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占帆 原文链接
2021年12月20日，澳门步入回归中国22周年，而在彼岸的香港特区，则于前一天举行了经中央“完善”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
今年9月的澳门立法会选举，在大规模取消民主派参选人资格后，直选投票率创下历届新低，外界预料此一幕也将在香港立法会选举重演。原本作为澳门主要民主派政团的“新澳门学社”，丧失其唯一的立法会议席。被剥夺连任机会的新澳门学社前议员苏嘉豪在记者会上坦言，学社和他个人的政治前途只能“且行且看”。在北京因应2019年修例风波出动连环重拳“收拾”香港后，原来被认为是“乖孩子”的澳门，冷不提防获得同等待遇，港澳的公民社会进程同步踏入寒冬。
事实上，“乖孩子”澳门的公民社会意识正于近年逐渐形成，尽管未有近似香港的曝光率，但如2014和2016年，都曾爆发社会运动。而近一两年，一系列在香港采取的管制手段，如取消议员资格、在国安委增设中联办顾问等，都在澳门重现。
澳门公民社会：万物退潮
澳门时事评论员黄东以前经常到新澳门学社出席网上电台节目讨论时政，但随着苏嘉豪被DQ未能角逐连任，学社在缺乏资源下上月被迫要关闭租用的会址，黄东参与的网台节目因此结束。他指包括新澳门学社在内的民主派政团和压力团体，一直都没有以公司形式运作，也没有投资储蓄，亦不像建政派社团般能够获得政府资助。“搞活动要支出有成本，以前是把议员薪津的一半用以支援学社，没有财政基础支撑，公民活动难以持续。”
位于沙栏仔街的新澳门学社会址关闭后，学社仅保留电邮、社交媒体和邮政信箱与公众联系。
学社营运的网媒“爱瞒日报”，亦在10月19日突然宣布因“前所未有的环境变迁，资源稀缺”停止运作。
至于立法会前议员吴国昌和区锦新所属的民主派政团“澳门社区发展新动力”，目前仍靠资金储备运作，但未来亦可能因为经营问题要关闭会址，被迫改到负责人家中运作。
黄东认为，澳门人的本土意识在回归后萌芽，公民社会近年开始成长，例如2014年5月爆发了近二万民众参与游行的反对特首和高官卸任后可获巨额长期退休金和离任补偿的“反离补运动”，2016年数千人游行，抗议时任特首崔世安在未有任何公布下，把一亿元公款捐赠予广州暨南大学。
而在在2017年的第六届澳门立法会选举，被归类为“自由开放阵营”的政党澳门社区发展新动力和新澳门学社，分别各取得两个和一个直选议席，其中当年年仅26岁的苏嘉豪成为澳门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
“本来澳门的公民社会发展正出现良好势头，各种不同性质的公民运动组织正陆续出现，但情势自从香港‘反送中’后开始恶劣。澳门政府开始宁左勿右，公民社会还未真正成长已被扑灭。”黄东说。
“苏嘉豪在2017年当选具指标性，令人感到年轻人从政是有前途，这么年轻就做到议员，当年给很多人希望。”但到如今，黄东指，包括苏嘉豪以及新澳门学社的职员现在也要寻找工作，但碍于目前的政治低气压和他们的敏感背景，要有雇主聘请相当困难。
香港管制模式，照搬澳门
经历2019年修例风波后，香港特区政府去年7月根据港区《国安法》，成立由行政长官兼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多名主要官员，并同时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骆惠宁兼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列席国安委会议，以“顾问”身份参与这个特区政府机构的活动。而澳门特区政府虽然较香港走前一步，早在2018年9月就仿效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兼任主席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设置成立澳门国安委，但当时并未安排中联办官员加入。直到今年12月初，官媒披露，国务院已向澳门行政长官作出批覆，决定在澳门国安委设立由澳门中联办主任兼任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由中联办三名“相关人员”担任的国家安全技术顾问。
对于北京在澳门国安委的上述新动作，舆论解读为中央继在香港加强国安工作后，把中联办官员以“顾问”身份参与委员会事务的相关模式亦套用在澳门。
而熟悉澳门事务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鉊对《歪脑》记者表示，澳门国安委新增中联办官员列席会议这件事，本身未有太大新意：“澳门执行国安任务较香港早很多，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他指出，这表明北京因应美中在意识形态论战以至经济战两国斗争全面升级之际，认为涉及国安层面事务不是单靠澳门特区政府就能处理。“包括赌权要重新投标，例如会否限制美资博彩企业，虽然这些表面上是商业问题，但北京认为澳门有需要提升国家安全的执行力度。”
由于香港立法会选举延后了一年，今年的澳门立法会选举变成与香港同年举行。但出乎人们预料，包括竞逐连任的民主派议员苏嘉豪和吴国昌等在内六组参选名单共21名参与人，被澳门的选举管理委员会裁定不拥护《基本法》及效忠澳门特区政府，遭取消参选资格（所谓“DQ”），与香港早前发生的情况非常类似。
就在各界仍在分析，澳门反对派在议会内根本不成气候，北京为何不选择保留他们留在议会以作“民主点缀”之际，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7月9日亦即澳门DQ事件发生一周后在北京举行的“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发言表明，要在香港各场选举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特区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反中乱港分子通过任何途径和方式混进特别行政区管治架构”，随后形容“这是一条铁的底线，同样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
民主派空间收窄之后：不投票或者投白票
2017年苏嘉豪的当选引人注目，不过，就算加上立场接近民主派的土生葡人高天赐，当时民主派仍在澳门立法会全体33席的议会中仅占四席，与长年手握议会内三分一关键少数的香港民主派不可同日而语。刘锐绍分析，这次澳门DQ事件表明，北京目前的港澳政策是“宁左勿右，宁紧勿松”。
他比照港澳的情况，指在香港，早前曾有传闻指北京或会在严格限制人数之下，容许部分香港泛民人士“入闸”参选，但结果在10月的香港区议会宣誓期间，多名民主党议员仍被政府裁定宣誓无效，不但丧失了原来的区议员资格，未来五年内亦不能再角逐各级选举，当中就包括外界认为有机会获北京“放行”的前议员涂谨申和邝俊宇，以及曾多次高调发声赞成民主党参选的前议员梁翊婷。“这只能反映官方认为‘安全系数’要提高，亦担心一些泛民人士在竞选过程中讲中央不喜欢听的话，这个在港澳都是一样。”
而澳门的苏嘉豪DQ事件，则对9月12日的第七届澳门立法会选举带来即刻的效果。地区直选投票率仅42.38%，较四年前大泻14.84个百分点，兼创下1992年立法会设立直选议席后的新低。共有5,208人投下白票或废票，无效票比例达3.8%的历届第二高。选管会总核算委员会在废票核对工作上，展示多张选票上出现“垃圾选举”、“DQ可耻”、个别被DQ组别名字等字眼。
有趣的是，澳门选举历届选举的无效票比例，除了2017年仅有1.3%以外，历届选举均在3%以上，其中2009年更高见4.8%。反观香港选举，无效票比例一向较澳门要低，由1991年首届的港英立法局选举以来，直到2008年特区第四届立法会选举，一直从未逾1%。直到2012年和2016年两届选举，无效票比例才飙升至约1.5%，也许与近年有“本土派”人士不满传统泛民主派议员在争取政制民主化上不够进步，不时在网上呼吁网民将选票“射落海”（意即呼吁选民宁愿浪费自己的选票，也不要支持泛民主派候选人）有关。
“躺平”之后，前路如何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令澳门政府大为恐惧。经历了2016年的几次大规模游行，澳门立法会前地已被封不准集会，澳门网上也无法形成香港那种be water（如水）性质的网上动员，只是流于发泄式（聚集），因此公民社会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也没有太大的空间。”黄东称，北京在为香港订立《国安法》后，已一同把港澳“收服”，无论是港澳两地公民社会在可见将来都没有太多希望能够取得突破发展。
但今年澳门立法会选举的无效票较上届倍增，黄东认为这有其积极意义。“（说明）即使是蓝丝（支持建制派的市民）也好，也觉得政府做得太过分，废票白票就增加了。以前选举的无效票，是公民意识低落的表现，因为民主派在立法会只有几席，发挥不到太大作用，市民感觉是吵闹过后也是这样。但是这次很多人在投票上‘躺平’了。本来年轻人近年更关注立法会，但现在因为DQ事件被打沉了，这对社会发展也没有好处。”
《歪脑》记者曾通过电话及电话信息联络失去议席的苏嘉豪，但他未有回应。不过，苏嘉豪及其团队一直在近日亦仍有参与公民社会活动，12月14日，他就代表新澳门学社向劳工事务局就《工会法》公开咨询提交意见书，倡议订立细则规范保障罢工权。
黄东承认，公民社会前路悲观，“但未至于绝望”，寄语“只能够保留自己的意志”，一方面吸收外界资讯以自我增值，另一方面在公民团体难以生存的情况下，只能求“个人生存”以维持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