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n Wang 转载自：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议报 文章链接
来源：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原文：China’s Hidden Tech Revolution — How Beijing Threatens U.S. Dominance
作者：Dan Wang Published on February 28, 2023
译者：安之
2007年，苹果公司首次在中国生产 iPhone。那时，中国以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技术成熟度而为世界所知。当时中国企业几乎无法生产 iPhone的任何内置部件，必须从德国、日本和美国进口。中国对iPhone的总体贡献仅限于在深圳富士康工厂组装部件的劳动力，占增值成本4% 弱。
到2018年iPhone X发布时，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工人继续组装大部分iPhone，而中国不少公司已经能够生产其中的许多精密部件，包括音频部件、充电模块和电池组。掌握了复杂的技术后，这些公司可以生产出比亚洲和欧洲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随着最新一代 iPhone的出现，这种模式只会加速。如今，中国科技公司占iPhone增值成本的份额已达25% 强。 尽管iPhone作为现存最复杂的硬件之一是一个特例，因它依赖于一系列特殊的技术。但它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存在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在大多数制成品中，中国企业已经从组装外国制造的零部件转向生成自己的尖端技术。随着占据再生能源设备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现在也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处于前沿地位。这些成功，挑战了科学上的领先者定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工业领袖的观念。虽然对开创性研究和科学创新的贡献相对较小，中国利用其过程技能(process knowledge)，即扩大全新产业规模的能力，正在范围更广的战略技术领域赶超美国。
在与北京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限制中国获得关键的西方技术，并加强其自身的科学创新传统。因此，在 2022年，除通过《降低通货膨胀法》之外，拜登政府还对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西方芯片技术实施了广泛的新限制，以及通过2800亿美元的CHIPS和科学法案来支持美国技术。这些立法对帮助美国恢复了在半导体和可再生能源生产方面的部分领导地位是有意义的。但中国企业稳步提升的技术实力表明，这种方法可能遗漏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抄袭和窃取西方企业的结果，因它并不主要依赖于科学突破，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自身工业能力提升所产生的推动，或者说来自该国庞大而先进的制造业劳动力产生的收益。在过去几年中国对美国芯片限制的反应中，中国这些优势已经很明显了。以前，中国公司倾向于避开中国本土技术，宁愿购买最好通常也是美国的技术。现在华盛顿阻止他们的购买，他们只好更加努力地培育繁荣的国内芯片产业。 对美国及其盟国而言，中国作为主要技术大国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教训意义。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技术部门并不立足于令人肃然起敬研究和先进科学，而是立足于提高制造能力这一不那么显贵的任务。如果华盛顿真的想在技术上与北京竞争，它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开拓性的科学。它还必须学会像中国那样利用其劳动力，以便将创新扩大规模，并更好更高效地生产产品。美国要重新获得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将制造业视为技术进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视其为更激动人心的创新和研发活动的小插曲。
中国的登月计划 (CHINA’S MOONSHOTS)
许多观察家对中国的科技领导地位持怀疑态度是有道理的。一方面，中国少有自己创立的跨国公司或全球知名品牌。与日本和韩国不同，中国在电子消费产品领域未能创立新的诸如如数码相机或游戏机的消费品牌，也无法在汽车或民航客机方面与欧洲和美国竞争。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公司专注于生产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低价销售的产品。这种相对缺乏知名中国品牌的状况，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这样一种认知：中国不过是工厂是车间，而不是创新温床。 中国在多项关键技术方面也远远落后于西方。中国的芯片产业有一些显著的成就，包括手机芯片设计和一些先进的存储芯片。但在逻辑芯片（所有数字产品中的处理器）的制造方面，中国公司至少落后台积电五年，台积电是先进半导体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在开发制造芯片所需的专用工具方面，中国甚至更弱。对于在硅晶圆上印制图案所需的最重要的光刻机，以及在需要数百个步骤的生产过程中用于质量控制的计量设备，中国企业绝大多数依赖从日本、美国和欧洲进口。在创建设计最先进芯片所需的软件工具方面，中国才刚刚起步。
中国的航空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以中国商用飞机（商飞）有限责任公司 (COMAC) 为例，它是中国对标于空客和波音的飞机制造商，一家得到了估计 71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支持的国有企业。该公司成立 15 年后，才刚刚开始生产第一架可运营的商用客机。在芯片和航空业中的中国企业都痛心地意识到，他们的许多核心部件得继续依赖西方供应：芯片制造商的生产设备和先进的软件工具，以及飞机发动机和航空电子系统。上述的中国商飞喷气式客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正是这种对西方技术的依赖，使美国新的芯片限制有可能造成中国公司的混乱。
续读要点: 中国现在在电子供应链的掌控方面可以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竞争。
但除开上述这些严重的短板而外，中国正在其他许多技术上取得快速进步。中国企业在生产机械臂、液压泵和其他设备所需的先进机床方面迅速与欧洲和日本同行竞争。正如iPhone所展示的那样，中国现在在电子供应链的掌控方面可以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竞争。而在数字经济领域，虽然习近平主席最近努力加强政府对阿里巴巴、腾讯和滴滴等互联网公司的控制，中国整体表现依然强劲；中国公司仍然可以对硅谷的科技巨头形成激烈的竞争，就像字节跳动的 TikTok 对 Facebook 所做的那样。中国在建设现代基础设施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包括超高压输电线路、高铁和 5G 网络。 2019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在月球背面登陆月球车的国家；一年后，中国科学家实现了卫星量子加密通信，使中国离实现不可破解的量子通信又近了一步。这些成就标志着中国正在稳步应对越来越艰巨的任务。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技术发展远比其对外展现的形象更具活力。当然，在几个关键领域中国仍然落后，其一些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仍然面临着来自华盛顿或北京自身的监管压力。虽然面临这些挑战，中国的工业仍正在渐渐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国家的科学也在稳步推进。一路走来，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进行自己的重大创新，其范围甚至涵盖一些美国优先考虑的战略领域。 太阳能超级大国 (SOLAR SUPERPOWER) 中国近年来取得的重大技术成就之一是可再生能源设备。早在21世纪初太阳能技术的商业市场出现时，大多数创新都来自美国，美国公司作为该行业的技术推动者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然而，到2010 年，中国国务院即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将太阳能发电指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发了一连串的政府补贴和企业创建，其中大部分旨在扩大制造能力。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了解了太阳能光伏的基础知识，并开始改进现有的生产方法。如今，是中国企业主导了太阳能价值链几乎所有的环节，从加工太阳能电池中使用的多晶硅到组装太阳能电池板。他们还改进了许多技术本身。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也是效率最高的。过去十年，太阳能成本出现了惊人下降，就是中国在该领域的制造业创新推动的。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企业还在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的大容量电池生产领域确立了强势地位。随着世界远离内燃机，先进的电池技术已成为汽车制造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中国领先的一个典型例子是CATL（宁德时代 — 译注），这是一家成立于2011年的中国公司；而现在，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池制造商，就连宝马、特斯拉和大众等世界主要汽车公司也得与其合作。除了拥有比竞争对手大得多的制造能力 — 这对降低成本很重要 — CATL 还率先开发了新的、更高效的化合物，从而无需在其钠离子电池中使用稀缺的锂和钴矿。 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在美国绿色转型所需的关键技术上依赖中国的风险。但美国的多轮关税，以及美国对中国多晶硅供应链中强迫劳动指控的调查，未能将北京从其在太阳能行业的主导地位上赶下台。美国商务部的一项此类调查威胁要对太阳能进口征收高达250%的追溯关税，让美国太阳能买家陷入了混乱。2022 年6月，乔·拜登总统被迫发布行政命令，在今后两年内停止对太阳能进口增征任何下一轮的关税。与此同时，虽然拜登于2022年8月通过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旨在大幅加快美国向电动汽车的过渡，但该立法却步履蹒跚，因为它使市场上的许多现有电动汽车可能陷入不符合联邦电动汽车资格补贴的窘境。目前，美国及其许多西方盟友在实现脱碳的过程中仍严重依赖中国。 中国并不是凭空取得在太阳能组件、电动汽车电池和某些电子产品行业主导地位的。他们的快速进步与其在制造和质量控制方面的优势直接相关。从 1990 年代初期到今天，中国劳动力已经从生产简单的玩具和纺织品，进步到可以生产iPhone等复杂电子产品所需的极其复杂的操作。一路走来，中国企业确实取得了有自己特色的重大进步：在中国，技术创新不是来自大学和研究实验室，而是来自通过大规模生产本身产生的学习过程。因此，中国在现在已经达成的某些先进技术优势地位的核心原因，是其惊人的制造生产能力。
更好的厨师，更好的煎蛋卷 (BETTER CHEFS, BETTER OMELETS)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技术进步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根据最宽泛的解读，北京通过以极度浪费政府资源的方式确立了国家在技术进步中的主导地位。政府的巨额补贴产生了扭曲效应：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国家经济研究局2022年1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北京在挑选赢家方面的记录不佳，而且接受中国政府补贴的商家往往生产率增长较低。根据许多批评者的说法，更常见的是，中国的技术进步受到极端保护主义的庇荫和广泛知识产权盗窃的刺激。尽管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崛起。相对于从保护主义中受益的每一个中国行业的例子，诸如如互联网平台百度在防火墙后面的蓬勃发展，还有另一个例子，那就是中国的汽车行业。保护主义措施并未能导致中国在汽车行业构建出世界一流的公司。而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很可能更大地促进了中国这些行业的发展，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这些做法(指知识产权盗窃 – 译注)进行反击是正确的。但它们并不能解释中国在电池、氢能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崛起。 相反，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其制造生态系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已经在许多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出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其特点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供应商密集，以及政府支持广泛。这种优势部分得益于中国的工业历史。早前几十年，政府特别重视工业：这在毛泽东的大跃进时期是灾难性的，而在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中则是有益和有效的。从 1990 年代开始，中央政府的举措应该还不如市场驱动力重要，但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始腾飞。 在过去的十年里，习近平将中国超速带入对工业的痴迷之中。上任两年后，他推出了《中国制造 2025》，这是一个全面的政策框架，旨在将中国的制造业基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到高技术产业。而在 2021 年，中央政府在其最新的五年计划中宣示了开展一项将中国转变为“制造业超级大国”的运动。这不是一个无意义的目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北京已将大量廉价信贷和能源用于先进技术公司，即使这些公司距离盈利还有数年之遥。
续读要点：中国的技术创新是在工厂而不是实验室进行的 太阳能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向所有参与者提供大量补贴，政府鼓励了许多公司进入该领域。这在业界激起了更大的创业冒险精神，创造了一个强者淘汰弱者的残酷竞争行业。因此，中国企业迄今依然主导着这一世界其他国家所依赖的战略性行业。这种方法，即将制造业推至产能过剩的地步，与西方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正统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强调研发和产品品牌等高价值活动，同时轻视实体生产的价值，可以在海外通常是亚州以低廉的成本完成。 北京以制造业驱动竞争的方式对其在先进技术领域形成挑战西方的能力至关重要。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关键是要认识到成功创新的力量。产生新技术可以比作准备煎蛋卷：配料、说明和设备齐全的厨房很有帮助，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保证好的结果。即使是拥有最先进设备和最精湛配方的人，如果从未做过菜，也未必能做出美味的煎蛋卷。另外一个额外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实践经验，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学到的技能。这些技能可以称为过程技能，它们是使中国变为当今世界一个重要技术创新者的一部分。 虽然过程技能难以量化，但可以通过劳动力的一般经验水平和创建各种工业活动集群的能力来衡量。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该国在过去二十年中最重要的技术成就是培养了一支庞大且经验丰富的熟练劳动力队伍，这些劳动力还可以根据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需要进行调整。例如，每年产出数百万iPhone的苹果公司，依然将中国视为唯一一个能够在短时间内召集数十万训练有素的工人，迅速进入密集的零部件供应商网络，并依靠政府鼎力支持来帮助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国家。 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利用外国公司帮助建立产业集群，即经济学家 Brad DeLong 所谓“工程实践社区”的方式。在这方面，卡特彼勒、通用电气和特斯拉等美国公司已成为中国的大雇主。苹果的大部分产品都是由在中国管理工人的富士康与和硕公司等合同制造商生产的。与日本在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保持几乎封闭的市场不同，中国通过直接向外国公司学习，显著促进了自身的工业崛起。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动了贸易战，但北京方面没有对在华美国公司进行重大报复，部分原因是它承认，这些美国在华公司带来的管理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向中国工人传授的制造技能（的重要性超过了贸易报复 — 译注）。 通过不断接触世界领先的制造工艺，中国工人获得了可以在国内公司工作的技能。让我们考查一下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制造每一个电池单元需要大约十几个离散步骤，每个步骤都需要与前一阶段进行近乎完美的对接。中国的工程管理人员通过在消费电子领域的经验获得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工艺知识。类似的制造技术的转让也是中国在太阳能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之一。另外，在政府补贴的推动下与在获得熟练劳动力的帮助下，中国公司很快生产出比美国和德国同行更好、更便宜的太阳能电池板。中国人在该领域的制造创新，越来越多地定义了全球行业：过去十年太阳能的进步不是被科学突破（美国专长）而是被更高效的生产来降低成本（而这正是中国的强项）所推动的。 深圳作为全球技术中心的崛起本身就是对过程技能重要性的一个验证。在 2007 年开始大规模生产iPhone之后的几年里，这座城市发展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本地高技术产业，该产业最适合生产复杂的设备；很快，工人们利用他们的工程和生产专业知识发明了其他一些产品。凭借紧邻制造设施的研发实验室，深圳的工程师可以无与伦比地接触到组件供应商、经验丰富的工人和技术娴熟的设计师。如今，深圳已在消费者无人机、虚拟现实耳机和其他新型电子产品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这种主导地位的背后是一支技术娴熟的劳动力队伍，一支在相机、电池和屏幕等电子元件成本大幅下降的时代与大胆的企业家打交道多年的队伍。因此，深圳现在类似于加州的湾区，那里的大学研究人员、企业家、工人和投资者不断地擦肩而过。难怪深圳成为了高技术硬件的硅谷。
科学，而非工业（SCIENCE, NOT INDUSTRY）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利用其在科研上的领导地位主导了从计算机到航空等许多新兴科技行业。对于华盛顿来说，在设计突破和实验室创新成为与苏联进行冷战竞争之主体的时代，上述主导是顺理成章的。这种以科学为导向的方法似乎也得到了市场的支持。 到了1990 年代，台湾电子企业家施振荣观察到，科技行业的大部分利润是在价值链的起点，即设计与研发， 以及终点，最后的产品营销，中获得的。而处于价值链中间的实际制造中的利润最少。这种所谓的微笑曲线尤其明显地显示在苹果公司上。苹果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它负责产品的研发和营销，而将低利润的制造工作留给其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合作伙伴来完成。基于这种洞察，美国公司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专注于研发和营销，但同时又特别依赖中国来满足他们的许多制造需求。 上述长期侧重研发与营销的结果之一，是美国在一些需要不同科学学科复杂整合的行业中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尽管英特尔和波音公司的好日子似乎已经到了头，美国在半导体生产设备和飞机发动机方面仍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行业都是高度跨学科的：半导体技术需要综合领域，包括电气工程、化学和计算机科学；航空涉及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和其他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推动科学前沿的传统。事实上，中国在这些行业中所做的开创性科学研究较少，并且在将有用的研究成果商业化方面的记录相对较差。 但美国科技行业并非一帆风顺。近几十年来，许多公司在微笑曲线的逻辑上走得太远，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曲线的两端，并同时让处于曲线中段的制造力严重萎缩。自 2000 年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大约 500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约占其制造业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这不仅发生在流水线工人中，还在机械师、经理和产品设计师中都引发了一系列技能流失。从长远看，这种下降使美国在主导新兴技术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例如，美国凭借自己的科学领先地位，理应主导太阳能产业。华盛顿也确实准备帮助它这样做：早在 2012 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就对中国的太阳能进口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生产商。但即使有这些保护措施，美国制造商也无法竞争。而中国，拥有庞大的技术工人和供应商基础，几乎可以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反观美国，在连续裁员数百万工人之后，已经失去了大量的工艺知识储备和打造有制造竞争力基地的能力。结果，到 2022年，美国的太阳能技术进口额高达8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在东南亚生产的中国公司。 美国太阳能行业的失败还只是美国制造业衰退这一更大故事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颓势是由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推动的。但很多行业也受到内部弱点的困扰。我们不妨想想 COVID-19 大流行的早期：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需要大量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其他医疗用品。然而，美国公司却不得不努力调整他们的生产线，来生产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是简单产品的口罩和棉签，因为相关美国公司已经失去了很多必要的工艺知识。相比之下，中国制造商很快就为紧急情况进行了重组，并生产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所需的许多初级医疗用品。 迄今为止，美国将制造业工作岗位从亚洲回流的努力令人失望。例如，苹果公司大力推动在德克萨斯州生产更多台式电脑，但在 2012 年之后陷入困境，因为它缺乏零部件的支持性工业生态系统。一个例外是美国快速生产信使 RNA 疫苗，事实证明这种疫苗比中国的灭活病毒疫苗更有效。然而，为了在未来几年与中国的先进产业进行竞争，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性的生物技术的胜利。
扩大规模或损失（SCALE UP OR LOSE OUT）
虽然中国已经对西方的技术进步方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北京已经认识到其在科学知识方面的弱点。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习近平宣布科学技术将成为党的首要任务之一。毋庸置疑，改善其研究文化需要时间，但中国一直在稳步取得进展，包括在太空探索和量子通信等领域。由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被拒绝获得美国和欧洲的半导体技术，北京特别热衷于加强国内半导体的发展。华盛顿新的芯片限制措施的一个意外结果是刺激了中国对科学和研发的投资。 相比之下，美国还没有解决自己在工艺知识方面的不足。当然，国会在2022年通过的 CHIPS 法案和通货膨胀减少法案构成了产业政策的重大进步，因为这两项法案都为先进产业分配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但太多的美国政策 — 包括上述这项立法 — 都专注于推动科学前沿，而不是建立将产品推向市场所需的工艺知识和工业生态系统。因此，华盛顿应对其与中国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的做法有可能重蹈其在太阳能行业所犯错误的覆辙，即美国科学家为一项新技术奠定基础，结果却看到中国公司率先进行建设并获益。以电解槽的生产为例，它从水中提取氢气，已成为生产绿色氢气的关键工具。与太阳能领域一样，中国有望通过大规模生产最高效的产品来主导绿色氢气产业。 续读要点：美国永远是一个很难制造东西的地方 为避免重蹈太阳能的覆辙，美国将不得不更加重视先进制造业。英特尔传奇首席执行官安迪·格罗夫 (Andy Grove) 十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敦促国家减少对“创造的神话时刻”的痴迷，而更多地关注如何将创新推向市场。 “这才是公司扩大规模的阶段，”他在 2010 年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写道。“这个阶段制定设计细节，弄清楚如何负担得起要做的事情，建立工厂，并雇用成千上万的人。”但为了更好地扩大规模，美国还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制造业工作的价值。政策制定者必须抵制将制造业轻蔑为仅仅是一种可以在海外进行的“商品化活动”的念头。相反，新技术的大规模生产必须被视为与创新本身同等的重要，因为这是一项依赖于深度过程技能的活动，而这些技能只能来自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更好培训和整合。 由 CHIPS 法案和通货膨胀减少法案产生的美国对科技行业的新投资将有助于扭转这一趋势。但正如中国所了解的那样，资金只是建立持久技术部门过程的开始。在进行此类投资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结束困扰美国建设更好基础设施的成本超支问题。地方高校和精英大学要更好地培养先进制造人才。华盛顿应该学着效仿北京，争取更多的外国投资。与之前的特朗普政府一样，拜登政府邀请日本、韩国和台湾企业在美国建设芯片工厂；这些公司在电池和更广泛的电子供应链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应该受到欢迎。 当然，经济现实是：美国永远是一个相对难以制造东西的地方。由于（相对于中国 — 译注）人口较少和工资要求较高，以及美元仍然是全球储备货币的事实，提高了国内生产商品的相对成本，因此美国在大多数大批量制造业中都难以胜过中国。振兴美国制造业能力的运动也不太可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因为任何此类努力都将涉及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而这些生产线更多依赖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当然，美国不应该试图制造一切。美国的政策必须针对其具有合理比较优势的战略产业。 事实上，在下述几个行业中，美国完全有能力超越中国。通过加强其制造潜力，美国可以扩大其在生物技术、半导体生产设备和飞机发动机方面的领先地位。美国应该确保它不会失去下一代能源技术，例如氢电解槽。它还可以尝试从亚洲恢复部分电子产品供应链。此外，在北京多次实施 COVID-19 封锁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投资者越来越担心投资中国的风险，而美国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赢回制造业工作岗位。但作为意识形态的起点，新的产业政策需要以工人及其工艺知识而不是财务利润为中心。否则，引领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很可能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Dan Wang 是 Gavekal Dragonomics 的技术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