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启之 转载自：网络
——老舍投湖五十周年祭
一
一位在法国学美术的博士拿着北京地图，寻找太平湖。跑了一整天，回来告诉我，太平湖没有了，原址上是一大片“钢筋水泥森林”。这不奇怪。城市建设不会在古迹面前让步，房地产开放不在乎人文景观，何况，这正是某些人求之不得。
文革十年，知识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出现过三次高潮，老舍死在了第一次，那是1966年8 月24 日，史称“红八月”。在这段时间里，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北京市的非正常死亡1772 人。老舍是其中的著名者。
二
老舍之著名，与他的“听话出活”有关。作家听话，就要出活，应时奉命之作，就要多写快写。1951 年初，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现了一篇可心的文章——《我家两年来的变化》。作者是贝满女子中学的教师步春生，这位美国教会学校毕业的知识女性在文章中述说了北平解放以来一家人的变化，盛赞共产党、新社会。毛告诉周恩来，应该把此文写成剧本，搬上银幕，以广为人知。周恩来电示电影局，陈波儿一时愁云密布——他们帐下的编剧都不熟悉这类知识分子，她突然想起了当时红遍了北京城的话剧《龙须沟》，于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老舍。听话又出活的老舍，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剧本，又按照电影局、艺委会、创作所等处的意见做了修改。可是当电影指导委员会审议这个剧本时，与会者竟鲜有人看过剧本，老舍无怨无悔，将四万多字的剧本从头到尾给与会者诵读一通。
四十年后，苏叔阳批评这个剧本“粗糙”，“剧情的进展过于平直，没有起伏跌宕；人物的个性缺乏色彩，故事简单、人物心态也简单、外露；甚至在语言上也没多少老舍式的丰彩。”就是一个“急就章”。与此同时，苏叔阳也高度地肯定了老舍在这部剧中投放的热情：“作者把自己对新国家、新生活、共产党的满腔真挚的热情，一并交给了剧中人，让他们一个个成了这热情的号角和鼓手。”“老舍先生的观察和感受是那样细腻和真切，他把自己刚刚感受到的点点滴滴都宣泄到稿纸上。他写的许多平凡的细枝末节，在今天看来平凡到不值一提，但那时却充满着一种新奇感，仿佛都是革命性的巨变，让刚刚从美国回归祖国不久的老舍先生兴奋不已。他把自己的这种感受写进了作品。这种真挚、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情，令人深深地感动。”
综合苏叔阳的说法，可以说，此剧是一部洋溢着真情的粗糙作品。它的可贵之处，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平凡而真实的细节，从这些细节里，我们可以解读出好多东西。
细节一：
听说解放军进城了，出身贫寒，相貌漂亮的护士李芳，一反平时好打扮的作派，在“花棉袄外面罩上了蓝布褂”。赵妈（冯家的女仆）问她：“哟，李小姐，今儿个怎这么素净啊？”李芳应答：“解放军进了城，不能再花狸狐哨的啦！”赵妈说：“那正合我们穷人的适呀！”
“花狸狐哨”是女性追求的一种美，这种美适合人性，但不合适新社会。赵妈说合我们穷人的适，并不意味着穷人就不好美（事实上，穷人更爱“花狸狐哨”），而是因为穷人没有好美的条件。新社会把审美定于一尊，将素净之美，冠以阶级之名，扼杀了其它的审美。在思想改造的大纛下，这种审美会把其它的穿戴打扮，视为异类。而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国家机器的保护下，借助红卫兵的“破四旧”，剪长发、毁旗袍、砍高跟，把全国上下弄成一片灰蓝。
细节二：
从英国回来的冯光斗大夫，进了自家的院子。院中已贴好标语：“欢迎爸爸回国！”“欢迎爱国的爸爸！”“为人民服务！”等等。还有大明写的一条：“我们爱毛主席，我们爱爸爸！”冯大夫（看标语），说：“在香港听说，只准爱毛主席，不准爱爸爸，多么可笑！”
历史地看，香港的“反动宣传”非但不可笑，而且很有预见性。若干年后，中国大陆就只准爱毛爱党，而不准爱父母了。香港的反动派从阶级斗争的理念中，看到了人伦亲情的末日；从“大救星”的称谓里，看到了“造神”的生机。从《东方红》就闻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就嗅到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事实证明，可笑的不是海外的反共宣传，而是老舍和他的化身冯光斗大夫。正是他们的轻信与听话，把自己送进了太平湖。
细节三：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知识分子对跟美国打仗转不过弯来，故事的女主人公岳春江是个积极分子。学校党支书动员她给本校的教员们做思想工作：“你既不在党里，又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你说话不会招大家疑心。”
岳春江带了头：“我当初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我现在来控诉。那时候，我们的校长，一个美国老太太，每天要检查我们，看我们擦了口红没有，袜子缝直不直，坐着要拉好衣襟，鼻子上老得扑粉，不准发红……这就是教育，她和那些美国教员不喜欢我们中国话。她们天天告诉我们，慢慢的我们自己也承认了，美国的一切都比中国好，中国人是低等民族……这种教育使我不敢挺起腰板做人，使我自卑，苟安！我们今天一定不要怕美国，真理不是枪炮所能打碎的！”
刚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应该知道，在文明程度上，当时的中国从整体上讲，远不如美国。美国老太太的例行检查，是在用另一种文明强调女性的教养。美国人的“美国中心主义”充其量才一百年，中国人的“华夏中心主义”少说也有上千年。美国人不喜欢中国话，中国人何尝喜欢美国话！美国的教会学校当然要宣传美国好，中国的孔子学院能说中国坏吗？老舍借岳女士之口，唤起民族自尊心；借民族自尊心，宣传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是个双刃剑，它既可以激发学大庆、学大寨、造导弹的热情，又足以唤醒义和团精神——火烧英代办处，打砸日本车，叫嚣武力，拥抱战争，以统一之名“解放”台湾。
对于这样一个为时政做宣传，为执政党歌功颂德的剧本，电影指导委员会全体通过了。然而，不识好歹的江青却不通过：“老舍执笔写的《人同此心》就不要搞了。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干脆，拉倒吧！”
这是“听话出活”的人们最初尝到苦果，老舍们的命运注定是通往太平湖的，江青的下场，也从这里透出了消息。
三
“听话出活”遇到政治运动，就要做两件事，一是检讨反省自己，二是批判揭发别人。1951 年11 月，在电影《武训传》批判之后，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老舍写了《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一文——
【我不准备多说话，我准备充满热情的和朋友们一块儿学习，从头学习到底。在学习的进程中，我可以预料到，我会一点一点的发现我心里的毛病，现在，我还没法子说出那些毛病都是什么，使用一部机器，要时常的检查，擦泥、上油。我们经常使用脑子写文艺作品，可是并没有时时检查，擦泥、上油。是时候了，我们应当马上详密地检查我们的思想。一部机器坏了，不过成为废物而已，不会兴妖做怪。我们的思想有毛病，却还可以产生作品，产生无益于自己，有害于人民的作品，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一个有文化有才气的文艺工作者，怎么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呢？可是，就拿过去的几个月来说，报纸上、刊物上所检讨的那些有错误的文章，小说、戏剧、电影、连环图画，还不是咱们自己人的“创作”吗？是的，正因为咱们有文化有才气，咱们才爱自傲自夸，什么“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什么“悬之国门，不能更改一字”，全是咱们自己的吹牛夸口啊。最容易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毛病的，就是咱们文艺工作者，我自己是其中的一个。
还是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很自傲我有点幽默感，结果呢，在我以前的，甚至于现在的作品中，我就往往不管立场，凡事都付之一笑，大家妥协，天下太平！妥协，还要革命干什么呢？我没反对过革命，可是我的没有原则去幽默，就无可原谅地发扬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精神”。这多么危险！假如我现在还不及时地去学习思想，改造思想，我便是自暴自弃，自绝于人民与人民革命！
因为我有二十七年的文艺工龄，大家伙儿往往叫我老作家。一般的说，“老”字表示尊敬。可是，假若一个老作家在思想上还跟不上后起的朋友们，又有什么可尊敬的呢？假若我自己承认：既是老作家，就不必再求思想往前进，岂不是倚老卖老，越来越没出息么？
被尊敬是光荣的，但是在新社会中，人是不该恋恋不舍地回味过去，而需要面对明天，争取为新社会服务，专凭卖老字号，而不充实自己，不久一定会垮台。字号越老，才越需要改造。老的东西不是更容易腐坏吗？
在这里，我愿意跟在座的老作家们一起下决心，给年轻人起做个好榜样，认真学习，热诚地学习，教我们返老还童。不要老气横秋地甘心断绝了自己的文艺新生命！我不再多说，我愿在学习中和学习后再说出我的一切毛病和心得。】
此文发表在1951 年第5 卷第5 期的《文艺报》上。一位在旧时代就著名的老作家，以这种温和而诚恳的口吻谈自己的认识，歌颂改造自己的学习，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沈从文很想学习，以不断绝文艺新生命，结果呢，到故宫当讲解员去了。巴金很想学习，写了小说《团圆》，歌颂“最可爱的人”，反而挨批。曹禺一直在努力学习，结果呢，再也没写出好东西。大家都想学习，问题是，学的是什么？
二十多年后，《武训传》批判被羞羞答答地否定了，文艺整风、思想改造成了“洗脑”的同义词。听话的老舍，与老舍的听话，意义何在？
四
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吴祖光被周扬、夏衍、田汉等人构陷成右派。在批吴祖光的大会上，为了说明吴祖光内心的肮脏，老舍举了两个例子——
吴祖光年轻的时候常到广和楼听戏，戏园外有个臭尿池，池旁边有个豆腐脑摊。吴祖光欣赏这里的豆腐脑，欣赏一旁的臭气逼人的尿池，欣赏一旁站着挨打受气的科班学生。他不管尿池怎样的臭，也不管挨打挨骂的小学生如何痛苦，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老舍：《吴祖光为什么怒气冲天》，载《剧本》1957 年第9 期。）
吴祖光也留恋旧日剧场的后台——那里有挎着枪的国民党特务，特务对演员讲最淫秽的笑话，演员的脸都吓白了，但仍得装出笑脸听他们的不堪入耳的笑话。而吴祖光却——
喜爱这样的后台，欣赏那些挂着枪的特务，欣赏那些淫秽的笑话。他认为这样的后台好极了，温暖极了，很有戏剧性，是他创作的源泉。至于演员如何被人家欺凌，被人家戏弄，他是不管的。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同上。）
老舍的批判也带着他的个人风格，不像曹禺。刚入党的曹禺，一连推出两篇檄文。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一文中，曹禺把吴祖光比成强盗的同伙和坐探：“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说起黑话来，而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在《质问吴祖光》一文中，曹禺发现吴祖光摸出的是三把刀子——第一把是反对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第二把是今不如昔（吴祖光说过“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1943 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上看，比当时还坏”。）第三把是知识分子的口是心非（吴祖光在一次发言中谈到：“譬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曹禺这样回答吴祖光：“我曾经写了一个歌颂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了。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龌龊、太无耻”。
五
文革后，曹禺谈到吴祖光：“我是对不起他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时，我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不管这些客观原因吧，文章终究是我写的，一想起这些，我真是愧对这些朋友了。现在看，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在文革中，我躺在牛棚里，才从自己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
吴祖光和曹禺的学生刘厚生，对曹禺的表现做了这样的分析：“解放初期，他觉得共产党什么都是对的，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誉和待遇要高得多，统统都有了。在经历了一段之后，他很清楚，每次政治运动过后，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了。这点，他看到了，所以，每到关键时刻，他就犹豫了。说真话，还是跟着表态？这时，他就不那么率直了”。
如果老舍活着的话，他肯定会像曹禺一样向吴祖光表示忏悔。他知道，他所说的“广和楼”，出自于吴祖光1956 年2 月写的一篇文章——《三百年来旧查楼——广和剧场的故事》。在这篇散文中，吴祖光追述了广和楼的历史，讲到了梅兰芳对广和楼的深厚感情，回忆了少年时代在那里看戏时的种种趣事。他确实提到了那里的豆腐脑和尿池：“院子里一直通到东面剧场的地方摆满了小吃摊子，有馄饨，卤煮小肠儿、豆腐脑、爆肚儿、烧饼、奶酪……紧挨着这些卖吃的旁边就是一个长可丈余，广及三尺的尿池。可是吃东西的人还是接连不断的。这里的小吃都是有名的，我至今还能回味广和楼的卤煮小肠儿和豆腐脑儿等等的滋味之美”。他也提到了那里的科班学生：“北房三间上面附带三间小楼的是广和楼的账房，出科的学生每天演完了戏就到那里去拿已经为他数好的‘戏份儿’。富连成的班主叶春善经常正襟危坐在当中的太师椅上，我们看戏的经过时赶上开门常能看见他”。是什么力量使性情真淳的老舍从这些文字里发掘出“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的内涵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吴祖光在文中的感慨：“我们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日新月异的变化啊！从一个广和楼剧场也能看见我们的新中国：把旧的、腐朽的摧毁，把新的、美好的建设起来！”为什么做人做事一贯认真的老舍，竟毫不顾及作者这些发自肺腑的感情呢？
至于老舍提到的后台，在吴祖光的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1943 年他写过一篇《后台朋友》的散文，两年后，他把此文收到集子中，并以它作为散文集的名字。在此文的结尾，吴祖光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爱后台，我爱戏剧。我是那么深，那么深地爱着的。然而有谁不爱呢？除了那些顽固派的伪君子之外，有谁不爱呢？”他之所以对后台有如此深情，不但是因为在后台工作的“那么多的无名英雄”让他感动，更主要的是后台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安慰：“尤其在抗日时期那样悠长的岁月里，我们在飘泊流浪中生活，生活里总免不了有些挫折和不如意的事情。在发愁的时候，后台给我快乐；在痛苦的时候，后台给我温暖；在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后台给我启发；在灰心丧气的时候，后台给我鼓舞……”
在反右运动开始的前几天（1957 年5 月12 日），《剧本》杂志的记者采访吴祖光，吴祖光批评了戏剧界“难得听到真话”，“比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么写和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他又向记者讲到了解放前的后台，并且与解放后的后台做了一番对比：“我们具有传统的亲切、温暖，就像家庭一般的剧院和后台已经变成了衙门；别的不谈，第一道关就是‘门禁森严’，‘闲人免进’。像我这样的闲人因此缘故，已经几年没有像从前那样到后台去取得温暖了”。
此文发表在1957 年的《剧本》上，老舍以“后台”做文章，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启发。吴祖光在文中没有提到那些在后台横行的特务，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强调的是后台美好的一面。深谙文理的老舍何以会失去常识？这种穿凿附会为什么会发生在宅心仁厚的大作家身上？老舍当初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主媒人，他是否想用这种拙劣的口诛笔伐来摆脱干系？换言之，老舍是否也像曹禺一样，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利地位而对朋友落井下石？
六
苏叔阳写过一个纪念老舍的戏《太平湖》，在排练的时候，“一位文革时还没念小学的年轻演员突然哭起来，说他简直不明白这么热爱新中国，热情歌颂新生活的老舍为什么会遭到那样的命运。”苏叔阳沉痛地告诉我们：“这位年轻朋友的提问应当载入史册，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提问和思索。”
为什么信仰危机，道德凋零？
为什么“反自由化”无疾而终？
为什么加害者与受害者常常同为一人？
为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新时期的座右铭？
如果老舍先生九原重坐，还会“听话”？还会“出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