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二大爷 转载自：脸书
袁世凯之后的北洋政府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被历史教科书定义为腐败无能，但事实不是这样。
北洋政府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按照行宪体制建立起来的，唯一实现过三权分立的中央政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它是个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它治下的中国事实上处于高度的地方自治状态。军阀割据是事实，但国家割而不裂。这个政府因为各种派系的制衡经常显得乱糟糟，但它并不无能，更不软弱。
它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借钱出兵，长驱直入外蒙，收回当时已经脱离中国的外蒙，特别是被俄国窃取的唐鲁乌梁海地区；还派出海军和陆军进入海参崴，在十月革命的乱局中强势撤侨，整个过程长达三年，撤侨数十万。苏联还为此把北洋政府列为“十四个武装干涉苏维埃的国家”之一。
在北洋政府的治下，中国收回了多国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在东北、山东等地还收回了路权，废除外国侨民特权等。
北洋政府对外不软，对内不硬。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1918年5月21日，北京学生风闻中日两国将签订军事协定，遂发动集会，求见总统冯国璋。冯国璋不仅亲自接见学生，而且还耐心一条条讲解谈判条文，证明谈判的不是卖国条约，一直说到学生们心满意足才罢。
北洋时代短短的十几年孕育出文化复兴、大师辈出的难得盛景，同时民族工业也发展迅速，为民国时代的所谓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
一言蔽之，虽然它后来被国民党革命的暴力推翻，但北洋政府在当时的中国，其实并不算坏。甚至可以说，它很多方面比之后的还要好。
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开始，外交上比较明显也容易被后人诟病的特征是“亲日”。喜欢跟日本借钱，也给予了日本很多特权和利益。包括被口水淹没的“二十一条”。
跟现在不同，晚清虽然屡屡被日本人痛打，但是邦交最好的居然还是日本。这个跟1904年的“日俄战争”有关。1900年义和团之乱后，俄国借机出兵占领东北，事后也就赖着不走，图谋东北的野心很明显。这就跟已经吞并了朝鲜的日本产生了地缘利益冲突。而且老毛子还在旅顺建立远东舰队，直接威胁日本本土。满清无力收回东北，就想出了一个“引狼博虎”的计策，秘密邀请日本人赶走老毛子，私下允诺事成之后转让给日本人原来老毛子在华的权益。
实事求是的说，邀请别人来家里打仗虽然有点窝囊，但这对满清而言，是无奈之选，某种程度上也选对了。急于东亚称霸的日本人倾全国之力，牺牲了将近十万人，基本上把全国常备兵力和财政储备给打光了，赢得了日俄战争。替满清保全了东北。所以当时朝野对于日本都有极大的好感，以日为师的高潮也正这个时候。
对于日本人而言，当然不愿意当雷锋，牺牲如此之大，自然认为中国理应有所回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洋政府承袭了满清政策，一开始就要应对日本对于日俄战争成果的索取，惹出日后的是是非非，实际上是满清历史遗产的影响，没有太多选择。
而要特别说明的是，被中国人认定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最终成文于的《民四中日条约》，总共“十三条”，其中只有十条跟日本的要求符合。袁世凯当时确定的谈判原则是：日本人实际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尚未得到的，决不轻给。
当时具体负责谈判的曹汝霖、梁士诒、顾维钧等人逐条力争，让日本人十分恼怒。而袁世凯在谈判中还故意将谈判内容泄露给西方列强和国内民众，引发各方压力反弹，所以最终的结果其实和日本想要的相去甚远。在日本以战争威胁的前提下，这个谈判结果并不是太差。
虽然曹汝霖等人从外交角度不辱使命，但在民间看来，但凡不平等条约，签约的自然名声就好不了，这也是五四运动中“卖国贼”的天然设定。普通民众的好恶是对立二元论，很难考虑所谓的历史背景。
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特别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卖给日本，被教科书认为是引发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反弹的根本原因。
但事实上北洋政府当时外交谈判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要求，关于山东权益的收回只是其中一点。当时代表团和列强的协商中，已经取得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成果，并不是一无所获。
所以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认为山东权益事实上被日本把控，短期无法收回；如果不签约，连已经有的谈判成果也捞不到。这是他主张签约的背景原因，完全站在外交得失权衡的角度，跟卖国没有关系。中国虽然是一战战胜国，但是除了派遣劳工，确实没有派兵参战。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一步到位的获取如同其他战胜国的权益，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下，很难。外交谈判某些时候是妥协的艺术，尤其是对于弱国而言。普通人喊喊口号容易，但具体操作并不容易。
作为在五四运动中被骂惨的外交人员，陆征祥其实是北洋时代少有的专业外交官。他满清时代即为驻荷兰大使，思想非常开明，不仅娶了比利时的妻子，而且在1905年就率先剪掉了辫子。他主政外交部期间，废除了外交人员由高官保举的潜规则，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甚至连袁世凯的侄儿也因此离任。所以北洋时代的外交官，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平均素质最高的。
他因为背负骂名，也没有回国，随后弃政，直接在比利时当了神职人员。
五四运动中最响亮的一句口号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这个国贼，包括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因为他们都是负责对日交涉的主要人物。但实事求是的说，他们并不是决策的人物。
当时学生们著名的“火烧赵家楼”就是烧曹汝霖的宅子，但是曹跑得快，正好在串门的章宗祥就被狠狠揍了一顿。章宗祥虽然被学生殴打致脑震荡，但是他事后主动提请北洋政府释放打他的学生。涉嫌纵火被抓的学生在警局待遇非常好，不仅好吃好喝，当时的警察总监还专门来慰问。北洋政府为了平息事态，也很快撤了“卖国贼”的职。
曹汝霖在被撤职后，声名俱毁，他深受刺激，也不再问政，转入实业界。他开了一家医院，中央医院——就是今天北大人民医院的前身。这家医院属于慈善性质，所用开支由曹汝霖筹措，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费。抗战时期，曹汝霖为了“挽回前誉之失”，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利诱。虽然日本人把曹汝霖看做统战的理想人选，强行给他挂了很多头衔，但曹汝霖始终没有出山。
不光是曹汝霖如此，北洋时期的高官在抗日时期的气节都特别突出。如段祺瑞、吴佩孚、袁克定、靳云鹏等，由于社会声望高，都是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的对象，但这些人都拒绝了。
但万分讽刺的是，五四运动中参加“火烧赵家楼”的北大学生领袖梅思平，这个风光无限的爱国青年，反而后来出任了日伪政府组织部长、内政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被处决。
五四运动现在大部分人所知的文化遗产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但事实上，真正的五四，并不止于此。
广泛意义的五四运动并不仅仅是1919年的那场学生运动，通常还包括指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重点强调的是，人权与科学并重，明确“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这个说法，跟民国建立的时候，蔡元培等人提出的《社会改良会宣言》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提出“尚公德、尊人权”，“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
运动干将之一的胡适就曾经表示，“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茅盾则说，“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
所以，五四运动的核心还包括对人权的解放，这个概念是相当超前的。甚至可以说，它比德先生和赛先生更为重要。唯有懂得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是现代文明的基础所在，我们才能在一百多年后，更好的解读五四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