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平凡 转载自：美国之音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是研究现代东亚历史和现代国际史的顶级历史学家。在美国之音记者平凡近日对他进行的专访中，文安立教授特别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以美国和西方为敌、西方世界对中国误判四十年、中国强调历史上的辉煌等问题。文安立教授表示，中共帝国遗风，美化过去，显示出现在的虚弱。
文安立是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之前曾经担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座教授。他已经先后出版过17部著作，内容涉及二十世纪亚洲和全球历史，包括冷战史、中俄关系、国共内战、中共党史、以及现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其中《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详细描述了中国两百多年的近现代和当代历史，通过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历史事件和人物分析了中国曾经面对的挑战和当今棘手的问题。文安立近年来曾经在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学。
当今中国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回顾历史上曾经的辉煌，继续讲述受西方列强欺压的百年屈辱，突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参加朝鲜战争的“伟大意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对历史的重视，其目的在于烘托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就中国当今讲述历史的方式和内容采访了文安立教授。以下是这次专访的主要内容：
记者：中国共产党在叙述历史时，把美国和西方国家说成是中国的敌人。尽管这种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敌的方法可以让中国人团结在中共周围，但与此同时中共也为自己制造了强大的敌人，并且面临后果。中共为什么不认为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友好会让中共更容易统治，就像中国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以来，以及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所做的那样？
文安立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在许多方面都可能是最大的谜团，因为中共与美国建立稳定的工作关系会有很多好处，因为中国发展的道路仍然在继续，所以这种说法肯定是正确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也知道，要使中国经济像西方国家一样富强，还需要进行很多努力。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即使是使中国人接近西方人已经习惯的那种财富，也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所以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敌？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但我认为历史提供了一些线索。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是行为过激或者行为过度。我认为以习近平为首的现任中国领导层已经确信，中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有资格可以对抗美国了，而且展示出中国的确已经达到这个水平，已经富强了。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政权的稳定。他们担心美国和美国政策的榜样会破坏中共在中国国内的政权。
他们这样做的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被视为他们所在地区–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你也知道，就经济发展而言非常重要，在中国以外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想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他们不喜欢其他亚洲国家与美国合作的程度，而与中国没有那么密切。
所以我认为这是两个原因。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我认为这会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我并不是说在形成与中国的关系恶化方面美国是无辜的。我认为在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的问题上，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犯了错误。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中共行为过度。
记者：一些人，包括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等人曾经预测，习近平会因为他的个人和家庭背景（他爸爸和妈妈的经历）而进行务实的改革。他们错了。回到大约四十年前，美国和西方世界欢迎并接受中国的开放和改革，和中国建立了广泛的商贸联系，设想中国将成为国际社会的积极组成部分，并与西方世界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四十年后，事实证明，西方世界创造了一个最强的对手。为什么美国和西方世界在四十年前没有预计到这个结果，尽管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警告过他们？
文安立教授：当我们今天回顾过去时，很容易说西方国家本来应该采取不同的行动，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独裁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一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四十年前的情况看起来很不一样。我的意思是，当时还是美国与苏联对峙的冷战时期。中国这个国家，无论它的敌人是谁，它肯定和苏联不是一伙的。他们不支持苏联，不支持苏联瓦解整个全球体系的企图。所以我认为当时人们那么容易就忽略了这一点，这是原因之一。
还有就是，我认为，在开始时，让美国人感到震惊的并不是中国或中国共产党正在以实质性的方式思考民主或民主化，而是当时的中国那么贫穷和落后。所以我认为美国人或其他任何人都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中国，主要是中国人，而不是政府，有可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如此强劲的进步。这就是过去四十年来发生的情况。所以我认为这是另一个原因。
然后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尽管中国当时也是中共独裁统治，正如你所指出的，但是领导层非常不同。看看习仲勋和他儿子习近平的区别。习仲勋是改革派。他当然无论如何都不是政治民主派，他致力于中共的统治，但是他想使中国摆脱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那种极权主义停滞状态，特别是“大跃进”。习仲勋成为改革运动的一位英雄。所以看到这一点以后，很多西方人就认为，中国的确是独裁，但不是那种会扼杀本国人民发展的独裁，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我认为，在那个时期就预见到习近平在过去十年中实施的这种愈演愈烈的威权主义，这是很难的。
记者：每个国家都有历史，很多国家都有过辉煌的历史，比如英国、法国，甚至西班牙、葡萄牙，当然也有中国。你认为中国为什么如此强调过去的“荣耀辉煌”，而且表示要复兴这种辉煌，而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却没有这样做？
文安立教授：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帝国。我的意思是，中共内部的领导层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主要目的是为每个公民取得更多成就的正常国家，而是一个要在世界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国家，需要采取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在本地区形成一种优势。我认为这是帝国遗风，我的意思是，你也知道，例如美国本身也没有摆脱这一点。俄罗斯刚刚表明它无法恰当处理自己的过去，入侵了乌克兰。但是你说得对，今天大多数国家已经摆脱了这些帝国野心，而是更多关注本国公民的福祉，并且发展出他们现在这种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许多国家都是这种发展的例子。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状况。我认为，尤其是当你知道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不是参与式民主国家时，很难让他们难摆脱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必须复活某种辉煌的过去，因为那种东西赋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不是通过选举，也不是通过民众本身的支持，而是通过一种非常狭隘的帝国思想，在中国当然经常被转化成民族主义，尽管它远远不止是民族主义，它的目标是处于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地位。我认为这就是背景，这就是原因，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中国要摆脱这种将国家想象成帝国的立场，而是关注真正有关中国人的福祉和国内的事情。
记者：美国，还有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帮助西欧打败了纳粹。是否有任何受盟国帮助的国家试图修改他们的历史以加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和政党在击败纳粹方面的作用？
文安立教授：我认为有一些尝试，回过头去，把过去的辉煌视为对抗新敌人的一种方式。例如，我认为英国这个国家在战争期间，你发现有相当多这种东西。今天仍然看到一些这种东西。有意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场特殊的冲突使它变成了原则或者多元化和民主，反种族主义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过去的辉煌。我认为西欧国家确实用他们自己的过去来证明他们对纳粹德国的那种抵抗是正当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基本要素。我认为基本要素是他们要捍卫他们当时拥有的制度、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发展起来的反对绝对大众极权主义的那种政治制度。
所以说到中国，这实际上很有趣，有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也可以叫做爱国主义，它在制度上、生活方式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一种大家的共同分母，而且不是扩张主义的，不是帝国主义的。所以可以用这些术语来思考，这样一来，就必须有某种政治制度，某种人们认为值得捍卫的格局。
我认为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于，中共把自己和它的管理等同于中华民族和统治，这就导致一种非常有问题的民族主义形式。在许多方面，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天然的对外部世界的侵略性。
记者：当专制政权/统治者为了统治目的而编造（甚至伪造）历史叙事时，也存在着一种风险，就是有一天当人们了解到真实的历史时，也会反过来伤害到政权/统治者。他们为什么不害怕这种后果？让历史保持原样，而把精力用在改善治理和经济以取悦人民不是更有利于巩固他们的统治吗？
文安立教授：我同意这一点。我认为在过去的辉煌中寻求合法性不会产生太多的长期力量。我认为它可以暂时提供帮助，但是像最近在新冠肺炎疫情抗议期间看到的，当中国人认为政府没有为他们的利益努力时，它就无济于事了。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中共现任领导层所面临的困境，他们真的很难就目前外交政策或国内政策、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找到太多的理由来证明他们宣称拥有绝对统治的正当性；宣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拥有统治中国所必需的真理，因为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在某些方面形势并不太顺利。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通过回顾历史是多么容易控制，首先显示过去的情况要糟得多，这当然永远要看是哪个时期，就是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屈辱的理念；但是也指向之前的时期，中华帝国时期也是一个伟大的时期。那么，要注意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一点，就是现政权夺取政权是因为中共抨击中国的过去。他们痛恨外国帝国主义，但更痛恨传统中国，痛恨儒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儒家中国是落后的。为了创造新的现代中国，必须赶走儒家中国。因此我认为，今天在某种程度上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讨厌和反对的那段中国早期历史，这并不显示这个政权的强大，而是显示它的虚弱，他们自己对向何处走已经没有办法了，因此他们不得不美化过去来为现在的政权提供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