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之声|为彭帅发声,是米兔运动面对的全新高度和挑战

作者:女权之声       原文链接

对运动的思考和对每一个当事人的关注,不一定会马上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可以推动我们继续往前。

*本文为Clubhouse上关于彭帅事件的讨论活动发言汇总(未单独注明发言者)。文中用“米兔”指代中国的 Metoo运动。

很多朋友在得知彭帅在微博发了那样一个帖子之后,开始的的反应都是非常震惊,尤其是看到张高丽这样一个中国前最高领导集团成员的名字以这样的形式被写出来。很快就感受到大家有着非常强烈的担忧和恐惧,很多人害怕议论这件事情,而且确实我们也几乎没有议论的空间。

我们希望为大家创造一个可以从女权主义去讨论这件事的空间。也希望通过这次讨论来疏解我们的社群在目睹这次事件时感受到的心理负担。以及想和大家探讨,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有什么是可以去做的。

恐惧来自亲眼目睹黑洞

彭帅发布自述后的第二天,在微博上就已经完全检索不到她了。关心这件事的人也很少公开聊这个信息,更多的时候是分享截图,或是写“希望她平安”“加油”,以非常不直接的方式在朋友圈声援她。

可能很多人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我醒来的时候,彭帅自述的帖子已经不见了。我就疯狂地找,在微博搜索“彭帅”两个字,弹出来的都是“彭于晏”。然后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很隐晦地说“彭姐加油”,通过一些女权群才能看到她自述的全文。这是我印象里信息封锁最厉害、最迅速的米兔案件。

国内有时甚至不知道审查是正在发生的,当我去看国外的相关新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不仅“彭帅”“总理”,包括彭帅原文的一些语句,比如“宇宙很大”,在国内平台上也是被审查的关键词。这种情况下,身为一般民众很难接触到关于事件更多的信息。

推特上的信息就会更多、更复杂,有很多人在支持彭帅,但同时也有很多人不是把这件事的重点放在一个女性站出来抗争、诉说,从父权的话语中脱离出来讲她的故事,而是把她放在一个陈旧的桃色新闻、高层领导人性绯闻的框架里,甚至是把性别议题用党派斗争和国际政治问题的话语所裹挟。或是把彭帅当作小三,把整个事件看成是一部宫斗戏。在一个介绍事件的帖子下面有人留言:“没想到中国领导人的审美观是这个样子的。”对彭帅的外貌进行了羞辱。

彭帅的自述在墙内受到审查,没有办法发出来,而在墙外遭受了许多歪曲,她作为女性主体的声音不断地被抹去。在审查和歪曲之间,我们可以讨论怎样建立一个女权主义的、把她作为性侵受害人进行共情的解读。

当时看到彭帅自述原文的截图,非常痛心,而且也觉得非常真实——当她说她没有证据,她的证据就是她自己,以及看到她字里行间的扭曲、痛苦,甚至是羞愧、自责。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她写“我又怕又慌,带着7年前对你的感情同意了”。

当时非常击中我的是,首先她指证的是一个拥有“不可言说”地位的人和一件“不可触碰”的事情,这些都需要巨大的勇气,也让我觉得她的话更加真实。其次她对“爱”的阐述,把米兔推到了一个新的位置。米兔从一开始的鼓励大家讲出来,到后来的强调“不完美的受害者”,到现在彭帅的讲述,更加直接地击中了“爱”的虚伪的本质:它被构建出来的过程,背后的那些暴力、权力不平等和强迫的性。我觉得她打开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

第三点是,她明明知道她面对的是怎样庞大的压力,但她还是站出来了。尽管她用的不是米兔这样的词。我们都知道,在权力那么集中的地方,肯定存在着性侵害,但还是很意外她能讲出来。我在微博留言里看到无数的人都叫她“跑”,希望她安全。我当时在微博上用了#希望她平安#这个话题。但这个标签很快就不能再使用了。我觉得这如暗号一般的5个字,在一个性侵事件中,面对一个权高位重的施害者,是多么卑微,但也是我们最最真诚的一种渴望。

当她说出这件事,我们一下子就看到这是在和一个巨大的“魑魅魍魉”对峙,也一下就意识到这件事超过了“安全线”,原来我们一直都知道安全线在那里,但现在我们亲眼目睹一个人越过了安全线,并且进入了一个黑洞。这是很可怕的遭遇。

当时有个朋友问我:“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我一直在想ta为什么要问“怎么办”,然后我才意识到,彭帅的讲述冲击了很多普通人对政治环境和权力机构高层的想象,所以大家第一反应会非常慌乱。为了和恐惧斗争,我们要赋权自己,并且思考自己还有什么办法帮助她。

彭帅说出这件事让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以前听过的很多官员、国家领导人的“桃色新闻”,涉及一些在艺术等行业里最顶尖、最受关注的女性。这些关系里面可能也存在权力的裹挟,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因为大家都是把它们当成故事和绯闻来讲。

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这样的女性,努力成为行业顶尖,成为世界冠军,居然还是逃不过成为权力的玩物。”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带来的情感冲击是非常剧烈的。之所以会需要“党派斗争”这样的阴谋论,还是因为不肯承认有人正在经受这一切。我不相信彭帅的勇气会被阴谋论的叙事所消解。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真正尊重彭帅声音的发言。

对很多受害者和幸存者来说,有时候鼓起勇气讲这件事的原因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我们渴望被承认,渴望自己相信的正义能够得到实现。米兔的很多故事都是血泪的故事,但在背后也能看到女性顽强的生命力。

米兔在中国进行的这三年,我们目睹高校、媒体、公益行业的性侵害现象被揭露,同时对体制高层权势性侵的存在一直有所想象,并期待米兔不知何时能够撕开体制内那个权力的黑箱。这一次,米兔终于冲击到这么高的地方,离不开三年来的能量积蓄。即使要面对种种担忧和未知,我们还是可以为这一刻的出现,为终于有人撕开黑箱的一角而感到振奋。

不完美的受害者如何被“制造”

彭帅的自述是一个充满负担和困难的文本,对于不了解米兔,不了解性侵害的人来说,她的自述会造成很大的阅读障碍——当然这本身也是担保她讲述真实性的一面。彭帅有许多作为女性的道德自查,很多米兔当事人的讲述都有这样的一致性。

对语言的剥夺本身就是社会对女性的暴力之一。这个社会的主流语言总是被男权社会主导的,在男权社会里真正完美的语言是“张高丽”的语言,是一连串的套话,一连串固定词语的连接,其中不会有任何作为人的感性和漏洞被大家所捕捉到。男权社会使用的语言充满了对女性的攻击和对暴力的合理化,受害者没有办法使用这样的语言来讲述她们的故事。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她们讲的故事非常混乱、不完美,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这种几乎是语无伦次的表达,在我们的语言几乎完全被劫持的当下是非常珍贵的,至少它提醒我们一点:这个语言体系无法为她们所用。在我们能够建立起一套女性的语言来讲述之前,意识到这种不完美的语言恰恰是很真实和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去解读彭帅的故事:她写了什么,我们从她的讲述里面可以看到怎样的遭遇。很多人都在重复她自述里的一句话:“即使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的我也会说出和你的事实。”看到这句话,大家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她所在的那个位置。她说“七年前”“十几年前”,那时张高丽还没有退休,处在最有权势的时候,对着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没有人在那个位置上是敢对张高丽说不的。这件事让彭帅遇到了,此后她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爱”。而当她想要脱离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主动权走出这段关系。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理解彭帅在那个时候的感受,和这种充满巨大不平等的关系。

彭帅在自述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做出了暴力的证言?能成为暴力证言的包括她的控诉,包括她说对方怎样逼迫,她遭受怎样的羞辱,最后怎样发现对方对她只是玩弄,也包括她提到的“他是一个好人”“他对我真的很好”“我们一切都很搭”“我打开我的爱”以及“名分很重要”。我觉得所有这些关于爱的描述和对所谓正式关系的渴望,在她的文本里也是暴力的证言,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她让人看到暴力如何歪曲一个受害者的认知,即使受害者是这样一个强大和杰出的女性,她的自尊仍然可以被打压到尘埃里。

受害者因此也参与了对暴力的否认,她在两极间挣扎,她的身体和心理都意识到她所遭遇的一切是极度不公正的,是掠夺和虐待,但另一方面她又在不断对自己说“爱”。并且这段关系“不伦”的那一面都是由她来承担的,她是个“坏女孩”,是承担秘密不能公开、必须对母亲隐瞒的那个人。她在这几年或许一直都处在这样的挣扎里。

当然最后她做出决定,要把一切说出来。对她最后决绝的一步,我的感受是,她最终还是遵从她内心的愿望:这件事不应该是这样的,她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这一切都是不对的。她的强大在于她决定毁掉这个以爱为名的暴力的谎言。

她的讲述有多大程度是在向社会寻求公正?处在她这样的境遇里,可能不太会相信这个社会能就这样不可言说的事情给她公正。我相信说出来是她自己做的一个决定,是她自己对张高丽、对过去几年遭遇的判决。和很多米兔的受害者相似,是内心无法被抹杀的自尊让她去反抗。这可能是绝望的呼喊,但在这呼喊被社会封杀之前,当事人可能已经对罪行做出了她自己的判决。

彭帅微博下的网友留言

我希望把视线放在这件事发生之后还能做什么,以及自述中体现她是如何被操控的,但不希望我们的讨论聚焦在“她可以怎么做得更好”,因为这也是一种对受害者完美的期待。事实上大部分人在面对侵害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完美的权衡,或者做一个女战士去当场反抗的。

彭帅在自责自己为何陷入这段关系时写道,“自小离家早,内心极度缺爱”。这里的“缺爱”可能是指她没有自信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包括在亲密关系里。怎么让女性获得自信?关键是看这个社会给她多少选择,以及她面对暴力的时候能拥有多少选择。而这个社会给我们的答案非常不乐观。

我们对暴力的讨论无法脱离社会结构。我们的社会对于有钱有权的男人是极度纵容的,对于他们实施性暴力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认为是对女性的恩赐,这是我们社会本身结构暴力化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像张高丽这样的人,他们几乎完全在法律和道德之外,他们的强奸、暴力完全是隐形的,只有在政治斗争落败的时候,才会以一种“权色交易”“与多名女性发生性关系”这样的言语被讲述,而他们受到的惩处也并非是对于性暴力的惩罚。

我们可以分析暴力的结构怎样生产不完美的受害者,它怎样让受害者不反抗,让受害者无法用语言讲述自己的遭遇,无法得到社会的支持,以及促使受害者合理化一切,让自己处于爱恨交加、愧疚、纠结的状态,这样的机制是怎么发生的。

米兔事件集中爆发是从2018年开始,但性骚扰肯定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只是之前的很多受害者都没有讲出来。而且一些受害者讲述的是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她们在这十多年里一直处于忍受的状态,并且可能存在着和施害者继续维持着某种关系的情况。性骚扰和性侵本质是和权力有关,在这样的情况下,遭遇这些的女性要要想办法自处,设法让自己好受一点,就可能会有很多认知失调和自我欺骗。我们要尝试去理解女性在其中的状态。

2019年,我们发起#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的倡导,就是因为观察到很多人对最开始站出来的米兔当事人存在“完美受害者”的假想。这个假想的建构和强奸文化相关,认为如果女性不符合“纯洁”“天真”的指标,她就不是受害者。而当这种假想弥漫在我们的生活、家庭教育和性教育当中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讲述时也会认为自己是不完美的受害者。

彭帅的自述和林奕含对房思琪的描述里都出现了“坏女孩”,这种对“好女孩”和“坏女孩”的分化也是一种荡妇羞辱。只要你是坏女孩,那你的那些反抗、你的感受、你受到的委屈,也都会变成不可被倾听、不可被理解的。只要有它的存在,我们就很难突破不完美受害者的标签。

男权社会的“好女孩”是什么样?可能就是张高丽的妻子。也许她内心也有一段独白: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我的丈夫。这也是一种被构建,但是她被异化得更加彻底,因为她和张高丽通过婚姻被捆绑在一起。

彭帅对张高丽妻子的描述是不自觉的,她认为张高丽的妻子凌辱她。其实张的妻子面对他这样的所作所为,面对张和彭帅这样的关系,她又何以自处?是张高丽让这两个女人别无选择地处在一种极度痛苦和畸形的、相互斗争和敌对的关系中,这一切都是张高丽的罪。

我也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父权制生产不完美的受害者,让她们忽略、扭曲自己的感受,对自己的经验做一种不真实的、痛苦的阐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对自己的经历撒谎,即使到现在,让我说出“性侵犯”也还是困难的。我会故意写假的日记,我感觉到一件事情是不舒适的,但我会把它往另外一个方向写,写“他对我很好”。我不确定我的经验能不能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但这样的经验需要被认知和承认,承认我们在无法承受痛苦的时候会以此选择自保。

因此女性来说,找到自己的语言是重要的。性骚扰这个词发明了至少有二三十年,但它在中文语境里的讲述还是困难的。很多人在彭帅的案例里提到房思琪,我觉得林奕含作为作家了不起的一点是,她给中文世界的人找到了非常契合自己经验的语言。很多人被房思琪的故事所震动,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的、还没有接触到女性主义文学的人,是很难找到一个像房思琪一样的形象,来为自己的故事做注解的。

彭帅的文章透露了她的很多脆弱,但这并不是她完整的形象。她并不是面对权威绝对服从的人,其实她是我们国家最早的运动员脱离体制的尝试者之一,她对自己非常有决断和安排。

我非常庆幸彭帅选择讲述这件事情。因为你必须找到自己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哪怕这个故事是破碎的,在某些程度上是残缺的,并且很多时候透露出的是你自己的脆弱和不完整,但在你讲出来、写出来的那一刻,在它被其他人看到的那一刻,作为受害者的“自保”的程序才真正是完成了。

米兔的危机,还是新的尝试?

我们的讨论设置了一个前提,即彭帅的发声是米兔运动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彭帅的发声会给米兔带来危机,事情是这样吗?如果不是带来危机,那它会给米兔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不觉得是米兔的危机,而是权力拥有者的危机。米兔是从权力比较松散的行业和领域开始,并不是其他领域不存在,相反可能更多。从以前的经验来看,米兔的每一个当事人的举报都是一个示范,而且它在不断积蓄能量。几个月前吴亦凡的事件曝光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他是米兔能够触及的影响力比较大的人了,现在它又被彭帅推到了新的高度。这件事在未来一定可以影响到更多人,涉及到更多的领域。这是米兔的能量。

彭帅的发声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女性站出来指控非常高权位的施害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不仅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于政治和权力的想象,也打破了墙外西方社会对中国权利运动的想象,这是一种突破,它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就像米兔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很多人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但它确实发生了。

同时,我们怎么理解每一次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之后,带来的打压和反扑,不管是受害者还是她们的支持者所付出的代价?在每一次势头形成之后,总是有一些先行者要被专门地检出。在每一次米兔被打击的过程里,最明显的影响是米兔的组织化在不断被去除。尽管米兔在非常缺乏组织化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发展,但这还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今天米兔已经没有一个可见的组织者,也没有一个可见的集体行动的议程。如果人们要问米兔在这个阶段要达到什么倡导的目标,我觉得没有答案,因为米兔没有集体的行动议程。没有倡导的目标和共识性的策略。

米兔的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是被打压的结果,也是一种适应性的形态,当没有活动家和组织者在运动中发挥枢纽作用的时候,现在看到的米兔就是以受害者的发声为核心的。每次有受害者站出来讲述她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触及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的层面,米兔的参与者和女权主义者就会在网上集结,不断地转发、评论,以期望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来促进公共讨论,并且希望能够促进这个个案的解决。

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肯定的是参与讨论的人们意识有了很大提升。最早的支持者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卷入了更多的支持者,公众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今天的社会舆论会比三年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得不回应的问题。至于个案的解决,有成功有失败,如果我们可以把吴亦凡案看作一个成功,把弦子案看作一个暂时的失败的话,我们远远不能预期一个案子的舆论就能让它获得相应的结果,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而运动缺乏组织者也带来一些问题。米兔的很多个案在中国都很难走入法律程序,在没有人设置议程的情况下,依靠个案推动制度的变革也是相对有限的。还有一个担忧是对于受害者的支持不足,这也会影响受害者的发声。一些受害者通过发声引起一些社会关注后,会受到来自公权力部门的压力,可能会被告知不能继续在平台上公开就事件发言。当组织者不再出现,受害者也很难和更多支持者建立联系并取得社会关注,更容易处在孤立的境地。

当然用受害者的发声作为组织方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具有很大的合法性和舆论的正当性,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米兔受到的打击,这是一个优势。

以所有受害者个案的一次次发声,以一次次影响极大的控诉来推动的这个运动,其本身是非常波动的,不断地经历从高潮到低谷。大家应该都体会过,在一个个案失败之后,我们可能会陷入到怎样的消沉,等到下一个人发出控诉,我们又是如何紧张起来,希望能够参与其中。这样一个波折的过程里面存在大量的消耗。

这可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运动的形态。在个案和个案之间,米兔是沉寂的,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发生的可能性在哪。

米兔最开始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形态在发展,到现在是一种无组织化、以回应受害者的发声来进行再组织的形态,可能是一个注定的形态的演变。米兔的一部分核心就是去中心化的自发性,也就导致它会越来越被泛化。但米兔运动更重要的可能不是它本身推进到什么程度,而是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由米兔开始,但它可能不是以米兔为终点。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抨击了陈旧的话语,试图创造新的、女权式的讲述性骚扰和性侵的话语,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在高校、民法典等方面有一些制度性的突破,但更大的突破还是2018年到现在文化上的改变。这可能比我们可见的线性的体制上的突破更不容易,而且它的持久性会更强。因为我们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它的目标不仅限于米兔本身,而是要打破整个充满强奸文化的语言体系,尤其是公共表达空间在不断被压缩的前提下。

在这个前提下,大家也非常渴望有讨论的空间,一有机会就会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情感。在长期被打压的环境下,非常需要有新的、不受审查的安全空间进行讨论。表面上公共空间是被打压,但并不代表个人对于讨论的渴望是在持续下降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保留和寻找一些空间。

我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要在这件事上教女性自保,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大家希望这件事是有效用的,希望它最后能留下点什么,我们能做点什么、能从中得到点什么。以往公益圈和高校的案例曝出来之后,我们能看到一个目标,不管它能不能实现,比如我们想要在高校建立一个反性骚扰、反性侵的制度,就算不是非常清楚的议程,至少能看到有一个能够推进的轮廓。但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感受到彭帅的勇敢,却不知道怎么接住。也有一种焦虑感:米兔运动一次一次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我们最后却不知道怎样推进或者去向何方。对我们来说,这件事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机会。

在彭帅的微博被删之后,大家还在不断给她其他的微博点赞,每一个点赞都是对她讲述的承认。现在这个环境就是要抹杀掉这件事情的存在,不让大家讨论,很多人可能会感觉很无力,不知道怎么办。但有一件事是我们现在真正可以做的,就是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彭帅已经讲出了她的故事,而讨论它、讲述自己的观点并不断传播,是我们这些女权主义者的责任。只要还有一点空间,我们就要不断表达,讲述自己的感受,讲述为什么相信彭帅,讲述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是不对的。本来这就是米兔运动发展的方式,通过讲述掀起涟漪。在现在这样的环境,我们还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接受米兔就是自发的和不可预期的形态,并且接受它在未来,哪怕就在明天,都是不可预期的。这和我们早先的期许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总是期许从今天到明天有一个线性的变化,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我们总是在等待受害者的发声能尽可能地为所有性侵受害者建立一个可靠的制度性的保障,但实际上这都是不确定的。而且像彭帅这个例子所提示的,米兔的天花板也是存在的,当米兔的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就是它踢到铁板的时候。

同时中国的整个公共空间都在坍塌,人们的活动空间一直都在大大压缩,米兔已经是逆势而生了,我们又怎么能期待整个社会在下行的时候,米兔还能继续上行。我们的运动本身就是非常贫困和脆弱的运动,唯一的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当然也是越来越受抑制的社群,我们的运动是广泛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如果让米兔来作为也许是中国最后的可见的抗议型的社会运动,而且撑住整个社会的话,那或许是我们所不能够承担的。

米兔从2018年开始就在和网络封锁做斗争。有一段时间“性骚扰”这些词都不能用。米兔在不断寻找缝隙从审查中逃逸,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我们的语言。而在运动不断被解散、消除的过程中,运动的应对形态就是发展出不同的微型的组织化,比如通过公众号和播客传递信息和发表观点。这种形式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她们自己的承担,并且她们意识到发声是自己的责任,为此开发各种各样的创意,同时她们也投入自己的资源,因为运动本身并没有什么资源可供分配。哪怕阅读量不高,或者一些平台观点是相互重复的,也是在为米兔整个势能的形成做贡献,是维持希望的所在。

彭帅的遭遇和她站出来这件事本身是复杂而巨大的,里面有很多扭曲,包括我们这些只是看到这件事的人,都受到了张高丽所携带的权力的震慑和扭曲

我们和彭帅素不相识,甚至并不期待她是女权主义者,要为运动发声,为什么我们还是有责任对她表达支持?因为如果一个发声的个体没有感受到其他人对她的援助,这对于后来者而言也会是一个负面的消息。我们是否希望所有女性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就体现在我们是否对每个站出来的人展现出我们的同盟。

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活生生的、充满活力的女性被投入一个黑洞,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人社会性的死亡,那么我们还有可能把她拉回来吗?这是女权主义者面对的前所未有的任务。我不知道我们能够做到什么,但现在我们有机会进行尝试。

一些朋友在接触国际上的女性网球选手,希望她们关注并公开表达对彭帅的支持,或许能够对彭帅产生一些保护。算是在“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情况下做的一点小小的尝试。

有朋友说,每次想到还能做什么,未来会怎么样,都会觉得很无力。但同时也觉得,在跟进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中,认识了很多朋友,很多在生活中完全没有见过,是在对事件的关注中创造了实实在在的联结。也许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但是至少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和目标。即使现实中不能马上看到发生了什么改变,至少可以一次一次跟进已经发生的事情。即使关注彭帅的事件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很困难,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案件,是需要我们持续去关注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思考,看到事件的时候,自己可以多做一点什么,多讲述一点什么,这些可能都会拓展一些空间。每一次言说都有意义,每一次讨论都会留下痕迹。即使不是公开在互联网上的讲述,只是线下一对一的交流,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同时,对运动的思考和对每一个当事人的关注,不一定会马上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可以推动我们继续往前走,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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