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克斌 转载自：网络
198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天高气爽。我走进罗切斯特大学的帝王号重离子加速器实验室，看见控制员汤姆正在启动加速器。出于好奇，我问他：“启动时你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汤姆简单地回答：“我要让所有的仪表的指针都指到中间。” 汤姆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一个大道理：凡事不能走向极端。小致一台加速器，大致一个国家，极端主义往往会把事情办砸。可是，中国却有个爱好，凡事都爱走向极端。独裁专政好使，我就全面禁止自由空间。房子能赚钱，我就一下子把价格增加到200万，茅台酒赚钱，我一下子就把它推升到一瓶几百美元。玉石能赚钱，我就到新疆把地刨个遍。这些新时代的倒爷们像一群Vampires， 只要闻见血味儿，就会跑过去，一口吸干。
极端性又可分作静态极端与动态极端。静态极端用俗话说就是针尖对着麦芒，各不退让。10几年前，某省某公路段上只能有一辆汽车通过。两辆车相向驶来，谁也不愿谦让，最后，成百上千辆的车子被堵塞在公路两边。谁都不愿意付出好处的结果是谁也不能得到好处。再看看我们的政府对待不同的政见，也是采取了静态极端的做法，只要你发表于政府相抵触的思想观点，我就把你抓起来；只要在网上常用个敏感字句，我就把你封杀；我把你的地圈了，还不许你告状。河南爱滋病蔓延，还不许你去张扬。
动态极端的特点是办任何事情，只要觉着痛快，就把他推向极端，或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毛泽东说了，“人多，热气高，干劲大”， 再加上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于是就多生孩子，还把提出人口建议的马寅初批判。等到了人多为患的时候，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怀孕7 个月的孩子都得掏出来做掉。卫生站像兽医一样，追着给人包扎， 强行避孕。毛对中国人口反常增长的两个极端政策，给国家经济与社会造成了无法扭转的长远危害。以至于现在不得不鼓励生三胎。政府凭什么剥夺公民生孩子与不生孩子的自由。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就职演说时，曾引用了中国古人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虾”，不能翻腾。可是我们中国人却不认可，只要能吃上窝窝头了，就的搞个运动，折腾折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个极端主义者。在国际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与苏俄称兄道弟，把对中国有深情厚谊的司徒雷登赶回了美国。和10几个共产国家鳔在一起，鼓吹东风压倒西风，在外交政策上 失去了回旋的余地。好景不长，不到十年，毛和苏联老大哥就翻了脸。打了10多年的口水仗，最后不得不去深挖洞，广积粮，不得不如陈毅所说，“一个屁股，两个拳头。”既要对付美帝，又得提防苏修。 毛的极端主义把中国的外交带进了两面楚歌的孤立窘境，然而他的喉舌人民日报却还在高唱“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50年代，经过了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毛泽东从肉体上消灭了私有，又从意识形态上消灭了“资产阶级”，1958年，他又走向了极端，在中国刮起了共产大风，提出了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企图在一夜之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亩产万斤，砸锅炼铁，焚林种粮，围湖造田。折腾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造成了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老百姓个个食不果腹，面带菜色，甚至有数千万人死于饥饿。大自然无情地惩罚了与天斗、与地斗的极端主义者。遗憾的是，这种惩罚得由无辜的百姓来承担。毛泽东和他的高官们照样四菜一汤。
老百姓好不容易才吃上几顿饱饭，毛泽东又坐不住了，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文艺、教育战线把中国推向了极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除一切封建迷信。把科学家、教授、艺术家和作家统统关进了牛棚。放出了江青、姚文元、康生这些鹰犬，上跳下蹿，唯恐天下不乱。让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华文化全面遭到否定灭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最后，正如他的副统帅林彪所荐言，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科学教育青黄不接。历史又一次对极端主义做出了无情的宣判。
四人帮倒台以后，人们经过十年的精神上被压抑的苦痛，终于看见了自由的希望。于是他们再70年代后期，通过民主墙，积极热情地探讨着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未来，可惜，中国的政治形势又被极端主义垄断，导致了西单民主墙的取缔和对众多异议人士的搜捕。10年后，在64事件中，时任总理的李鹏先生在开始时候，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对学生蛮横无理，粗暴回绝；当事件进一步扩大后，政治局又乱了手脚，动用了机枪、坦克，和野战军， 一下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不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留下了一片鲜红的屠杀无辜的血迹。让国民政府在12-9运动中的水龙头黯然失色。
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本来或许是个能让中国摆脱贫困的好的办法。可是，刚一开始，党的领导人，领导人的子女和家属，就像一群贪婪的猛兽，把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向了极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圈占土地，变卖工厂，买空卖空，哄抬物价。扯去了中国人蒙在脸上几千年的仁义道德的面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赤裸裸地不择手段、追逐金钱的名利场。无官不贪，无商不骗，把中国社会一下子推到了不见道义，不知耻辱的灾难边缘。极端主义正在毁灭着中国，极端主义还在泛滥。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蒙上了极端主义的阴影。无视环境恶化，片面追求高GDP。不经过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不经过生态平衡的仔细论断，一意孤行，建了三峡和南水北调。接着，又建了世界上最高的大楼，最长的桥梁，以及最快的铁路。把巨额的资金投入到未经考验、未经验证的、带有风险性的项目上。在国内外尚无先例的高铁项目中，又一次搞了大跃进。让中国成为高铁最快、高铁最长的国家。
这次发生在浙江的追尾事故，表明了技术和管理的缺陷，把一个不大成熟的高铁一下子推广到全国各地，一旦有误，将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像58年的大跃进一样，还得由13亿老百姓买单承受。 在短短的20年里，盖了那么多高层建筑和居民大楼，无论在工程设计，施工技术或者建材质量上，难以层层把关，一旦某个地区发生了地震，会有多少老百姓遭殃落难。 在短短的20年里，盖了那么多高层建筑和居民大楼。假设建筑寿命可以长达100年，就会给后人留下100年跃进一次的周期函数，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中国在钢材、水泥等建材的需求届时会出现一个高峰。如果那时候的国民经济适逢低谷，没有能力修补或重建，那将是后人居住问题的一场灾难。
从毛泽东在外交、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全方位的极端主义，以及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建设中的极端主义，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违背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夜郎自大，主观臆断，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极端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办畅通无阻，危害不断，是因为执政党的至高无上，权力无限。他们只考虑如何巩固和加强手中的权力，或者为实现某种左倾冒进的理念，不会评估国家和人民可能会承受的损失。他们企图用高GDP当成一党专政的雄厚资本，他们企图用经济崛起来证明政权的合法，证明党的伟大。但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必定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可怜的是那13亿百姓，本来想欢欢喜喜地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却带来了3年的饥饿。本来想看到一个崛起的中国，结果却不得不为资源的耗尽与环境的污染而集体买单。
毛泽东早在1927年是就已经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了，他提出过：“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说过：“ 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正则不能矫枉。”这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主张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也是极端的典型。
其实， 革命就是一个极端的过程，用极端的手段达到极端的目的。正如毛所津津乐道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革命的结果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一场你死我活，真刀真枪的搏斗。但一般说来，也总是怨怨相报，恶性循环。革命的结果很难使国家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因为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强权的领袖，这个领袖在成功的时候会顺理成章地把他自己当成国家的独一无二的主宰者。遗憾的是，一山不容二虎。妥协和让步不是咱中国人的习惯。
革命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极大的破坏，其结果是从一个独裁的政权演变成另一个独裁的政权，老百姓所面临的还是被奴役，被剥夺，被宰割。革命不是最好的政权交替的手段。如今，人类已进入了21世纪，进入了信息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中国应当学会通过和平的办法，平等协商，改善国家的体制，逐步走向民主自由。
然而，执政党偏激的权力观念以及对不同意见的极端压制，会使和平过渡的希望变得渺茫。这些愚昧顽固的独裁者似乎又在重复着前人的脚步，逼迫着反对者走上革命的道路，让不愉快的历史重演，让中国再受创伤，这是谁也不愿见到的结局。
在儒学克己复礼君臣父子的熏陶下，中国百姓几千年来，温顺得像一群羔羊，但是极端暴孽的统治者利令智昏，却总要把他们逼向绝境，最终会把国家带到灾难的边缘。多党制的民主社会体制是克服极端主义、折衷纠偏的妥善办法，值得借鉴。让我们虔诚地祷告吧，愿上帝赐给我们一位脱俗的高人，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到首位，带领中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国强民富，仁爱平等，消灭特权 。遗憾的是，那个小学水平的博士正在正在与民主背道而驰，让中国重回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