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嘉婕 转载自：RFA
1月23日是武汉封城三周年。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至今已造成六百多万人死亡、累计超过六亿人确诊，许多人的世界因为疫情终止，也有许多人的人生因此有了大的转折。本台记者唐家婕采访了疫情之初进入武汉采访的公民记者李泽华，他在公众眼前消失近两年后，听他分享疫情之初在武汉的见闻以及他＂被带走＂后的人生转折。以下是上集：中国可以是什么？
2020年一月，武汉。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1月19日。
“目前资料表示，他是肯定的有人传人。”——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1月20日。
“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本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3日凌晨。
“我请大家放心，我们的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湖北省长王晓东，1月23日。
逆行武汉
三年前，1月23日这天，中国官方宣布封锁千万人口大城武汉，举世哗然。
人们对这个传染力及致死率都很高的新型病毒一无所知，病毒从何而来？人是怎么感染的？我们怎么保护自己？人们充满疑问与恐惧。正当老百姓急需各种信息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仅仅封锁了这座城市，还有各种独立调查报导和信息。
大批市民在惶恐及未知中逃离。从官方凌晨发布通知、到关闭离汉通道的十个小时内，三十万人连夜涌出武汉，黑夜里干道上灯火通明，这是异于往常的人流速度。不过在这股涌向城外的滚滚人流中，却有一些与众人反方向而行、进入武汉的”逆行者”，其中包括刚从央视辞职不久、25岁的公民记者李泽华。
李泽华用视频方式记录在武汉百步庭小区、火葬场、车站的所见所闻。最后，他在探访病毒实验室前，意外地以一个戏剧性的方式，在直播中，被公安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带走。消失了两个多月后，李泽华在一部简短的影片中报平安，感谢警察”文明执法”，影片留下重重疑点，李泽华则是从此消失在公众眼前。
三年后的今天，李泽华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之中。与他的访谈不只是回顾在武汉的经历，也是一位中国青年的反思。做为一位在中国长大，曾在体制内工作的九零后，李泽华对一个自由的中国有他的想像──这个想像驱使他带著摄像机、防护服、口罩冲进了疫情初始的武汉，也让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这次的访问集结了两年多来与李泽华的通信及通话素材，最长的一次访谈是来自2022年12月，在他纽约上州罗彻斯特的大学宿舍里的对谈。武汉之后，李泽华的人生转了一个大弯，他现在是电脑计算工程专业的研究生，马上要毕业了。
他说现在回头看来，武汉封城对他来说意味著完成了一位传媒人应有的使命。当时他的偶像是拍摄空气污染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而遭全网封锁的中国调查记者柴静。
李泽华在纽约的宿舍里，回忆三年前进入武汉的场景以及直播”被带走”的过程。(林兹慧摄)
肃杀与恐惧
“当时封城之后，我就已经在准备去(武汉)了。当时有的感觉，最害怕的可能并不是病毒，而是一种幽幽的恐惧，那种感觉是很难描述的。我在武汉当时很多个时刻都让我回想到 2019年，我去过一次朝鲜。我在羊角岛酒店，是平壤中心一个专门给外国游客住的地方。我们在酒店里面即使可以所谓的自由行动，实际上还是完全被控制的状态，你会感觉到想出去那个酒店，虽然看上去没有人守著，但你会觉得下一刻就会被人抓。”
肃杀与害怕，是李泽华对武汉封城时期留下最深的感觉记忆。
“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到底在害怕什么呢?那种害怕我觉得是挺悲剧的。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应该担心的可能是怎么去干一些实事，不是说去担心我们被所谓的权力、规则制定者、被极权的威摄而（产生的）恐惧，这是我当时在武汉感受比较强烈的地方。”
李泽华说，他想说的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很”正常”：就是以第一视角纪录下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官媒唱著赞歌，但社媒上却出现大量的求助信息，前线医护人员哭诉防护物资不足、患者在院内外大量去世、火葬场超负荷运转、武汉病毒所的谣言满天飞、真相到底是什么?在武汉的人们到底过著什么样的生活呢？
疫情爆发之初，几家中国市场化媒体以及自媒体，包含财新、财经、三联、冰点、新京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其实一度出现许多第一线的纪实、调查报导。但这个自主采编的口子，在2月3日习近平”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讲话后快速缩紧。媒体的报道变得与政府的说辞相一致，民众在社媒上的求救、疫情讨论，面临前所未有的审查、删号删帖。
“公民记者弥补了官方媒体或者是市场化媒体不能报导的领域，那些媒体不能报导的，我们来报导，这点非常重要。”前腾讯《大家》的主编贾葭告诉本台。
2月6日，中国知识份子最大自媒体平台之一、腾讯《大家》被封号，封号前的最后一个头条文章是《中国正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同一天，在武汉的另一名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方舱医院”采访时失联，几天后，公民记者方斌也被警方带走。同样在武汉报导的公民记者张展后来则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目前仍身陷囹圄。
2月26日，当李泽华被公安追捕时，他做了一件与其他几位公民记者不同的事:开启近四个小时的直播，让网友目睹了他被警方带走的过程，当时有上万人在屏幕前和他一起屏息。
2020年2月，李泽华抵达武汉开始发布视频。(李泽华油管截图)
李泽华探访疑似疫情爆发处:武汉百步亭小区。(李泽华油管截图)
李泽华在武汉直播被带走过程。(李泽华油管截图)
“最可笑的事”
“他们刚开始追我的时候，我想用手机直播，但我权限不够，我就先让朋友帮我发视频，我抓紧到我住的地方，用电脑直播。”
李泽华说，他做直播，其实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方法，”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影响力足够大，对于一个想要伤害我、或让我窒息的极权，制衡力就会更大。我就是想要找一个平衡。你看现在风起云涌的白纸运动，有理想的青年一定要学会在这样一种肃杀环境中的苟活，虽然这是一种很悲剧的事实。”
我这次采访他时，正值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的”白纸运动”发生后不久。李泽华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这次运动：
“最可笑的事是什么? 我没干什么啊！我们都没干什么啊！就像现在大家举张白纸怎么了?整个中国的审查、压抑所有人都不能说话，我觉得很可笑的就是他们、或者规则制定者，你在怕什么呢? ＂
几年后回述起来，李泽华说得轻松；但我记得很清楚，在他直播的时候开门让公安进入以前，李泽华传讯息告诉我，他心里非常害怕。在打开门让公安进入前，李泽华在不太稳定的网路镜头前对观看直播的人们”最后喊话”:”我不愿吞炭为哑，我也不愿意闭目塞听，我为什么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我为的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站出来 ，不是说我们说两句话就反党了! 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 ……。”
“当时他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挺振奋的，这样年轻人在紧要关头站出来，冲到最危险的地方做危险的工作……。＂中国作家慕容雪村曾反复看李泽华拍摄的视频。他说李泽华、方斌、陈秋实这些第一批在武汉报导的公民记者为他提供很多珍贵的素材与经验。慕容雪村在封城后期也进入武汉，最后出版了一本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在德国的小说家廖亦武也受李泽华的故事启发，以一位被追捕的公民记者为主角，撰写了一本纪实小说《当武汉病毒来临》。
2020年，时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在题为”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演讲中，也点名了在新冠疫情中不幸丧命的”吹哨人”李文亮医师、公民记者李泽华、方滨、陈秋实都是现代中国”五四”精神的继承人。
武汉封城之后，中国极端清零的防疫政策逐渐清晰，封控、全民核酸、健康码出行机制、强硬的隔离手段陆续在各大城市落实。这种方式抑制了病毒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却也衍生了无数被记录或不被记录的次生灾难：自杀、因延误治疗或被医院拒收导致的死亡……特别令人震惊和叹息的是在贵州一辆转运隔离大巴翻车，导致27人死亡；几个月前乌鲁木齐发生火灾，封控导致救灾与逃生不易，造成至少10人死亡……
积累了近三年的苦难及怒气，像堆叠的干柴，在2022年11月被乌鲁木齐的大火点燃，烧出了蔓延全中国及海内外的 “白纸运动”。人们、由其是校园里的年轻人们走上街头，高举A4白纸以示对中国政府严酷打压言论自由的抗议，高喊解封、要自由。
“解封、解封、解封……。”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
“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李泽华说，当听到这些大胆的口号，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同时也为这些年轻人的勇敢而感动。
“我觉这才是年轻人啊，这才是最基本活力的体现，你作为这个社会的人要参与到社会的治理。有些人老说我不关心政治，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最后一定会来关心你。不关心政治的人可能只有两种，一种是贵族，是规则制定者；还有一种是奴隶，因为关心也没用。但有人不关心政治，他以为自己是贵族，不知道自己是奴隶，整个中国大有人在。”
李泽华深知，年轻人的这些行动，要想改变中国很难。”你明明知道蚍蜉撼大树是很难，但你又必须去撼大树，才有可能拓展你的生存空间，或形成这样的一种制衡。如果你都不战斗，你就可能直接死。”
李泽华从艺术生转行，现在是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林兹慧摄)
李泽华介绍他正在钻研的人工智能科学，他的目标是解读科技极权。(林兹慧摄)
李泽华介绍校园里的”民主墙”，诗为文革时期广州大学生何永沂所写，嘲讽手捧红书的学生把在天安门广场被毛泽东接见视为 “最大的幸福”。(林兹慧摄)
中国可以是什么?
访问中，李泽华反复说这几年他的领悟是: 要”聪明地战斗”。两年前获释后他在最后一段突然现身”报平安”的视频里，他留下了《尚书》里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网友纷纷解读那是他留下的”密语”。
“那个视频是来来回回修改很多遍的稿子。一位江西省公安厅的领导，一直盯着这事，一开始让我说国家防疫政策好、共产党好。我说你让我发些这样的东西，明眼人、傻子一看都知道不是我说的。”
李泽华特别解释了他用这句话的意图：”我想说的是，整个人群在那个阶段的中国社会，比较压抑、肃杀的社会氛围里，人心是很不稳定的。我想要呼吁独立思考。而那个’道’、或好的政治、善政、好的社会运行、好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保持理性以及有探索精神，尤其年轻人，要秉持这种内在特质。”
李泽华思索着，当人们有强烈的民族共情、被所谓带著符号的民族主义加持的时候，其实人很少理性的思考中国是什么?中国从哪里来?
“对你来说中国是什么?”记者问。
李泽华突然停顿了许久。
“或中国应该可以是什么呢?”记者接著问。
“我这里有很多想讲的，你稍等一下。”这是采访李泽华时，他停顿思考最久，又最热切地想说些什么的时刻。
“我觉得中国可以是很多元化的存在，但现在正是由于缺少包容、缺少多样化，导致整个中国现在一被提到，就充满了左化的民族主义情节，以及这种无用的爱国情绪。”
他以他来美国后的感受进一步说道：”我来美国之后，我发现什么是自由？或自由的原因是什么?自由它是多样化的结果，或说多样化是自由的前提，这个感受是最深刻的。”
在拜访李泽华所在的校园的时候，他带我走过一个长长的地道。地道一开始是为了罗彻斯特寒冷的冬天建造的，方便学生往来于课堂。推开铁门，狭窄的地道两旁被漆成各种彩色的插画、标语、活动集会讯息。
“这是……民主墙吧，很多人叫舆论墙，很多人会在这发布活动讯息，但更多是对一些观点的表达。”李泽华接着带我们去看他几乎都会路过的中文诗。”你看这: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这首诗是文革时期，一位广州的大学生何永沂写下的，嘲讽当时捧著红书的青年学生把在天安门广场被毛泽东接见视为 “最大的幸福”。
李泽华说，离开中国以后他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中国是什么?中国可以是什么?那是孕育他的土地、那里有他最在意的亲人朋友。而在小区高喊解封要自由的群众、在校园举著白纸的青年、在武汉纪录历史的记者与公民、在网上求救或表达意见的小区居民、甚至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摇旗的青年，不都在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想搞明白”中国是什么”?并以行动向世人展示”中国可以是什么”?
（下）技术极权的斗争者
在武汉封城三周年之际，曾因报道武汉疫情真实情况而遭公安带走的公民记者李泽华接受本台记者唐家婕的专访。这位九五后出生的前央视主持人，武汉之行后的人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现在在纽约学习电脑科学专业，成为一位流落异乡的中国人。他开始了新生活，也在找寻新认同。以下请听专访李泽华的下集：技术极权的斗争者。
我是谁?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李泽华Kcriss，我现在在罗彻斯特, New York. United States. 呵呵…….我觉得有点傻啊，这句话，你觉得要说吗?”
2022年12月中的一个周末早晨，我们到离李泽华宿舍不远的安大略湖走走。温度接近冰点，飘起了细雪，湖像海，浪花一波一波地扑向被白雪覆盖的沙滩。背景有灯塔、有美式的小木屋、有绿色的美国路牌。我提议他在镜头前录一段像之前Vlog一样的自我介绍开场。
李泽华䩄腆笑场好几次，他说，也想过重新做油管影片，但反复琢磨了一年多，还没录出来。
“我其实也挺感谢之前的工作，让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与李泽华见面之前，他已经警告我多次，他整个人变得很不一样。外型变了，成天在书堆里学代码，加上前阵子膝盖开刀，健身荒废，人圆了一圈。见面后，让我更讶异的转变是他心境上的。看25岁以前李泽华担任央视主持人时，在船上徒手抓着大鱼、用夸张的表情跟村民采蜂蜜、在七彩的舞台后空翻……那位曾在B站上夸口要成为中国第一Vlogger的传媒生，全国朗诵大赛一等奖的赢家，牵着哈雷的重机车手、在地上转圈的街舞者、穿着垮裤的饶舌歌手……现在通通不在了。
眼前的李泽华，一连两天穿着一样的蓝衬衫，前晚写代码到三点，眼角挂着黑眼圈。像浪花打来又退去，剩下一片纯粹的沙砾，无滤镜。我问他:现在的李泽华是谁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好难回答对我来说，这太难了，我发现构建这个世界常规的一些事，有它的肌理，以及你深入一件事情去看的话，你会觉得I don’t know anything! (我一无所知)，就是这种感觉。说我是谁?我就是一个学习者，不断在学习的人，不断发现自己啥也不是的一个人(笑)。”
李泽华在纽约罗彻斯特大学里的图书馆 (林兹慧摄)
当中国九零后迈入中年
1995年出生的李泽华在江西长大，中学时辍学。他叛逆、曾差点被送进少年看守所，最后一个人跑到深圳商场打工、卖电脑。那是胡温主政下的中国，他在深圳看见改革开放后的大千世界，向往着上海、北京大城市的繁华。于是复读，几年后还真的考上了排名第一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系。才华洋溢，又生有一张韩版男星似的脸孔，李泽华在毕业后顺利进了央视，挑大梁主持美食节目，走遍中国大江南北。
“我其实还蛮感谢我之前的工作，让我不再想去探索所谓的外部世界了，就是一个内心变得更笃定了。在中国，尤其2020年我一直在闭关，我哪都不去，一直在学习，准备托福、GRE，自学高数、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数理统计。那时候就已经对现在的整体生活是有预估的。”
李泽华读书，以前沉浸于文史哲学，他读易经尚书、读鲁迅，也读卢梭、康德与尼采。2020年冬天，在武汉派出所的询问室里，公安拿出共产党百年理论吓唬他，他反过来瞪大眼睛，向七八位穿着制服的大汉说起历史。
“他们跟我说一百年前共产党的承诺，我就跟他们说当年马克思这个屌丝为什么巴着恩格斯借钱？为什么要骂英国资产阶级的压迫?他们(公安)跟我讲列宁、马克思，我就问，你们知道马克思跟费尔巴哈、黑格尔是什么关系吗?”
李泽华在武汉封城时以公民记者方式拍摄现场，向公众传播武汉的情况(李泽华油管截图)
李泽华今年27岁，自嘲已经进入中年：
“有意思的是，人每天的生活是人一生的小小微分嘛，从微积分的视角来看人生，你会发现变化是累积的，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人生轨迹，或内心状态是线性、或非线性，但在某个阶段或许有些非线性的节点或函数，使我们发生剧烈的变化。但这种每天一点一点的变化，到现在来到美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更冷静了，更沉稳了，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到中年了，哈哈哈哈少年结束了。”
九零后的一代中国人进入中年，他们成长记忆里的中国是闷声发大财、是拥抱世界的奥运烟火，也是不断高筑的防火长城，和他们掂高脚尖探索自由知识的渴望。
后来，李泽华读了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读《连线》主编凯文·凯利的《科技想要什么》……科学书籍像是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他思索，如果文明发展的主体不是人类，是技术本身，我们是谁?我们可以是什么?
“后来逐渐开始学一些真正的知识，我看了MIT的公开课程，尤其是数学方面的，我当时英语越来越好，整个眼界和世界的宽容度突然变得大很多。 我觉得在中国，尤其当时那样的环境，连话都不让说，就觉得很烦，就觉得有毛病吗?”
李泽华对中国的现实感到不满，将现今的中国与五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提并论：
“尤其是发现权力的执行者，在我离开后情况变得更加恶劣，大白变成白卫兵，白卫兵甚至都不是专业医疗人员，就是街上的丐溜子，你就会发现整个社会依然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文革那时就有摄像机、社交媒体的话，现在大家不会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没有什么变化。”
高科技作恶
“你看这书桌就是两个显示器，一个MAC book一个MAC mini，”李泽华介绍着他的书桌，这是他搬到美国一年多来最常待的地方，也是他唯一买的新家具，摆在他老旧宿舍窗边的一角，像挺立的堡垒。”那是一个声卡、这是一个麦克风……。”。
桌上三个显示器上都是代码或是人工智能研究的论文，他说现在很少看书了，看论文像是读到最最前沿的知识，让他兴奋、也让人谦虚。从艺术生转到理工科，这么大的转弯为的是什么?
” 首先是因为我们在中国那个环境， 长期受到不自由的压迫，这种不自由，尤其是信息上的不自由，再带来了诸多的不自由。我相信目前的这种专制极权，或信息极权、数字极权，他是由技术带来的，由技术带来的问题，也许只有技术本身才能解决。”
武汉作家方方在她广为流传的《封城日记》其中一篇反思科技的文章中写道：”微博有一种技术：就是你以为你发出去了，但其实没有人能看得到。自从知道有此一技术后，方明白：高科技作起恶来，一点不比瘟疫弱。”
李泽华有相同的感受。
“我觉得库兹韦尔说的技术奇点好像就要到来似的，如果一个极权在使用一个这样的技术在控制人民，那人民想要反诉他，甚至我连认识对手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很有必要把现在最前沿的技术和最落后的社会制度，正在利用这些前沿技术干的事情，把它抽丝剥茧、扒开揉碎来讲，这是有意义的。”
“这也是你在公众视野中消失这么久，愿意再重新出来讲的原因吗?”记者问。
“对。”李泽华说。
那天早晨在安大略湖边走着，李泽华哼起了崔健的《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他正准备毕业、展开新生活，他说虽然没想过要面对银行帐户见底这种有点”憋屈”的人生，但心安是归处，他计划用自媒体及新学到的电脑专业做些事，为中文观众科普、解读技术集权。
李泽华说，读书及语言像是为他开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林兹慧摄)
流散异乡的人，重新找工作、也找自我认同，但挂念总是离不开故土。
怎么定义这个新的自己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天命使然的斗争者，我一定会把那些我看不惯的东西，像极权、像暴政、用我的方法去跟它们斗争。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觉得未来应该会有更多人会跟我走在一起，也许我会成为领导者，或许我也可以只是一个推动者，……。”
在罗彻斯特的雪地里，李泽华突然说出了这个新的身份想象，眼睛一亮，那一万公里外的故乡，仿佛不在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