常提个棍子挨门敲打，吼着叫你“坦白交代”。但“四眼儿”最服叶六，只要组长在，一切就都好办。一次，校医允许我去外面的医院看病，碰上“四眼儿”值班，我正心里嘀咕，叶六来了，他仔细看了医生开的假条，咬着嘴唇寻思了半晌说：“可以批准你，但要知道，让你看病是为了你好好交代问题”。我点头含泪离开“牛棚”，从这孩子给予我的短暂自由中，我似乎享受到一次“人”的待遇。

在和“保卫组”学生的相处中，看到有些孩子这么小就学会了以斗人为乐。接受着这种戕害灵魂的政治训练，心里真为他们悲哀，因为这些都会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积淀下非人道的兽性。

不过，老实说，就是对“四眼儿”这样的学生，我也恨不起来，他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啊。这些本该全心读书、快乐成长的少年介入了这场如此复杂、颠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我们怎么能对他们求全责备呢？不过，当你遇到像叶六这样心地善良、比他的同龄人少了点任性的少年人，又怎么能不感觉在你灰暗的日子里多了一份光明？

从那时起到如今，30年的风风雨雨，我忘记了许许多多，而叶六这个少年的美好形象却一直珍藏在心。我相信人事有缘，我企盼着和叶六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