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志强 转载自：《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
不是所谓的“高干子弟”
我出生在一个“红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
对于我的出身，社会上有各种传闻和猜测，认为我是一个所谓“大”公司的经理，就一定是通过“红”或“官”的帮助，而不是靠个人的努力而得到的。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我这个“官”连个七品都不够，只不过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最初建立时只有20万元借款的注册资本金。而我在进入华远公司之前，至少还是个直接归市联社直属管理的企业中的“官”，管理的资产规模远远大于刚成立时的华远。而一个中央部级的退休高官，又为何隔着不同的行政管理渠道、差着无数的级别，为我去谋这样一个小“官”的乌纱呢？
【 “我很清楚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做人最高的追求是什么？我不想丧失自己的尊严”。– 任志强】
我爱我的父亲，尽管他没有那么高的职位，无论是“文革”被打倒时，还是社会在攻击“官二代”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我父亲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诉所有人我是他的儿子。我没学会“大义灭亲”，不仅是因为我在那个红得发紫的年代没有被污染，而且是因为我从来都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更坚信他们那一代人的所作所为、为我们做出的榜样和给我们的一切！
小学三四年级的一天，我正在双杠上玩耍，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老师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告诉我，上面刊登了两条第三届全国人大批准的任命公告，第一条是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国商业部的副部长（当时的部长是后来任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第二条是后来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何英担任外交部某司司长。从此之后，我就成了学校中的“特殊人物”。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叫“高干”（老师其实也不知道），出身一栏中填的是“革命干部”。自父亲被任命为副部长之后，老师说你可以改填为“高干”了。但当时我回家问父亲时，父亲很严厉地告诉我，只许填“革命干部”，不许填“高干”两字。后来才知道，过去的干部管理分24级，13级以上就是高干（依此标准，当时的医院设有高干病房，连监狱中也设有高干牢房）。母亲当时是13级干部，已经是“高干”了。
在父亲的教导下，我理解了父亲的道理：“干部不分级别大小，都是为革命做工作。干部的级别只是一种责任的划分与承担。级别越高，责任越大，越要努力工作，不辜负党的信任。职务不代表个人的荣誉，而代表你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这种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脑海中，不管是在部队等级森严的纪律下，还是在此后的商场拼搏中，职务从不被我看成一种重要的标志与荣誉。在所有公开场合，我更愿意只用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职务，只要能说明自己的身份就够了。更多的职务一定代表的是更多的责任，而不是荣誉，也因为是责任，所以必须更加严格地要求和限制自己。
父母读马列，我读巴尔扎克
家里最值得骄傲的大概是那个装着四层玻璃门的书柜。书柜最上层的显著位置摆放的是“马列全集”，这好像是干部们的必修课本，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家庭忠诚与信仰马列主义的显著标志。至老，父母家的书柜中仍然在最高层摆放着“马列全集”。
书柜的第二层是一套完整的《鲁迅全集》，是每本书都有书套的那种精装本；还有一套《资治通鉴》及部分史书，如《春秋》等。这些孔孟之道无疑既是文化的象征，也是文明的象征。爸爸妈妈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抱着一腔爱国热血，投身革命的学生。也许，他们那时并不知道马列主义，但从这些历史传统中知道要保卫国家、保卫民族。他们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也曾是那一代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等，不但影响着我们的父辈，也同样影响着我们这一代“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红二代”。
书柜中的第三层大多是中国的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牡丹亭》《七侠五义》《拍案惊奇》之类的作品。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红楼梦》，也许他们认为《红楼梦》是谈情说爱，太小资产阶级情调吧！当然，书柜里还有其他政治时事类图书，但显然父母的书柜中没有最适宜我们这群孩子的读物！
小时候，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孩子阅读的图书。印象最深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趣味数学》和《奔向二十一世纪》。成长中经常陪伴我们的主要是孙敬修老人的故事和《少年儿童报》。当然，那时也有各种各样的连环画，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也有关于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刘胡兰等的连环画。这些连环画对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谁要有几本连环画就能吸引一院子的孩子挤到他家里去抢读，更多的是，你有两三本，他有两三本，大家互相借阅。
缺少可读物也让在这个年龄段最需要获取知识的孩子们失去了阅读的机会，那时的孩子正因为没有书，反而让对书的渴望，超越了自己的年龄。
小学四年级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叫田文明，一个高高个子的帅小伙，因为我的作文很差，开家长会时在妈妈面前告了我一状。回家后，妈妈严厉地要求我要认真读书，好好地补补语文课。直到今天，我仍然感激田老师的这一状，让我这个只对数学有着特殊爱好的偏科学生，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
正因为这个特殊的状况，家里的书柜开始吸引了我的注意，而此前那只是家长的圣地，似乎与孩子们无关。四年级之后，我也开始成了书柜的常客，并将这个习惯保留到今天。
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有了内部书店，为高级干部首先开放了读书禁区，爸爸就带我专门去书店购书。我优先买的是19世纪的名著和“二战”时的回忆录，有巴尔扎克、左拉、大小仲马、雨果、狄更斯、德莱赛、马克·吐温等欧美大作家的成套作品，也有朱可夫、华西里耶夫、巴顿、艾森豪威尔等写作的战争纪实作品。
而父亲则大量购买《清史稿》和“二十四史”之类的史书，老人更注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政权变更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发展。仅一部《清史稿》就有48册，独占了半个书柜。史书在中国的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在老一辈人的心目中更是如此。他们希望能从更多的历史与经验中寻找借鉴，提高认识能力。
直到今天，我也难忘那个最初的书柜，难忘田老师的强逼，难忘父母对我的教育与影响。也许没有幼年时的那次冲击，就不会培养出这种求知欲，也不会有此后的积累.十多年前，我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日均不少于6万字的读书最低目标，至今仍在坚持。
父辈的责任
父亲出身于中等收入的农民家庭，九一八之后参加革命，七七事变之后，先在八路军学员队，后加入新四军。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宣传中大多只提延安的“抗大”（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因此，许多人并不知道当时还有一所中原的“抗日大学”。
前几年在电视剧《彭雪枫》中所表现的竹沟干部学校，就是这所培养新四军、八路军军事、政治干部的第二“抗大”，而父亲最初就是竹沟干部学校中的政治教员。此后，父亲为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提出过红军的军队赖以生存的财政改革建议，并当上粮食、税务的局长、特派员，参与新四军货币发行与地方银行的建设工作，为部队在敌后坚持斗争提供了后勤保障。他经历了皖南事变和中原突围的战斗历程，在李先念任师长、陈少敏任政委的新四军五师中坚持战斗了多年。
后根据中央指示，他随部队从山东进入东北，参与东北的解放与重建新政权工作，在陈云的领导下从临江转战于辽西、辽东之间，曾任人民银行行长、省委委员、财税和商贸官员。1953年调越南任职时，路过北京向李先念老首长辞行，被李先念上报中央，留在其主管的财贸口工作，任中国百货公司总经理。
让我最欣慰的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因为这些政治上的因素而忘却亲情，更不会因为它们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而怨恨和不主动承担责任。
在一般民众的眼中，特别是今天年轻一代的想象中，干部的家庭生活一定很富有，孩子们一定是娇生惯养的，却不知每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父亲与母亲偶尔争论，恰恰是为那些必须承担的“责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老家多少付出一些。他们的一部分收入既要维持自己和四个孩子的家，又必须按月给老家寄钱，帮助那些在农村中的父老乡亲。
姐姐、妹妹和我小学都是住校，吃、住都在学校，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家。爸爸、妈妈总将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留到星期日等孩子们回来后全家一起分享。那时的孩子们也许体会不到生活的艰难，但父亲、母亲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象，孝与家人的亲情是这个社会中唯一不可缺少的。
父亲没为我用私权
父亲不会为一己之私动用权力，对自己洁身自好的声誉，看得比任何利益都重。当年，我被关进监狱时，父亲一方面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做出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另一方面也绝不动用任何关系去询问和打听有关我的案件，更不会用权力去干涉司法的公正。父母都没有因为我的事而去找过任何一位领导，或在领导岗位上的同事、战友和下属，宁愿等待法律公正的判决。当我被释放之后，父母也从不过问我的案子，“从原因到结果”，直到我拿到最终的无罪裁定书，主动向父母作了汇报。
父母最担心的，不是我是否有罪，而是绝不让外人将父母干预司法公正的帽子扣在这个家庭的头上。对此，我深表理解。
父亲那时虽已退休，但仍有官方协会的职务，并在中纪委中有许多熟人、同事和战友，妈妈也曾在北京市商贸系统有职务，但他们都不认为应动用他们的职务、权力与关系，去破坏中国的司法公正。他们更不会为自己儿子的“犯罪”行为，去破坏党的纪律和自己的人生准则。
至今我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因为这些私利问题，破坏过相互的和睦与亲情，相互之间从未因利益之争而撕破过脸，也从没有为躲避尽孝的义务而发生争论。姐姐、姐夫已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十多年，从来不用担心放在北京的孩子会有什么危险与困难，任何兄妹的家都可以当成自己的家。
每到周末，一大家人都会聚集在父母身边问寒问暖，凡回家几乎从不空手。尽管父母有些并不需要，但这份心意都是不可缺少的。过节过年更是如此。团聚，已成为一个打不破的传统。
父辈的生活
父亲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供给制式的体制下生活的。直到退休之后，他才享受了私有化的生活。小时候，家里的全部家具上都钉着块小铁牌，上面写着单位、编号。从桌椅板凳到书柜、绿皮的保险柜，床架、床板无一例外。好像直到我上中学之后，父亲才购买了属于自己的单开门大衣柜，后来成了哥哥结婚时的彩礼。20世纪80年代，他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床，但其他的物品中，包括沙发，也都还是租用公家的物品，破烂得不行也难得修理。
记不清是80年代末期，还是9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将所有的破旧家具全部折旧后归使用者所有，分月从父亲工资中扣除，大约一两年才扣完。后来，我家再买家具就是孩子们出钱了。
90年代私有化之后，父亲已不能让单位换修家具，扔掉的不能再用，必须自己购买。于是妹妹定了个不成文的规矩，给父母购买大件商品所需要款项，如平板电视、沙发、衣柜等，均由我出50%、哥哥出25%、姐姐和妹妹各出12.5%，妹妹统一购买后大家按比例分账。
房改时，父母的工资在扣除了两个人90年的工龄优惠之后也还是买不起房，同样要靠子女的帮助。新旧工资的时代差别，让几代人之间的幸福感形成了不可跨越的鸿沟。
一直到去世，我的父母都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很少在衣装上有所讲究，每次我们给父母买件衣服，都要把价签撕掉，还要在价格上减少个零，否则他们总是难以接受。我们常常要偷偷将他们穿得很破旧仍在穿的衣服扔掉、捐掉，不然，他们仍会把新衣服挂在柜子里舍不得穿。
父亲拥有享受单位专车待遇的资格，但打电话让老干部局派车很不方便，除非去远的地方，直到80多岁，父亲还常自己骑自行车外出。哥哥怕父亲被车撞或摔倒，坚持按月给父亲钱让他乘出租车（包括母亲），但却很难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到后来，90多岁的妈妈还经常自己悄悄地乘公交车跑出去，有时糊涂地将公交车的方向坐反了，常常让妹妹、妹夫开着车满北京地去找，看都看不住。
他们一辈子都没学会如何享受，而更习惯于自力更生，除非病在床上起不来，否则绝不让别人照顾，这也成为曾让我们头痛的事。
父辈的旗帜
父亲最重要的是告诉和教会了我要独立地思考，不是盲从；教会了我要努力地学习各种知识和历史，而不是偏听偏信。
改革之初，别人将大把的钱用于生活消费时，父亲却将大把的钱用于填满家里的书柜，恨不能将“文革”时被抄家和烧掉的书都重新备齐，像长达数十集、上百集的《资治通鉴》《清史稿》这类现代人不屑一顾的古书、史书，都被父亲搬回家。
每次跟父亲去内部书店时，父亲都会告诉我要真正读史读书，并选择性地读哪类的书，也告诉我如何通过读书而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学会独立地思考。父亲还常常会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用各种方式激励我不满足于现状，要不断地努力争取攀登更高的山峰，教会了我为人的正直，不贪权力，教会了我不利用职权谋私利。如父亲有权、有资格使用单位配的专车，但父亲却很少使用，父亲觉得让司机从单位开车到家里，办完事再开回单位是一种浪费，宁愿让孩子开自家的车或骑自行车外出。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真话更是父亲一辈子都坚持的性格，“文革”时也正因为这种说真话的性格而得罪了造反派和某些当权者，并因此而被罢了官，进了干校。同样也因为说真话能独当一面、获得信任。退休后仍被机关的上下级、同事所信任。追悼会上，许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对我说，要继承父亲的这些优点，我也力争能坚持做个父亲这样被人们尊敬的人。
如今的世界丰富多彩，知识已不再主要由父母教授和传导了。但是那个时代，这却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来源。也许今天的孩子在学龄前就已经可以从网络中学到很多很多，但请不要嘲笑你们的父辈，他们只能在那样一种环境中生存，那种环境也必然造就了那样的一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