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贲 转载自：网络
不思考的危害有多大？
1961年，纳粹头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作为罪犯受审，他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甚至引用康德的名言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是履行职责、服从法律，因为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的命令是当前法律的绝对核心”，所以他艾希曼不仅是服从法律，而且是让自己的意志与“法律背后的原则”得到了统一，这符合康德的哲学。这种口才，恐怕会让很多不善辞令的人深感自愧不如，但这却也恰恰证明了艾希曼的“浅薄”，象征着他“丧失了思考能力”。
——因为，艾希曼满嘴都是陈词滥调，又把这些套话当成自己的盾牌和武器，用它们来抵挡现实，拒绝真正的思考。
他虽然能够引用康德，但康德所讲的道德，恰恰和独立思考密不可分，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
看看当下疫情、俄乌战争中的种种惨剧：
制定游戏规则的人、监督游戏规则的人、执行游戏规则的人，都有一套大道理可讲，但造成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可见，真正的独立思考，不是引用陈词滥调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更不是对权威的无条件顺从，而是自己对现实、对信息做出独立的判断。
尤其是在这个信息爆炸，遍地是偏见、谣言、洗脑宣传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更是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这些问题，不乏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去回应，但他们要么过度聚焦学术，缺少时代的问题意识，不能与大众相通联；要么容易大而化之，缺少回应具体时代的人文关怀，在这样的时代中，徐贲老师可谓是一个罕见的思考者。他关切时代的问题意识，不仅有公共性，还关乎每一个人；他的思考，既有人文关怀，又没有脱离这个正在剧变的时代。
对我们该如何求知、思考、判断，如何在遍地的逻辑谬误中保有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徐贲老师在《人文的互联网》《阅读经典》《批判性思考的认知与伦理》等著作中有着深刻的阐释，本文节选了一部分他的作品，更多精彩洞见，仍需阅读原著。
个体原子化的时代，更易轻信和盲从
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尤其需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不然虚假便有机可乘，随之登堂入室。
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障碍，即理性的碎片化，尤其是公共理性的丧失，这与个体的原子化是互为因果的。
在原子化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处于与他人隔绝和脱离的状态之中，因而无法与他人进行有关公共事务的交流，并有所共同行动。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早先表达过的忧虑：现代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去个人化”。
但是，人并没有沦为彻底隔绝的孤独原子，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相互隔绝的个体人，而是相互隔绝的部落：
——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非常容易地找到“谈得来”的朋友，结成“志同道合”的团伙，形成一个隔绝的“部落”。
信息传播的“部落化”，会对人们接受信息知识的方式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让人们能够在自我限制的范围内，只选择与自己相同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以别人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这阻碍他们克服自己的轻信和盲从，使他们无法具备有效民主公民所需要的那种公共理性。
当我们接触互联网上的信息，或者来自任何其他渠道的信息时，在相信它之前，首先要问自己的就是，我有相信它的理由吗？
警惕人性固有缺陷，带来的思考缺失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轻信不再是个别人的偶尔上当受骗，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集体现象，并且不断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那么这个社会中就一定已经出现了某种思维方式的反常。归根到底，这便是无思考的恶果。
无思考与所其接受的教育密切相关，这种教育总是发生在知识和思考被简单化、教条化的环境之中，它使得许多人丧失了应有的怀疑精神和提问能力，其社会环境排斥个人的思考努力、批评态度、独立判断和精神自觉性。
无思考的教育导致的后果便是：人的轻信与偏执。
一方面，一个人没有信仰会变得极易轻信：他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而是变得随便什么都可以相信，而且相信了就是迷信。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人是轻信的动物，人必须相信一些什么。在没有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时候，人便满足于相信糟糕的理由。”
这一事实无疑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尽管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人性，但我们至少可以用理性来为自己辨别什么才是值得相信的好的理由。
另一方面，人会陷入语言的偏执当中：意识形态的语言往往会创造一些富有刺激力和推进力的“新鲜”说法，对平时不习惯思考的人们，这些说法显得特别深刻、高屋建瓴或高瞻远瞩、很有水平。
而这只会让人变得僵化、刻板、偏执。偏执的想法往往带有歧视、排斥、恐惧等情绪因素。偏执一般不会因别人的劝说或说理而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越是劝说和说理，可能越加偏执。
美国诗人霍尔姆斯说：“偏执的头脑就像是人眼睛的瞳孔，你越是用光去照它，它就收缩得越小。”
因此，要认清自我局限，与自己真诚对话，警惕偏执与狭隘。
警惕互联网让我们被不自知的“奴役”
互联网时代，人们最常见的烦恼莫过于知识大爆炸带来的焦虑。人们在追赶知识的过程中，越填充知识，越觉得空虚。
同时，网上充斥着被人诟病的大量低俗娱乐，虚假信息；被大数据操纵的各类消费陷阱和洗脑宣传，以致很多人断言，网络带来的不是什么人人共享，而是新型的统治。
互联网本身不是一个邪恶的“发明”，但是，它却极易因获取信息的便捷性，让人行为上变得懒惰；因其对娱乐的包容性，让人思维上渐渐退化；更因其被彻底管制的可行性，被用作全员洗脑的工具。
任何技术的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我们担心互联网的问题，其实是我们人类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担心的不是未来的互联网如何奴役、控制人，而是如何让人们识别奴役、变得可控。
如果站在求知的视角，信息时代的魅力首先并不在于要求我们知道更多，而是允许我们知道更少。
无论是能让记忆力减负的网上储存系统，能节省时间的网上协助过滤系统，能减轻工作强度的消费者偏号分析算法等，都旨在提供一种“知识的外包”，帮我们解放自己。
现实中，互联网的真正挑战不在人与信息时代的对抗，而是人性的对抗。今天，我们不应将互联网归为“伤害人类、奴役人类”的替罪羊，而应该思考怎样利用互联网，实现自由与解放，最终推动“人性向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