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方炜 转载自：温故
1941年底的北京，那个时候是叫北平的，一位四十八岁的学者被残暴的侵华日军抓进监狱，押到了审讯室里。翻译是个韩国人，当这位学者被押进来之后，这个韩国人对他说：“请向太君鞠躬。”
面对赤裸裸的暴力，文弱的学者不能不照做。但是他说：“我对武力鞠躬。”
日本军官问：“你是不是抗日分子？”“我是。”学者平静地说。日本军官又问：“你为什么抗日？”
学者说：“这问题我有两个回答方式。概括地说，我不得不如此。但你要我细说的话，请你给我二十分钟，不要打岔。”
日本军官说他可以有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学者告诉日本军官：我是研究历史的，我研究的结论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用武力来占领别的国家，把别国人民当奴隶，镇压别国人民的意志，只能暂时收效，最后一定得报应，报应来时，压迫者有时会比受害者更惨。你们宣传说日本的目的是要亚洲各国共同繁荣，这是骗人的。看看韩国的历史就知道。日本吞并了韩国，现在韩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被征入日本军队，做着卑微的工作。你们是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韩国。
那位刚才还洋洋得意的韩国翻译听了这番话后热泪夺眶，而日本军官则脸色发白，不等翻译译完这段话就叫把学者带回牢里。
下次继续审讯的时候，照样先要鞠躬，学者照旧说向武力鞠躬，没想到那个日本军官站了起来，向学者鞠躬道：我向一个不怕死敢说实话的人鞠躬。
这位在强大的暴力威胁之下坦然地保持了自己尊严的学者叫洪业，又名洪煨莲，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燕京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读了陈毓贤女士写的《洪业传》，我的内心被一种久违了的情感温暖着。
洪业全家福，1927年摄于北京
一个人原来可以这样真诚而优雅地生活着，追求真理，探讨学问，淡泊名利，率性任事，不求达亦不求隐，被前人奖掖又去奖掖后人，平静地生存，又平静地逝去。这是怎样的一种美丽呀！
在我的视野里，有几位中国学人是值得崇敬和追随的，伟大的鲁迅，高峻的顾准，正直深锐的李慎之，宽厚担当的茅于轼……现在我又发现了洪业。而且比起前边那几位，洪业显得更加优雅也更加世俗一些，唯其如此，洪业也更加令我觉得亲近。
洪业生命中的几个片段尤其让我觉得印象深刻。洪业年轻的时候，曾经被几个同学拉去逛妓院，由于怕妓院里面的狗，跑了回来。回到宿舍，收到父亲的一封信，那上面说：
我的儿子，现在你慢慢长大，开始懂人事，年轻的时候，女色是很大的关键。如果一个女人失节，社会会看不起她。男人失节，社会不会看不起他，但是一个大丈夫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他会自己看不起自己。你身体要保持清洁，就像器具一样，念书人要立志做圣贤，有所不为。我老早就有八个字管自己，现在我写给你，请你记住：守身如玉，执志若金。
洪业读了，出了一身冷汗。
一个人的良知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正直的儒家传统，像接力一样，一代一代，由父传子，由子传孙，世世代代传接下来。
现代社会的性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性不再作为一种节操，而是作为一种身体健康享乐的东西来看待，洪业父亲所说的那种标准在今天看也许古板了一些。但是，良知的建立依然不可或缺，“守身如玉，执志若金”这八个字依然可以作为青年人的座右铭，也包括我这种年纪的中年人。只是，在意义的理解上，可以更加宽泛一些。
另一个片段是这样的：洪业年轻的时候，颇为桀骜不群，虽然在教会学校读书并且是成绩优秀的学生，却大胆地找出了《圣经》里的瑕疵，并由此判定儒家学说远比基督教高明。《圣经》里面记载：迦拿的一户人家娶媳妇，酒喝光了，耶稣的母亲受众人之托来找耶稣，耶稣说：“妇人，你怎么来打搅我？”洪业论证说，做儿子的这样对母亲说话，显然不孝，怎么可以做圣人？
校长夫人反对学校为此开除洪业，但她启发洪业说：书是古人经验的结晶，好的坏的都有，就像有人摆了一桌子宴席，你应该拣爱吃的吃，不好消化的不吃。《圣经》古来语言就换了几次，里面有错误、有矛盾的地方是难免的，所以看《圣经》要拣好的记着，其余的不要。但有些现在看来是矛盾的地方，往往以后发现并不矛盾。但你现在专心去记这些，等于白费脑筋。
洪业听了校长夫人的这一番话，深受启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理性的精神，经由一位传教的外国女人，教授给年轻的洪业。从此这种理性的宽容冷静的分析精神伴随了洪业一生。
在此后不久的一封信中，洪业写道：“……神派耶稣到西方，派孔子到东方，以拯救人类于万恶之中……无论如何，耶稣和孔子都是神的传言人，是拯救人类的恩者。”在这里，那种争强好胜的欲望之心淡去了，认真的态度却仍在，伴随着一种平和的心态。
后来，洪业留学美国的时候，念到《圣经》第二章第三、四节的时候，老师问他，耶稣为什么把他的母亲称作妇人？洪业回答说：《圣经》里没有说耶稣回答他母亲的神态，我想耶稣是在逗他母亲笑，他说话时眨眼向他母亲示意，这酒喝完另有供应。
理性在这里已经上升为一种宽容和智慧。良知和理性，在建立之后，就始终伴随着洪业，使他对人生众多需要面对的纷纭复杂的事情，都能够作出真诚而从容的应对。
洪业后来总结自己的诸多选择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自己定下了几个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三有与三不。三不是什么呢？我一生对三方面有兴趣，我对怎样统治人民造益国家这些问题很有兴趣。但官场险恶，投身政治不时要做妥协，有时损伤到自己所爱的人，所以我决心不做政府官员。我对宗教很有兴趣，但教会与宗教是两回事，教会如面孔，宗教若笑容，要笑容可爱，面孔得保持干净，我既不能擦洗面孔的污点，便决心不做牧师。我对教育有兴趣，但教育的行政工作类似官场，要奉承有钱有势的人，所以我可以做教员而不做校长。三有是什么呢？第一是有为，第二是有守，第三是有趣。这三有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有抱负的人常为了急于达到目标而牺牲原则，所以得划清界线有所不为，这叫“有守”；但有守的人常干燥无味，要懂得享受人生自然的乐趣，所以要“有趣”；但最有趣的人是诗人、艺术家，他们大多不愿负责任，罔视于社会福利，所以要“有为”；这三个“有”之间得保持平衡。
良知与理性，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作为对“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动，重兴国学是注重中国传统的学者们极力推重的。洪业是一位非常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号召力的学者，但是他却不赞成“国学”这一概念。当有人提议要学清华和北大的样子，在燕京大学也建立一个国学研究所的时候，洪业坚决反对。洪业认为，所谓的国学，不能孤芳自赏，而应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正如不能把欧洲的科学、文学、历史等笼统归入“欧洲学”一样。而且，洪业认为中国的学问应当让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
也正是这位反对“国学研究”的洪业，做了一件当时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无法完成的、对研究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工作，创建了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把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经书史籍有系统地重新校勘，并加编引得（索引）和词汇索引。洪业的用意，在于把中国先人浩如烟海的知识和书籍进行清晰地排列，让未来的科学家、历史学家及其他学者可轻易索取，以便让新文化冲击之下的传统文化显露它们真正的价值，使之融入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之中，让后人得以继承和发扬。
在这里，洪业身上的两大支撑点：良知和理性，已经变得博大和宏伟起来。
还有两件小事能够从平和之中见出洪业的淡泊和风骨。洪业听朋友传话，说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怪他到南京不去看孔。洪业说：我不去看他对他是有好处的。我如果去看他，他办公室外面一定坐满了人，他先见老朋友，对他不利，对我也不利。人家看见我去看他那么有势力的人物，就会请我写信求这个求那个，麻烦极了。我的信来了，他也没办法，不回嘛，怕见怪；回嘛，荐几百个人中也许能用一两个，别的你怎么办？
在这里，洪业展示了他的另一面：日常生活中的恬淡自如，不去故作清高，也不使自己搅进无意义的事情之中。
抗战胜利之后，李宗仁任北平行营主任，上门邀请洪业做他的秘书长，官衔是少将。洪业婉言谢绝，但表示在外交事务方面可以提供帮助。有一次，李宗仁宴请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请洪业作陪，魏德迈致答词说：“中国之所以未能成为强国，对世界和平及繁荣有贡献，乃由于两大敌人的阻碍。第一个是日本，半个世纪来一直操纵中国政治，给中国带来灾难，但现在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已经打败了日本，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会再给中国找麻烦了。可是第二个敌人是你们的内奸，我们美国人爱莫能助，这个内奸的名字就叫贪婪。你们若要享受真正的自由，要为人类的福利尽一份力量，非得把这个内奸除去不可。”给魏德迈做翻译的是另一位美国将军普利士，他却没有翻译魏的第二段话。这个时候洪业站了起来，说：“李将军和诸位朋友，我以平民的身份要说几句话。我以一个平民和历史家的身份，先向魏德迈将军致谢，他由衷而发的讲演讲得好极了。我也向普利士将军致谢，他翻得很准确，但他为了给我们中国人留面子，讲词第二部分没有翻，我现在替他翻完它。”洪业的举动没有赢得掌声，带来的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肃静。
在这里，上面那一个故事中的平和淡泊的洪业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风骨翘然的文雅刺客。良知和理性在这里再一次展现无遗，不过这一次展现的却是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洪业是中国第一代受过完整的民族传统教育又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并对两者都深有领会和反省的、清醒、冷静、绝少功利之心的知识分子，也是我所从书籍里面结识的一位最接近于完美的知识分子。
洪业先生的人生和境界，令我心向往之。1980年12月22日，先生于谈笑风生之后，平静地逝于美国麻州康桥，葬于麻州泊泊利镇克劳佛德家族墓地。这位克劳佛德先生，就是在洪业还是一个贫困学子的时候，慷慨资助他到美国求学的人。
（选自《温故》（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