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卫平 转载自：网络
一
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的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加富有意义。奥威尔的那本是预言幻想小说，重在描写人们在巨大的外部压力及恐惧之下，如何思想变形，完成了从属和归顺的过程。身在英国的奥威尔，并没有亲身经历俄式极权主义，没有看见它是如何从一个社会内部成长出来。实际上任何被称之为“怪胎”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是外来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写在1951年的这本，重心放在了当时人们如何从自身的处境、困厄及个人野心出发，自觉并入强势力量，最终变成了压力的一部分。书中所见所闻，为作者本人亲身经历。
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乌 兰 、易丽君 译，广西师大出版社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当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时，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斯拉夫语系教书，在波兰故乡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课堂上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传。曾经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他被隔离的原因在于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早些时候，他从波兰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离任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时值冷战初期，巴黎的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正陷入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这书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巴黎的波兰侨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于恐惧和投机，是由于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责他在为共产主义“做宣传”。一位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人已经在现有体制中拥有体面位置，居然还要流亡他乡，一定是疯了。在极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他支持的人中有两个光辉的名字：法国作家加缪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后者为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的德文版写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还在于尽管饥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赚。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内他为自己出走的选择，感到“罪过”和“羞耻”，这种感觉伴随了他的一生，认为那除了是一个灾难，而不是别的。1960年他去了美国一呆三十年，一边教书，一边坚持波兰语写作。“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是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我忠实的母语》，绿原译。）
冰冻解除之后，米沃什于90年代初回波兰，病逝于克拉科夫。他的诗歌与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国一直有出版。80年代末，老诗人绿原译出了米沃什诗选《被拆散的笔记簿》，成为许多中国诗人的最爱。近些年，陆续有《米沃什诗选》、《米沃什词典》、《诗的见证》问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在人们翘首以盼很久之后，终于有中文版面世。
“被禁锢的”一词在波兰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并不仅仅是强迫的，而是有着心甘情愿的意味。新信仰也许带着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仅是压迫，这使得这本书拥有了极为丰富的阐述空间。
这本书也会让年轻的中国读者，面对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那批人们，有一个平行的了解。
二
米沃什来自立陶宛一个贵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属于波兰。他的家族属于说波兰语的上层社会。当时的立陶宛首都维尔诺，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为立陶宛驻法国外交官员，用法语写诗。米沃什与他的年轻同伴之间，也有一个先锋诗歌的小圈子，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一个维尔诺的年轻诗人头脑中所想的问题，与一个法国年轻诗人没有什么分别。在当时国际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青年米沃什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惭。
如此美丽一个的地方，却再三被外来强权占领与蹂躏。米沃什在书里这篇《伽玛，历史的奴隶》的开始写道：“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的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到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会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法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诗集，在当地享有文名。他与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诗歌流派叫做“灾变论”，年轻人已经清晰地感到灾祸就在不远处。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瓜分了波兰，立陶宛归属苏联，红军开进了维尔诺。1940年米沃什从维尔诺逃到华沙，参加了左派的地下抵抗组织。1941年这个地方被德军占领。1944年，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这个地区。两次目睹苏联军队占领，米沃什将某种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之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也粉碎了每个国家人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维尔诺的命运是整个波兰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写。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这一回，闯入者最大的擅长还在于，将自己描绘成历史进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学说，以“新信仰”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仍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演进，处于当事人的视野之外，而新信仰则把客观发展的“历史”替换成了“第一人称”，声称他们这些人正好代表着历史运行的方向。
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实际上并无选择。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如何与眼前的局面达成妥协。米沃什用“开船前的恐惧”来形容这种精神状态。社会危机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机，忘记了他们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他们尽力想要忘却。
该书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永不满足》，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热门哲学人物胡塞尔、卡尔纳普的话题均在其内，然而书中的气氛却是诡异不幸的，人们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据说是来自蒙古哲学家的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往日争论不休的问题，会变得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连结一个社会里不同人群——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人有了依靠，感到自己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让觉得自己百无一用的人们，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无意义感。原有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缺乏人生意义。某种情况就像我们这里曾经命名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以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更容易被吸收进新体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套东西的蛊惑。
三、必要性。在上下文中，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不能与现实的运动保持同步。在种种干扰之下，“他写作冲动的源泉早就已经浑浊不清”。那种叫做新信仰的东西，据说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不仅是获得未来人生的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也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个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他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他们现在正以同情和鼓励的眼光看着他。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他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于是，他终于“度过了转折期”，一条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无限展开。
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米沃什的观察力是惊人的。他强调，在波兰作家当中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两年之内，他已经感到不能忍受，意识到了后面即将到来的一劫不复的精神灾难。
对于西方列强的失望，也是为东欧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书中有一章叫做《看西方》，作为今天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也能够找到许多共鸣。稍微拉远一点看，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遭遇到的这些问题，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重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入需要个人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样的支持。
米沃什设想后来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没有就黑格尔式的历史运行观做出一番讨论吗？他的回答是：议题是人家设计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某种情况与中国一样：一个人即使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唐诗宋词这样精美的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如何组织起来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仍然一无所知。结果是，运用前现代的方式去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本来应该往前一步，结果却变成了往后一步，甚至是好几步。
读到这些章节，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许多前辈的面容，想起他们说过的许多话。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曾与我谈起过最初接触“社会发展观”所产生的巨大心灵冲击，他感到有人能将历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全部说透，真是了不起。王蒙先生也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早年的选择无怨无悔。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感受，尊重前人的道路，我自己的父亲所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但是米沃什告诉我们，任何选择不是凭空产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未必自由。再者，选择也是建立在自身现实与思想基础之上，而这些基础本身可能是十分薄弱的。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头脑更多是危机的产物，它释放危机以及复制危机。
米沃什揭示了某个晦涩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层是个人前途及道德危机，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服膺（臣服），他没有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出于外在压力。面对一场“精巧的辩护”这种批评，米沃什的回应是，他只是诚实地写出了自己看到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们自己的解释、理由写进书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叙述，而没有为了仇恨或怨恨，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们的需要。
三
每本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淘洗，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锐地指出，在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表情坦然，轻松而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的紧张、晦涩和难言。受到“辩证法压力”的人们则充满了矛盾。人们必须演戏。必须戴上面具。在大街上、办公室里、会议厅、工厂、甚至在起居室，人们说每一句话必须考虑后果。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起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越演越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之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出席一切在他看来是荒唐的仪式和表演，争取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去，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变成：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是得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眼睁睁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借此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恶作剧的水平之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泪的掌声。而实际上，我可能认为那是一个野蛮国家，对此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英雄”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憎恨把人们的人性拉向比较低矮的去处。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艺术的唱片，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味，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到正在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并因为自己拥有这些伪装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满意。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人们摇身一变，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们表现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米沃什认为，伦理凯特曼，是一种最为强劲的凯特曼，包括能够做到对原先的朋友铁面无私，告发周围的人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事情的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无从打听。结果是人们患了各种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相分离，与他自己之间隔着一条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那些是真实的，那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么是该喜欢的，什么是该抛弃的。事情原有的界桩被一再移动，他日益变成含糊含混。
对一些人们来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因为拥有某个不谨慎的开头，继而步步迈向谎言的深渊，越走越深，难以自拔。如果说最初还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么地方，渐渐地，他变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模模糊糊地认为能够蒙混过关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照样也可以挑战社会和他人：打着真与善的旗号，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恶，与他的大环境处于互为辉映“镜像关系”当中。
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人们离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耻成了新的道德观。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因此该书既是与他留在波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也是与他自身的对话。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今天特别匮乏的。在溯本追源的今天，也应该包括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复原。一个人起码要坚持住自己，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块仅仅是遭受损失的大陆。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1946——），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切·米沃什）。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四
书中还有四个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应该都是有现实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原先他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气质十分边缘的人们，如何逐步进入了“历史”的大门。在一个宏大背景之下，他又提供了具体的个案。其中《阿尔法，道德家》是最有深度的一个。这个人本身追求完美、纯洁，力求无懈可击，这使得他的选择带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一位作家，在战争期间也会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创办了地下文学刊物，写作有关“受难”、“忠诚”主题的小说，表达了与纳粹决一死战的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祖国和荣誉高于一切。然而，还存在着个人信念之外、比个人信念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现实”。实际情况是，地下抵抗带来了重大牺牲，同时更多的人在集中营里被枪决。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仅仅个人拥有的“忠诚”概念便显得远远不够。
1944年的华沙起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端。这是由远在伦敦的波兰“地下国家”发动的。其时苏联军队已经到了易北河对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
情形的复杂性在于，波兰人对于俄国人同样忧心忡忡，深知其吞并或或瓜分波兰的野心不死。因此，对于指导起义的流亡政府来说，便期盼能在红军到来之前，有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这样才有可能将主动权掌握在波兰人自己手里。这个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现实却不允许。
米沃什形容为“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其中一个巨人（俄）比另一个巨人（德）更有耐心，等待着苍蝇被一个巨人杀死之后它才出场，始终按兵不动。结果是，两个月内华沙上空浓烟滚滚，手中武器为手枪、手榴弹、燃烧瓶的人们，完全不能抵挡来自德军的轰炸机、坦克和重炮，二十万人痛苦地死于残酷的巷战，华沙变成一片废墟。幸存者逃进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诚于他的波兰祖国，而不是屈服于苏联红军，会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死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忠诚”，便显得无效、愚忠、狂热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忆了他本人与这位道德小说家，一道迷失在华沙起义后的废墟瓦砾中的情景，他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一片沉寂。”一个意想不到小木板出现了。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红色的漆写道：“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谁是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有谁知道他到底遭受怎样的折磨？他所携带的是什么样任务？他是谁的儿子？或许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些了。那块木板上的字，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一对朋友同样承受了这个来自死亡边缘孤独声音的巨大冲击。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们，便怀着这样无边的绝望。而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经的思想道路：“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说话时，他几乎是是带着疼痛喊出来的。
那么米沃什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向“歧路”？他与朋友的分歧出现在何处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通过他的叙述完全可以找到线索。这位被他化名为阿尔法的朋友拥有一种天生的抽象性，对于概念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具体人们的兴趣，他的小说中具体的人们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的，变成服从概念的需要。此类需要也是建立权威的需要。而对于米沃什来说，具体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们，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
阿尔法写出了他的新小说，关于纳粹期间的华沙生活。米沃什这样评论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热门的话题’，却让我们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然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致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这里指的是，对于那些身体还未凉透的人们，要有一种敬畏和距离，而不是马上给他们涂上胭脂。宁愿站在沉默一边，也不要站在喧哗一边。宁愿失语，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肃穆的感觉，更不要马上去学会强权者的语言和腔调。
书中《波罗的海》这一章，他发出一生中少有的尖锐批评。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内波罗的海三国再次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谓“强化农村阶级斗争”的，使得战后拥有散落武器的人们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进行反抗。结果是更多的人被装进闷罐车，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劫掠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这时候西欧人开始享受平缓的和平生活，没有人注意这一切。东方和西方的舆论没有人关注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它来自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家庭，一家三口母亲与两个女儿，于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信中以干巴巴的简短语言叙述了她们在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后一个字母都很粗，将它们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永恒的奴隶”这个字样。这是被抹杀中一声悲苦的叫喊。米沃什从中想到了“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有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炫耀的强权与被沉埋的人们在诗人身上进行拉锯，就像曾经不同的力量在争夺和分割他的家乡，他的祖国。他自己经历的下面这个故事，同样体现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个夜晚，作为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在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米沃什决定停下来了，他不能再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将“人”和“历史”对立起来，经过迟疑斗争，米沃什最终选择了“人”：具体的、生活在某处的人们，有着熟悉亲切的面庞。他决定背负来自出身地的无边苦难，承担那些永远沉埋地下的人们的痛苦。他选择站在了失败者一边：“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还是被战胜的人一边，我的将来是赢还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这几句话表明，米沃什同样拥有奥威尔那样的预言能力。这种能力并不神秘，是一个艺术家对于人类事务的关心，所拥有的穿透性目光。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说得对。
实际上，这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显出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华美的和欢快的，另一方面是被掩埋，是痛苦的喊叫。这是米沃什写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诗《菲奥里广场》，其中一边是在美好欢笑中度周末的人们，不远处的另一边便是犹太区着火的房屋、被风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对于后者全然没有感觉。然而，暴力正是在人们的忽视中开始变得流行，悲剧在人们的轻率中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一个晴朗的春夜
在华沙按狂欢的曲调
旋转木马旁的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奥里
兴高采烈的旋律淹没了
犹太区屋墙传来的炮弹齐发声
双双对对高飞
在无云的天空
有时从火堆吹来的风
把黑色风筝吹过去
旋转木马的骑者
抓住了半空中的花瓣
那同一阵热风
还吹开了姑娘们的裙
人们开怀大笑
在那美丽的华沙的星期天
（绿原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