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 我去了夹边沟

作者:日过西窗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原文链接

今天四月三日,明天清明。

由额济纳出来,沿213国道一路朝南,开了近四个多小时的车,周围景色几乎无多大变化,除了沙漠戈壁还是戈壁沙漠。

有句玩笑说,但凡蟑螂能存活的地方,就会有人烟。这里荒凉的估计连蟑螂也活不下去,所以这一带见不到人烟。

这里是巴丹吉林沙漠,此刻我在它的西侧。

又开了有两个多小时,快要接近沙漠的西南边缘,在天际线尽头,隐约见到竖立着三个建筑。GPS显示,是酒泉卫星发射塔。卫星发射塔选在这儿,的确有它的道理。只不过,这儿离酒泉还有上百里路。

夜晚在金塔县城住下。在这方圆几百里的盐碱戈壁滩上,金塔要算是个大城镇。

躺在旅店床上,翻看着杨显惠先生的那本【夹边沟纪实】,计划明天一大早,去趟夹边沟。

西北的天,要比北京亮的稍晚。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就上了路。从金塔镇到夹边沟,走的是条县道。

一般高速或国道途经村镇,路两侧民房的墙面,会做些面子工程。在乡道上就没这些了,基本上原汁原味,能接地气。

沿途的村落,破旧的土坯房依旧不少,看得出,这一带至今也并不富裕。荒滩里开垦出一块块农田,在未开荒的地里,白花花的盐碱清晰可见。传说这一带打井,打出十口有八口是盐水井。

依杨显惠的说法,上世纪五十年代,夹边沟一带还是黄沙漫漫。尚存的一点贫瘠土地里,大部分也已沙化,而且盐碱严重。

夹边沟劳改农场始建于1954年,到了57年,随着“反右”运动兴起,“右派”份子越来越多,于是把这里改成了专门收容右派分子的劳改场。

按正统说法,劳改场始建的初衷是好的,一方面,犯错误的人通过劳动,自食其力,可以重新做人。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劳动,可以改变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垦荒治沙,重建绿洲,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好事,造福了子孙后代。

这话乍听挺有道理,没啥毛病,可禁不住细想。当年若是派些专业的垦荒队过来垦荒,这说法靠谱。可是,若是让那些“犯了错误”的“右派”份子们干这活儿,可就离谱了。都明白,当年羁押过来的“右派”,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几经周折海归的教授学者,有大学的校长,有专业工程师,还有不少学校教员及大学生等等。其中虽也有战争闯过来的老革命、老干部及工人等,但他们的比重相对少。

对于这些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却“手无束鸡之力”的一代学者书生,强迫他们开垦戈壁沙地,挖沟排碱,实在强人所难了。其后果是,羁押过来三千多的“右派”分子,终日劳作,积劳成疾,又赶上那年代的大饥荒,三年过去,三千多人活下来不足三百,酿成这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有一种观点,认为回看历史时,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语境。当年陈布文在她的【春天的来客】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时间是五七年反右运动前夕,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一位市负责宣传的官员发言)

他冷笑了几声,狠狠的抽几口烟说:“就算我们有一点左的教条主义吧,可是左,总是为了保卫党的事业,不过犯了一点急躁病而已,可是右,却是要出卖我们的事业,明白吗?同志们,要警惕,右的机会主义就在这个时候会来钻我们的空子!他们要扮着主角来登场!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收获。会议再一次教训我们,随时随地警惕敌人,不管他化装得多么巧妙!”

这属于那个时代,是那个时代的语境。人们都在用“阶级”这个概念,对社会上所有的人和事权衡归类,在那时,“阶级斗争”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人与人之间,非“友”即“敌”,是摆在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你死我活”的现实。

从那时起,人性爱的光辉被熄灭,在社会上,人性的爱成为了反动的东西,遭到唾弃。

我记得过去看过一幅油画,画中有两位年轻母亲,怀里抱着各自的婴儿,婴儿在吸吮母乳。画面很恬静,充满了人性的爱,这是人类之初心,是人之本。

当人们用“阶级斗争”否定“人之本”,否定人世间有普世价值时,人间的惨剧就诞生了。

到达夹边沟,大约上午9点。不宽的乡道出现一个岔路口。迎面有个大牌子,写着[夹边沟林场]几个字。右拐,是夹边沟村。去村里看看,我想着就拐进了村。

正赶上疫情还没完,村里空荡荡的。

往前走,见一户人家门口,有个年轻人正修着摩托车。我停车摇下窗户,问:“小兄弟,打听个事儿,很早以前这里有个劳改农场,你知道现在遗址在什么位置?”

“遗址?”年轻人抬头看了看我,有些茫然,随后摇了摇头,说:“这没遗址,我不知道。”

说罢,低下头鼓捣他的车了。我道了谢,继续往前开,眼看要出村,瞧见一位老汉,正在自家门前菜地里翻地。

我停下车,考虑疫情时期,怕人家不适应就没下车。我打开车门,跟老汉打招呼。

“老哥,忙着呢?跟您打听个事儿。”我说。

老汉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朝我笑着点点头。我告诉他我从外地过来办事,特意绕了个道来这里看看,他问我打哪来,我说北京。老人很热情,也很善谈,我说我很想知道点夹边沟以前的事儿,他略想了想,说在他印象中,他们家迁这儿之前,夹边沟这一带没什么人居住,那会儿只是听年纪大的人说,以前这里是有个劳改场,关犯人的,可是早没了。他家搬来那会儿,劳改农场就没了,那会儿他才十来岁,如今他都七十多了。

我问,“您印象中,刚来那会儿劳改农场遗址是个啥样?”他朝西边用手指了指,说:“就那边有片林子,说是当年劳改犯人栽的,后头有些破房子,地窑洞,劳改犯住的,多少年了,塌的塌,拆的拆,都没了。”

“您是说夹边沟林场?”沿老汉指的方向,我问。

“嗯!”他点点头。

他说那个林场一直都在,后来陆续迁过来的庄家人多了,有不少当地人也去了林场。树年年都在种,如今他也分不清哪些是以前的,哪些是后栽的。

“还有,”老汉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农田,他说有些地是早先那些人留下的,后来这儿村民多了,也开垦出不少。

这些村子,就都是后来盖的了。

我问:“你们刚过来那会儿,听说过这个劳改农场死了不少人吗?”

他摇摇头,说:“这事儿他也是近十来年才听的多了,以前虽也有人说,很少。”

说罢,老汉低头想了想,说:“到是过去,常听长一辈的人谝(Piǎn)闲传,说闹饥荒那几年,甘肃人可受了大罪,苦的很,村村都饿死人。要说那时期,这儿的劳改场饿死人,不稀罕。我就记得我饿的到处找树皮吃。都说那时候的省书记叫张仲良,是个活阎王,后来中央派来包公钱瑛,把他撤了职,以后好了些,至今这儿的老人还念钱瑛的好。

“您知道有本书专写这儿的劳改农场?”我问。

“我不识字”。老汉憨厚的笑了摇摇头,他说:“以前有人过来拍过电影,后来还听说有人捡尸骨要建坟,现在说是不让了”。

我问:“林场外头的荒沙丘里,现在还能看到露出来的尸骨吗?”

老汉摇摇头,“早都清差不多了,以前有人专门过来清过”。

再细打听,老汉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了。用他的话说,也就他这岁数的人,对过去的事,多少还能知道点,像村里年轻的娃们,啥也不知道。

谢过老汉,我掉转车头,打算到夹边沟林场看看,我记得书里说,林场那边有个龙王庙,是当时劳改农场的场部。

出村没多远右拐,就算是进入了林场。乡道两边生长着高大的杨树,这季节正在吐芽。我把车开的很慢,是想多看一会这些树。再往里,看见几排规整的平房,像是宿舍,里面住着人。

宿舍四周围,依然是大片的荒草地,荒草下头的沙丘盐碱,依然清晰可见。不远处,生长着一片低矮的胡杨林,黑黢黢七扭八歪立的在荒沙滩里。

正这时侯,迎面驶过来辆摩托,直接横在了路中间,拦住了路。那人跳下车,老远的示意我停下。开车的是位结实的汉子,四十来岁,浓眉大眼,肤色黝黑。

“你哪里来的?这是找谁?”他问。

我大致说了来意。不容我说完,他就用手比划着大声说:“你说的那都啥时候的事了?早就没了,里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赶紧掉头吧,赶紧出去!”我说我老远过来,我不下车,能不能让我开过去,看一眼就走?

“你不走?是吗?我现在就打电话,让警察过来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疫情时期!”

他动了气。

人家说的在理,我只好掉头。

出了林场,前面有一片荒野地,荒地里有条不宽的河,路前头是座小桥,我停下车。

从反光镜还能看到[夹边沟林场]的那个路牌,还有远处的夹边沟村。

我打开了车载电视,一位美女主持正在采访一位中年男人,那人动感情说着:

“我们以举国哀悼的方式,深切缅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这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昭示着一个国家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

因为这场疫情,我们已经失去了3000多位同胞。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

我随手拿过[夹边沟纪实],胡乱翻着,翻到当年右派们凄惨的死法这段,我的手停下了……

董建义,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 到兰州,1957年给领导提意见定为右 派,押送夹边沟农场劳教。1960年11月上旬饿死,时年35岁。记得当时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后,见遗体已被割食,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上……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肃农大的教授。1958年打为右派送到夹边沟,1960年春因饥饿失去行走能力,有天夜里约11点钟时,说想吃个糜子面饼饼,好不容易弄来两个,翌日清晨,静静躺着不动了,身体已冰凉……

傅作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应傅作义(二哥)劝说回国从事新中国水利建设。1957年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他身体弱,挖排碱沟腿部长期泡碱水中,大面积溃烂,连饿带累,1960年冬一天大雪, 他爬到猪圈,想抠点猪食吃,结果倒在猪圈雪地里,没再起来……

蔡子贺,五十多岁,右派。一天晚上,他拥着被子坐着,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种死右派们最常见、也最悄无声息、最平静的死法。他们在饥饿中疲惫地入睡,然后再也没有醒来……

文大业,甘肃省卫生学校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夹边沟有一种黄茅草,草的“粉汤”就像观音土,没有营养没有热量,能撑饱胃消除饥饿感,却形成大硬块,堵在肛门,肚子越来越大,他就这样五六天后,活活胀死了……

巴多学,永登县人,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一中教师,胆小本分。他在1960年春天躺倒了,临终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好友要来一撮旱烟末,卷了颗烟,点着,放在嘴巴上。他用干枯的手指抖抖索索扶助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

牛天德,工程师,支援大西北从东北到兰州,任省建工局工程师,时年近六十,儒雅书生,死于浮肿。许多右派死于浮肿,他们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这时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下眼泡肿得睁不开,走路仰着脸,看不清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用以蓄积力量和保持平衡,再迈另一只脚。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也变了,说话发出尖尖的如同狗叫的声音,很快就死了,样子很吓人……

骆宏远,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师,1958年秋,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扭送夹边沟劳动教养。一次地里干活,被狼咬死吃了……

王景超,西北大学哲学专业。甘肃日报创办者之一。因写杂文论政,被打为右派。死于心力衰竭。当时填写右派死亡原因,多是随意,填心力衰竭居多……

他叫一个右派,来自天水。他给老婆写信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老婆接到信后,带着14岁的男孩和8岁的女孩,长途跋涉上千公里来到农场,却没有见到丈夫——他在十天前就死了。埋他的人没几天也死了,她哭坟,没能找到丈夫的坟……

王朝夫,临洮农校毕业,县农业局干部,时年22岁。他一直抱定活下去的希望——家里人还等着他回去团聚。一天,他拉着垂在胸前的绳子想坐起来,但使了使劲儿也没有坐起来。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把手表交给护理员,说作为女儿未来的结婚礼物。翌日黄昏,他闭着眼睛静静地躺着,身体已经没有了体温……

张继信,西北师院学历史,毕业后考上北大学中文,后续修北大英语系毕业。一天晚上睡下后,他不停地发抖,说冷。早晨起床的时,人们发现没气儿了……

邹永泉,复旦大学数学系55年毕业,团支部委员,毕业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他病的奄奄一息,有人劝他吃点药,他摇摇头,说他得的是空肠病,打针吃药不如一碗面汤顶用,节约药片给有用的人吃吧。他家人好不容易给他寄来了几斤熟面,但已经晚了,他握着家里寄来的面袋子,流着泪尝了尝,就死了……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只感到头在阵阵发晕,泪水不住的掉…….我想象不出当年这地方有多恐怖,恐怖的不仅是死,还有比死更恐怖的,是每天的等死。

此时,是十点整,车载电视里传来北京拉响了防空警报,武汉也在响,全国都在响,整个国家正在为这次疫情里的逝者默哀。

我按住车喇叭,“嘟……嘟”

不知是这里太空寂,还是我这车的喇叭太孤独无力,这“嘟”声那么嘶哑苍白,刹那间就悄无声息的去了,只有这小桥下的流水,哗啦哗啦的响。

有人说,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我不死心,我木呆呆盯着河水,看着它不停的流,想在流水中找到些什么?哪怕只有一丝丝?然而,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没有了,留下了无尽的空。有的只是河岸边白花花的盐碱。

盐碱,能说句话吗?

今天是清明,按老规矩应给逝者的坟添一撮新土。

只可怜了他们,生的权力失去了,死后连个坟也无从谈起。单纯的死,还不至于让这人很快消失,至少人世间还留有他的坟。只有当他被活着的人们忘记时,他就是真正的死了。

他们应该是真正死了,即便多么的不甘。

我想起了林场里有片黑黢黢的胡杨林,他们彼此间应该都熟。都说胡杨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拜托胡杨能记挂起他们,使他们的魂永生。

河水在小桥下不住地流淌,低婉的流水声让我不适,宛如哭声……

我打着了车,只想赶快离开这里,这哗哗的流水声像是撕扯着我的心,我不想再听下去,我只想把一切都忘掉。

车子在乡道上急驶,朝着酒泉方向,那里是城市,在城市的灯红酒绿里,可以忘掉一切。

我忽然问自己,“我来这儿干嘛?”为了忘却的纪念?还真谈不上。我对这里原本就一无所知,不知何谈忘?我如今所知道的只言片语,无非是书里所写:这里有过一群人,他们是学者、教授、专家、工程师、学校教师与大学生,还有老革命、年轻的共青团员……同时,他们为人父母,或夫或妻,同样的他们曾经都是母亲怀里娇贵的婴儿…他们却惨死在这个地方。

此时我又想起了那幅画,画中慈祥的母亲用乳汁哺育着怀里的婴儿,四下里荡漾着人性的爱。可她们不会想到,会有一天,自己怀里的婴儿会被另外的婴儿扼杀了,死的还是那么的惨。

按理说,人性的爱本应高于一切,一切以人为本。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价值取向、政治理念,都是为这至高无尚的人性的爱服务的,否则,要它们干嘛?

前面到了一个集镇,叫三墩镇,是个丁字路口,路口两侧有不少店铺和摊贩,卖蔬菜水果,五金百货,很热闹。这儿距夹边沟不算远。

我不禁问自己,六十年前,这路口会是个啥样?我想不出。可我却想的出,当年的那些右派们,途径这个路口后左拐,就上了通往夹边沟的路,就再没能活着出来。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可我看到什么了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一切都如同从未发生过一样,全都空了,连悲剧都空了,悲剧何在?

时间过去的过去了,未来的尚没有来,现在的刹那间即已消逝,而且刹那又在哪里?照这样看,哪里有过去?有未来?又哪里有现在?因而无古无今,无旦无暮,时间只不过是一段无始无终连绵不断的长远罢了(林清玄语)

我似懂非懂,浑浑噩噩,我仿佛已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能从哪来又能到哪去?

我走了,夹边沟,我能走多远走多远。

我感觉自己很疲乏……

(本公众号原创,为纪念那些冤死的人,转发感谢,同时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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