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文捷 冯天瑜 转载自：《青山的视角》
历史学家冯天瑜去世，曾定义”中华元典”
潘文捷 / 界面新聞
根据极目新闻，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于今日（1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1岁。
冯天瑜出生于1942年，他的父亲冯永轩是清华国学院梁启超、王国维的第一期弟子，曾任新疆师范校长、湖北省第二高中校长等职。冯天瑜不仅拥有家学渊源，本人也勤学苦读，小学三年级至高中期间，他随母亲住在湖北省图书馆，在这里”住读八年”。冯天瑜回忆起自己的父母时，说他们讲究的是”君子不为”，一生守住底线：抵御权贵和金钱的威压、诱惑，只求一个心安理得。这也影响了冯天瑜日后的选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再拒绝”进京任职”，又在1984年、1986年两拒校长任命，”因而得有时间精力专务学术”。
冯天瑜曾说自己”30多岁才初入学术门墙”，当时在很长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极少探讨文化和文明的问题。1979年，37岁的冯天瑜来到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任教，原本学生物的他转向了历史，开始了文化史的研究。在 1983-1990年间，他相继出版了《上古神话纵横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华文化史》等作品。其中，《中华文化史》为文化史学界贡献了较为系统的文化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书中，他不仅关注整体文化史，还聚焦于中国文化史历程中的两个重要时段，一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先秦，一是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期明清。
冯天瑜还写作了《元典：文本与阐释》《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定义”中华元典”及螺旋式上升的”文化重演律”。书中他分析哪些典籍属于元典，又是如何生产的，告诉读者中国元典与古希腊元典、希伯来元典和印度元典的同中之异及异中之同，由此透视中国文化的特色，揭示转换着的元典精神如何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发挥作用。
1994年，冯天瑜任武汉大学教授。1996年，武汉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之后更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担任中心主任。
近年来，冯天瑜身患多种疾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病房当书房。2021年12月，刚做完手术不久，他就参加了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再出发暨《冯天瑜文存》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上，不少社科学者一起庆祝了冯天瑜的八十岁寿诞。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在会议上发言称：”冯先生是一位奇人，豁达开朗，积极乐观。医生多次宣判他生命的期限，可他就是不予理睬，似乎无暇消沉悲戚，抓紧分分秒秒，专心专意思考理论、历史的问题，一门心思写书。”
2022年年初出版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就是他左手吊瓶，右手握笔，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病房中写完的。这本书以历史的视角，展示了五千年中国文明的历程及文化脉络。全书总结归纳中华文明的特质，并由此揭示出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文明体。虽然这本书是一本普及型的读物，但是其中也展现出了冯天瑜的理论创新。
冯天瑜一家生活简朴，但他父亲非常喜欢购买书籍和古董，为的是它们的艺术魅力和史料价值。冯天瑜曾在2015—2018年整理出冯家藏文物图册《冯氏藏墨》《冯氏藏札》《冯氏藏币》出版后，之后有不少人出高价来收购，皆被谢绝。其实，1979年初，冯家就开始向武汉师院刚复建的历史系捐赠古币。到2018年，冯家两代学人将长达半个世纪间收藏的珍品都捐献了出来。因为捐赠的文物和艺术品数量非常多，仅书画就有400多幅，武汉大学还专门设立了”冯氏捐藏馆”。有人问这些家藏到底值多少钱，冯天瑜说他没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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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
——冯天瑜
一
约于十多年前，笔者草撰《评时下清宫戏历史观》，简析《雍正王朝》等一批颂扬清代帝王电视剧的史观偏失：把暴君美饰为爱民仁者，将尽斩同类、厉行文字狱、剿灭公论的阴谋家胤禛褒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扭曲历史真实，惟此为甚！此类史剧，显然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哈姆雷特》《李尔王》《战争与和平》等中外文学杰作社会批判的传统上大开倒车，沦为宣扬专制君主独裁的御用品，对今人心智毒害匪浅。
二
值得注目的是，此后十余年间，同类影视剧一发不可收，对专制帝王颂声的分贝愈益高昂，可谓震耳欲聋。如电影《英雄》，启用一流演职人员，将杀人如麻的独夫民贼秦王盛赞为绝世英雄，连准备前往刺杀的侠士也为其感化，拜服阶下，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大侠形象。此乃史界、文界的一大奇葩也！
令人讶异的是，继《英雄》之后，一批颂秦的长卷电视剧接踵而至，观众应接不暇。时下，央视更汇集一线演员，推出七十八集巨制《大秦赋》，高调赞颂秦始皇，将《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政治高峰、道德圣殿；”天下苦秦久矣”一变而为”天下盼秦若久旱望云霓”，这更是史界、文界的空前创举。吾辈已见怪不怪，如此种种，无庸多议，现在仅就该剧历史观的一个症结处试作考析，因为如上奇葩之说皆根源于此一史观。
三
《大秦赋》的史论依据，归结起来是：秦王终身力行东出，扫六合，并天下，是为着解万民于倒悬。”一天下”既然是天字第一号的正义之举，成功实行者秦始皇当然便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英雄。
为辨析上说，我们首先看看，秦王扫六合，是否意在解万民于倒悬。
遍览史籍，兼涉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秦王虽讲过”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一类漂亮话，但他”扫六合，一天下”，非为其他，全然为了做天下共主——超越周天子那样分权的宗法封建共主，而是掌握全部军政财文大权的专制集权共主。诚如唐人柳宗元、明清之际王夫之所言，秦皇所为，全然出自一己私欲。为达此目的，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破坏一切。秦王称帝前后的实践，是一部奴役七国臣民的血腥历史。
几代秦王皆奉行商鞅残民、弱民、穷民、愚民政策。中国文化本来长于”治民”，乏于”民治”，而秦制之下，民众更绝无问政权，有的只是服从君令，庶民任君宰割。而滥杀黎民，是秦政的家常便饭，秦将白起一次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此种屠俘之残暴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似无第二例），嬴政挥师攻陷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皆行屠城，宫廷、民居洗劫空，贵胄、文物全数移往咸阳。列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决非虚夸。秦王对自国秦人也极端残忍，除橫征暴敛、敲骨吸髓外，还征调数十万黔首长年修建阿房宫（后来项羽焚烧此宫，大火延烧数十日，足见其广大)，又几十年如一日修建骊山陵墓（尚未开掘的始皇陵估计是世界规模最大、藏品最富的帝陵，仅以其附件——秦兵马俑规制之宏大，便可推想皇陵的伟岸），完工后，为保守陵墓机密，数以万计的民伕格杀无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
观诸全部史籍，不见秦王东出解民于倒悬的任何实例，而所见只有尸骨遍野、城垣尽毁。但长剧《大秦赋》一而再，再而三让嬴政声情并茂地宣称，东出、一天下，为的是拯救万民于水火，还出现楚人投奔秦国的热烈场景，这种编造实在匪夷所思。
四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秦二世对自己的文臣武将乃至王族亲贵也极度苛酷残忍，吕不韦、韩非、李斯、蒙恬、芈氏等有大功于秦政者，皆死于非命。秦代开启诸朝屠戮开国功臣之恶例，这正表明中国专制君主政治是一部绞肉机。而《大秦赋》对此或轻描淡写，或给绞肉机的操盘手嬴政虚构脉脉温情（如对吕不韦之死痛心疾首），或百般美化谋臣间的相互残杀（如把李斯陷害韩非写成韩非哀亡于李斯怀抱）。统一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秦廷君臣（包括秦始皇本人）几乎无一人得到好死，这正是秦政残暴无情属性的必然表现。对此类历史现象，若能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李尔王》那样加以鞭笞，则大有历史教育作用，而《大秦赋》反道而行，竟扭曲历史实情，为秦廷君臣涂脂抹粉，给暴虐、狡诈的秦政乔装打扮，为一部鲜血淋漓的绞肉机披挂粉色锦缎，真不知是何用心。
五
统一列国，一合天下，是战国时人的共同愿望。墨子多作其说，孟子有天下”定于一”的名论，韩非子有更明确具体的设计。秦国、秦王是这一历史大势的有力践行者，此点必须肯定。李贽在这一意义上称嬴政为”千古一帝”，是可以成立的。但一切范畴都不应该绝对化，皆要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加以评价。”大一统”亦如此。一般来说，国家大统可以休止兼并征战，有益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故我们赞同柳宗元《封建论》的言说，肯定秦制的统一措施诸如合六国文字于秦篆，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等等，此类秦制的历史贡献不可低估。这是秦王运用”恶”的杠杆启动的历史进步，应予肯定。然而，秦代确立的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传延两千年并不断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柄庞大的双刃剑，积极作用、消极作用皆不可低估。在近古以至近代，消极作用日益昭彰，君主专制集权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重大惰因。故在文明转型的近现代为君主专制大唱赞歌，把秦始皇抬到德越三皇、功过五帝的位置，让今人对其顶礼膜拜，是莫大错误。
六
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例如，不能说今天列国分立的西欧比横跨欧亚的大一统俄罗斯落后。大一统的帝俄，长期充当”欧洲警察”，是近代欧洲进步的大障碍。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而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又如，芬兰被俄罗斯”统一”时，苦难深重，而摆脱俄国这一民族监狱后，几十年间即成为先进国家。
以中古史而论，大一统成就了汉唐的昌盛，但大一统也并非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蒙古统和了亚欧大陆，却令东亚、中亚、东欧诸文明破坏惨重，而摆脱蒙古可汗的大一统，反而是亚欧诸国的历史性进步。蒙古征服金、宋，建立版图宏大的元朝，却使”造极”于中华的宋代文明发生大倒退。满洲人再度大一统，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严重破坏明代文明，尤其使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坠入苦难深渊。元、清两度大一统固然有开疆拓土之功，但造成文明大倒退却是事实。故对”国家一统”须作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赞扬。
值得注意的是，在冷兵器时代，完成大一统的往往是握有强力的后进人群。史上多次发生后进文明一统天下，其对先进文明的破坏，罄竹难书。以秦王扫六合而论，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皆有益于中华文明的进步，应予肯定，然而，较之魏赵齐楚，秦是落后文明，秦灭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野蛮战胜文明，破坏性极大，汉初贾谊、晁错等人雄文生动展现了秦统过程中对繁荣的六国经济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从战国中期到秦统一的百年间，人口锐减至三分之一，邯郸、大梁、郢都等繁华都市毁灭殆尽，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文明至汉代文景之治时期方得恢复。可见秦的大一统，于民于国带来的灾难并不低于利益。秦二世而亡，是历时最短的统一王朝，绝非偶然。
唐人柳宗元肯定秦代的统一之”制”，又批评其暴虐之”政”;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对专制一统之秦制与封建分权之周制，作利弊得失的具体分析，而没有一味颂秦；近代民主主义者谭嗣同更严厉遺责残暴的秦政，认为近世中国的落后与之直接相关。 回到《大秦赋》所涉时代，秦朝二世而亡，连推行秦制者也以悲剧收场，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扶苏、蒙恬，以至于秦始皇本人，皆不得好死，而秦以后两千多年治乱循环，治与乱皆与秦制有关；至于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也与”百代皆行秦政法”有关。既然如此，可以留下一句话：
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2021年元旦，冯天瑜识于武昌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