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二大爷 转载自：作者推特
②：画像坐牢
画伟大领袖的像，这在特殊年代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但也是特别危险的事情。画家吴锡安出生于江苏省太仓县。由于家庭出身资本家，大哥又在台湾，年轻时候的吴锡安的日子很不好过。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被下放到江苏省扬中县劳动。
文革开始后吴锡安日子非常艰难，但由于有美术专长，在批斗中也经常被造反派们拉去画像——主要就是画毛像。在两年多时间里，吴锡安满怀热忱、拼命工作，总共画了10幅巨幅的毛像。每个差不多是3层楼高，用油画颜料画在白铁皮或者高大的墙面上。
但他万万没想到，厄运就此开始。
由于作画的白铁皮并不平整，在地面往上看去，一副毛像的额头正中部分有一月芽形的凹洼，造反派认为这是“画紧箍咒”；另一幅作品左下角有一丛小树，画得比较松，造反派认为画的是“地雷爆炸”；还有一副毛穿中山装的像，衣折看上去像狗耳朵，造反派认为这是映射“巨大的狗头”……
总之，就是因为这些匪夷所思的理由，吴锡安这个年轻画家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坐牢十年，因为一直没有认罪，终于逃过死神的眷顾。
这个故事来自吴锡安本人《文革画毛主席像的往事》。老先生在文章中有这么一段反思：“说实话，毛死了，我没有哭……相信历史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忘记，就必然会重演！”
显然，老先生乐观了。不忘记也会重演的，它已经重演。
⑤：沉默是罪
我们都知道在历害国说真话往往要付出惨烈的代价，那么保持沉默行不行呢。沉默会不会更安全？那可未必。
1957年，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自任“四川大学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亲自主持对川大知识分子的整肃。他发现川大的右派指标尚缺两个迟迟未完成，于是把川大教职工在大鸣大放中的发言纪录重新审查，从中抓把柄。
李井泉很快发现一个叫载星儒的职工在鸣放中一句话也没有说，绝对的沉默。问及原因，川大校长谢文炳解释说，载星儒成分不好，家庭出身地主，不敢说话。
李井泉拍案大怒：“不说话就是以沉默反抗现实，不是右派是什么！？”
一句话没说过的载星儒就这样成了右派。
校长谢文炳是个老革命，曾经是成都地下党负责人，仗着自己资格老，劝谏李井泉说，能不能给学校权限仔细甄别一下？结果话音刚落，就被李井泉定性为“总右派“。一起下放劳改。
更悲惨的事情还在后面。谢文炳被划为右派后妻离子散，他的儿子谢琪因为擅长画画，竟然以“企图偷越国境罪”而被捕。谢琪喊冤，说我一直都在成都，连四川都没有出过，哪来的偷越国境？
公安说：你画的全是西方洋房、汽车、美女，就是向往西方，就是想偷越国境.！
极权之下，批评是罪，沉默是罪，想都没想也是罪。
⑥丁祖晓、李启顺
文革前期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中，围绕”三忠于、四无限” “早请示、晚汇报”、”像章热”、”忠字舞”等形式的宗教狂热经久不息。时年23岁的湖南大庸县的女青年丁祖晓于1969年3月致信报社，反对个人崇拜。
她直言不讳的说：”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清醒头脑，不要受骗，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她还将这些言论制成传单和姐姐丁祖霞一起公开散发，不久姐妹俩被捕。丁祖晓在10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240多场审讯，但从不认罪。
更令人惊叹的是，她的同学，时年22岁的李启顺为拯救丁祖晓，和妹妹李启才一起，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己刻钢板，油印了二十多份《告革命人民书》，为丁祖晓鸣冤。结果可想而知，这对姐妹也随即入狱。
这两对逆风而行，轰动一时的姐妹花被当时的湘西自治州一起定性为”以丁祖晓、李启顺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为突出案情重大，此案件被命名为”特一号”案件。
在周公公主持的”一打三反”杀人狂潮中，1970年5月5日，丁祖晓、李启顺被判死刑并于3日后执行。丁祖霞被判二十年徒刑，李启才被判十年徒刑。
丁祖晓在死刑前最后一次审讯中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
来源：作者推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