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烈山 转载自：爱思想
“文革”期间放得最多的电影是三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地雷战》)两列宁(《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但它们都是“文革”前的电影。“文革”中生产且大红大紫的电影(不包括样板戏搬上银幕的)有五部，它们是《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青松岭》、《决裂》、《春苗》。还有一部《反击》，没有来得及公映“四人帮”就完蛋了，我在省城搞到票当“内部电影”看过。
《春苗》则是一部比较特殊的片子。如今网上的评论也是针锋相对，有的誉之为“红色经典”，有的斥之为“阴谋电影”;中性的说法则是“文革电影”。在我看来，《春苗》是“文革电影”的代表作：一方面，主题先行，什么事都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人物塑造遵循“三突出”的模式，正面人物品德极其高尚，反派主要人物连祖宗传下来的姓氏都不光彩(居然也姓“钱”);另一方面，在对有权有势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妖魔化、对工农兵美化的同时，对现实的不公不义表示愤怒，对被欺侮的弱势群体表示极大的同情。《春苗》的第一导演是谢晋，正如一位网友在评论中指出的，他的煽情充分利用了观众对妇女(春苗的善良、温润、体贴)、孩子(小妹之死)、老人(水昌伯的病痛)三种角色的同情心，进行情绪渲染。
据强国论坛上的资料：1975年9月，《春苗》在全国公映;1976年7月1日，文化部“根据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意见”，对1973-1976年6月的优秀故事片进行了一次评选，《春苗》位居榜首。“文革”结束后，《春苗》等一批电影被称为“四人帮”试图篡党夺权的“阴谋电影”“头牌”也是《春苗》。
为写此文我参看了不少相关资讯，其中2001年9月18日《北京青年报》上翟建农的《回顾：电影〈春苗〉如何被“四人帮”拖入深渊》一文，很细致地叙述了它炮制和问世的经过。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上海郊区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赤脚医生，他们半医半农，经常昼夜出诊，为农民服务，深受群众欢迎。1965年初，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反映了上海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卫生院知识分子代表黄珏祥大夫和贫下中农代表、赤脚医生王桂珍，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搞医疗服务的先进事迹。同年6月26日，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批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70年初，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表示“对赤脚医生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尔后根据政治形势变化，从舞台剧到电影，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徐景贤挂帅反复修改，就成了上映的我们看到的《春苗》：女主人公从最初的一个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变成了“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公社卫生院长成了影射邓小平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考察《春苗》出笼过程，说它是“(政治)阴谋电影”一点也不冤枉。
但是，刘再复等人在“文革”后的批判文章中说，“用极端卑鄙的唯心主义手段，对社会主义伟大现实进行根本性的歪曲，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恶毒地诽谤”(《人民电影》1977年第8期)也不是平心之论，而是另一种“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毛主席当年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应该承认是有的放矢的;他在“六二六”批示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更是得到广大乡村干部群众拥护的;《春苗》在“文革”中广受好评，应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干部群众对于改善缺医少药状态的心理渴望。
《社会科学论坛》今年第2期发表学者穆汀的《电影〈春苗〉解读》，称《春苗》是“有限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它在表现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方面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巫医贾月仙骗钱害人，公社卫生院见死不救，小妹被延误惨死，钱大夫和杜院长心思放在研究“养身疗法”和讨好局长的滋补品……这样的情节，在当时不稀奇，在今天更多见。3月24日的《南方周末》刊载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员黎晖的文章，写的是他老家湖北通城县的人们深受医疗条件低劣之害;我们夫妇在广州冠名“人民”的大医院里见多了医生视之当然的优先为权贵服务。我相信如穆汀所言，如果现在公映《春苗》，“同样会感动当今的年轻人”;在“仇官仇富”、医患关系更恶化的今天，它甚至更具煽动性。
这使我想到当今与(狭隘)民族主义同样盛行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者对现实的不平等、不公正心怀不满，对有权作威作福、多金者骄奢淫逸表示憎恶，当然不是与风车作战的臆想，他们希望“均贫富、等贵贱”也是合情合理甚至高尚的(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和名作家托尔斯泰本身是贵族)。但是，他们把同情弱者变成美化乃至神圣化弱者;把知识精英妖魔化，搞成“知识越多越堕落”;把台上的政治精英妖魔化，似乎只要把他们“打倒”了问题迎刃而解了，中外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多么地虚妄!
在俄国，从民粹派的“到民间去”到十月革命后的“肃反”;在中国，从延安时期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其合理性逐步减弱，最后发展到极端，民粹主义的谬误日渐明显。让田春苗做赤脚医生，解农民缺医的燃眉之急是有益的;发展到她夺了卫生院的权，就能解决问题了吗?就算春苗夺权之前、夺权之时有为农民谋利益之心，但谁能保证她不被权力腐蚀而永葆道德纯洁?道德能代替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吗?能取代全局性的制度变革吗?
《春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民粹主义的反面教材：利用民众对现实不满，煽动他们打倒权势者来取而代之，除了满足野心家的权力欲望，其实只是翻历史的烧饼;发泄“羡慕嫉妒恨”无益于世，改变现实的路径离不开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