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苏里 转载自：《南方周末》
——近期若干历史政治类书籍阅读札记
1.题解
“近期”，主要限定在2009年开年至今。“历史政治类”，主要限定在中共党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总结。“若干”，这类出版物，年年一堆，月月新品，无法求全，选择若干，有没有代表性，不是笔者关注的重点。“阅读札记”，一种文体而已，说不下去可立马打住，不给自己找麻烦。
“思考尺度”，这里是特指。指一个民族有能力有机会从事思考的群体，他们的思考能力———宽度、深度、强度、向度、精细度、品质的总和。一个人如果有强大的躯体，但思考的品质很低，他永远只能是精神的矮子。思考方向几乎是思考尺度最重要的指标，方向如果出了问题，再深、再宽、再强、再精细，都将是一场空。“行走”，是个比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能力，因而也是其可能对人类文明贡献大小的计量器。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行走”，不仅取决于它的物质财富总和、军事力量大小、科技水准优劣，乃至教育水平的高低，关键还在于它运用政治道德的能力和支撑政治道德原则的精神质量。“远近”，也是比喻，可以作大小、强弱、多寡等理解。
言归正传。
2.还原历史之难
还原历史，大家最期待，但最难。它是一切大尺度思考的必要前提。思考是在空间和时间背景下展开的，而历史恰好是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铺陈，再加上时空中的人。有了后者，我们发现，人既是时空维度中的演员，也是可以跳出来的观察者和思考者。
刚刚上市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四卷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作者金冲及，是著名的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专家，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这部史纲可以看作金冲及毕生从事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四卷，约120万字，从19世纪40年代起头，结尾定格在2000年12月31日。20世纪中国史的体系性写作，金书可以说是第一部。
但翻阅完金书，第一印象，是作者在不少地方沿袭了传统的结论。历史的发展，几乎成了一条直线。一些领域，近年来本已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比如清末立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共《八七宣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朝鲜战争的起缘以及战争期间国内的经济形势、“文革”的发动和主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核心成就，等等，在金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
还有一个问题是，20世纪的中国史，在金书中，几乎成了一部政治史，中国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科学技术的、文学艺术的、宗教信仰的等等，几乎都消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3.史家职责：还原真相
史家的职责，就是尽其所能地给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一个民族－国家的健康成长，很大程度依赖史家的责任与良知。案头有五部作品，在还原真相上各自下了工夫，有些篇章，颇见思考力度。
同样刚刚上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两卷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作者杨奎松，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教授。全书18章，写作时间长达15年，涉及26年的历史(1946－1972)。上卷9章，以内政为主。下卷9章，以外部关系为主。多数章节在成书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结集成书，称为“建国史研究”，少了以偏概全之嫌，主题更加突出。有关新中国的外部关系一卷，写得尤其出彩。这一卷重点写了中苏、中美、中朝、中越、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写了两岸对峙，还写了中共外交政策的演变、毛泽东关于世界革命的构想与实践，特别在背景复杂的关系中分析了毛的三个世界理论。对毛泽东的研究，还使用了心理学、性格类型学方法，这在国内的同题研究中是很少见的。
杨著因是专题论文的结集，所以很难建立起体系，特别是上卷，看不出有什么事先的规划。但我们还是能读出作者的某种野心，假以时日，说不定作者能做出一篇成体系的大文章来。
去年出版了《国史札记·事件篇》的国防大学退休教授林蕴晖，今年又推出其姊妹篇《国史札记·史论篇》(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5月)。文集取名“札记”，可以说谨慎之至。作者着重探讨了毛泽东提出要“资本主义十五年绝种”的背景和涵义，比较了毛、刘、周、邓、张(闻天)的社会主义思考之异同。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4月)，是一本连续出版物，由华东师大教授韩钢、《历史研究》前任主编徐思彦担纲主编。本辑研究集中在上世纪50年代，从中共干部任用制度的形成，到新政权对私营报业的改造，从城市改造到1950年代初民变与征粮的关系，专题研究、对比研究、史料辑录、回忆口述，可谓琳琅满目。外国学者布朗、中央党校王海光研究员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历史的研究，观点虽然不同，但都有开创意义。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苏联的历史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三卷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是由28个专题构成的一部苏俄社会主义史大书，120余万字。它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云集老中青三代研究者，年轻人为主，以老带新；第二，大量使用近年公布的苏联档案；第三，选题有重要突破。仅以第三点而言，若干选题，此前少有研究者问津：对苏联干部住房制度的研究，对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背景的讨论，以及执政党与东正教的关系、苏联朝鲜托管政策的形成、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等研究，都开了先河。沈志华在前言中，特别强调苏俄社会主义史研究运用实证方法的价值，力求做到主要选题要“专”，从“专”中试图得出一般性结论。
顺便说一句，今年是沈志华教授学术成果丰收的大年，除《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新华出版社，2009年5月)再版外，他与李丹慧整理的《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王亚志口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也出版了。他与杨奎松共同主编的八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也相继出版了(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
匈牙利1956年事件对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有很大影响。侯凤菁的《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是迄今中国史学界研究该专题的最重要的著作。侯著为1956年匈牙利人民反抗暴政举行的起义正名，为在起义中付出生命代价、以纳吉为核心的英勇牺牲者们辩诬，还以大量原始资料，详尽描写起义的过程，分析起义的原因。作者1970年代便被派往布达佩斯，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对匈牙利进行长期观察、报道。他对匈牙利1956年发生的镇压事件，抱有极大同情，但叙述不失史家的严谨和客观。
4.另一种史书：当事人的回忆和研究
历史研究依赖史料的挖掘。史料分客观存在着的(档案、报刊、日记、信函、电报等)，和当事人主动提供的(回忆、口述等)。其中后者的难度更大，因而意义也更大。难得一见的是，这些当事人，不仅提供可信的史料，还有独到分析，有反思，有批判，他们本身就是史家了。
《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作者身份特殊，阎长贵曾任江青秘书，王广宇曾任“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书中披露的大量“文革”初期史料，对深化认识“文革”的发动，意义非凡。书中，作者澄清了吴晗“海瑞罢官”案、“五一六通知”出台、陶铸案、上海“一月风暴”发动、“全面内战”口号提出、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等重要历史事件和悬案的脉络。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及其灾难，毛泽东本人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都有着深刻的分析。可贵的是，作者深陷“文革”，对自己做过的事，却有惊人的反思(阎长贵曾是陶铸案加害者之一，虽然是次要角色)。两位作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1968年初，先后被关进大牢，1975年才获开释，又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获得平反。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受害者，就一味喊冤，而是保持了做人的基本伦理底线和客观公正态度。
与《问史求信集》相比，另一本当事人的回忆文字———《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张民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就有些可议之处了。作者张民，退休前任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部部长，军事战略学研究员。1965年，毛泽东鉴于北京的安全形势，批准周恩来组建“保卫首都”的军事性质的“首都工作组”，作者从总参调任该组工作，直到1967年该工作组撤销。这个工作组之神秘，保密要求之高，在军人出身的作者看来，匪夷所思。作者由于全程参与“工作组”工作，又在周身边，加之该项工作的性质，因此有机会了解“文革”初期大量的内幕故事。作者尽了很大心力，使我们第一次详尽知道了“首都工作组”组建内情，以及周毛在此工作组存在期间的微妙关系。但作者止步于此，对“文革”发动者、重要参与者缺少应有的分析批判，令人惋惜。
5.历史思考的尺度
历史是有刻度的。每临近一个重要刻度时，人们往往自觉开动大脑，总结过往，点评事件，臧否人物，对它们重新给予解释，赋予新的意义，历史学家，首当其冲。
然而，许多因素，限制了史家的视野，因之也限制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思考能力。历史思考中的大尺度，无从谈起。
衡量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思考的尺度大小，有三个方向标准。一是横向参照，主要测量宽度，当今最大的尺度，无疑是世界规模的，仅此言之，以上所列作品，除杨、沈有些意思外，余者皆十分缺乏。二是纵向参照，以测量深度———对本(该)国几千年历史的掌握情况，这对每一位近现代史研究者来说，都是严峻挑战。以上历史作品，无一例外，都缺少纵向比较，就事论事，一个萝卜一个坑，历史的经验，在这里湮灭了，古人的智慧，无法蝶化蛹般地激起现代人的灵感。惟有金冲及的著作，在少数章节段落里，有此境界。第三，是内向观照坐标，即史家在历史研究中，自我观照的自觉与能力。缺少这一点，所谓对历史事件中的人物作同情的理解，便是一句空话，努力做到回到历史现场，只能是幻想。这一点，侯著好些，但也仅仅与其他作品相比才说得上。
历史思考需要尺度，尺度大小，思考品质高低立见，而一个民族－国家的健康状况，与此有绝大关系。历史学家，任重而道远。我们殷切期待着他们新的成就。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