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春山出版 转载自：思想坦克
中文版序 新疆．香港．臺灣
二○一九年香港「反送中」示威抗議期間，民主倡議者經常喊出「昨日疆藏， 今日香港， 明日臺灣」。這個口號充分顯示昔日清帝國邊疆地區人民今日的感受，他們努力爭取得來的主權正遭受當代中國威權主義擴張的攻擊。這些地區的境遇有許多共同之處，隨著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實力崛起，在地的社會體制面臨財富與權力的嚴重打壓。然而從某些層面也可以看到，地區性的差異能夠提供一道屏障，來對抗新疆全面高壓控制模式的威脅。
對於過去十年新疆地區世居民族突厥裔穆斯林的遭遇，本書具體呈現了幾個層面；同時也探討維吾爾族地區拘禁營與工廠系統的動態關係，是如何從中國殖民主義這樣的歷史萌生出來。
新疆，流放地
本書英文標題中的「penal colony」（流放地）點出新疆的幾個獨特之處。這個詞語用於新疆可以上溯至一七四○年代，清朝軍隊在新疆北部屠殺蒙古族的準噶爾部。為了長期占據蒙古族與哈薩克族的世居土地，乾隆皇帝政府施行一項計畫，將非原住民的漢人送往邊區的軍事殖民地。清政府期望建立可以自給自足的占領模式，先後送去逾一萬名非穆斯林的罪犯與支領政府補助的農民，他們定居在嚴密管制的屯墾區。學者衛周安（ Joanna Waley-Cohen）指出，這些觸犯政治忌諱或者搶劫之類輕罪的犯人，來自各個社會階層：「學者、教派信徒、官員、太監、宗室成員、旗人、軍人、海盜、商人、演員、農民、奴隸、男女老幼」。對移民的漢族農夫來說，這是一種逃離極端貧困的方式。 對他們而言，流放新疆是僅次於處決的懲罰，意謂從此遠離家鄉，人身自由處處受限，定居的地方、工作的條件皆無從選擇。
然而儘管他們是被迫移民新疆，這些漢族以及來自甘肅與寧夏的回族，在一段時間之後主宰了北疆的地方體制。根據現有的人口普查資料，到一八○三年時，北疆的漢族與回族已有十五萬五千人；南疆則是維吾爾族的世居之地，當時有三十二萬人；一八三一年之前，漢族與回族被禁止移居南疆。十九世紀末年，北疆的移民增加到二十萬人；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以星羅棋布的流放地為基礎，正式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毛澤東主政時期，新疆仍然是流放與監禁之地。非穆斯林占當地人口比例一度降低到五％左右，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積極推動漢族移民內亞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地區的新疆與西藏。接下來的幾十年間，新疆的流放地恢復運作，迎來數百萬遭定罪、遭脅迫的民眾。舉例而言，一萬多名無法撤往臺灣、遭定罪的國民黨官兵送往新疆，同行者還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的共產黨幹部。這也是知名藝術家艾未未會在北疆流放地度過童年的原因，他的詩人父親艾青在一九五○年代晚期被放逐到新疆。
中共在一九八○與一九九○年代對政治犯進行平反，流放地的歷史也發生有趣的變化。清朝時期終身放逐新疆的囚犯成了民族英雄，例如在鴉片戰爭中失利、一八四○年代被遣戍新疆的林則徐，烏魯木齊市區的紅山公園有一座他的巨大雕像。漢族流放地的歷史與過去數百年的軍事占領，讓中國官方得以改寫歷史，聲稱漢族早已定居新疆，和定居上千年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蒙古族一樣都是世居民族。對移居者歷史的改寫以及現有的監獄和營區設施，促使昔日囚犯︱殖民者的後裔將維吾爾族與哈薩克族原住居民視為罪犯，關進一個新建立的流放地體系之中。可以這麼說，當年以囚犯身分被送到新疆的移居者，他們的後人如今致力於囚禁這個地方的原住居民。這是新疆與臺灣、香港不同之處：昔日囚犯的後代子孫，如今成了監獄主管。
從前囚犯的後人以移居者、殖民者的身分留在新疆，他們的地位與逃往臺灣的漢人相映成趣。兩個地方的原住民族都被邊緣化，然而有一個重大差異：過去二十年來，臺灣一些漢人體認到這個問題，致力於為原住民族提供更充分的體制性支持與自治。新疆則是反其道而行，漢族已經開始消滅、替換維吾爾人的民族認同。
新疆漢族運用當代的流放地系統來控制穆斯林，把他們丟進剝削勞力、強迫勞動的工廠。將穆斯林兒童從穆斯林家庭中帶走，丟進寄宿學校，施以斷絕文化根源的訓練。而且就像美國、以色列與印度等地擁抱反恐怖主義論述與形象的民眾，新疆漢族深受反穆斯林種族主義影響，認定穆斯林生性暴戾、必須予以控制。這種心態催生出一個弔詭的監控體系，極為先進也極為盲目。
新疆，高科技實驗室
當代的流放地具備「高科技」特質，意謂其中的拘禁營與工廠系統在某些層面上做到自動化；同時也意謂設計與實施此一系統的非穆斯林人士，其觀點成為無可質疑的真理。如果他們認定一個穆斯林上清真寺超過兩百次或研讀《古蘭經》，就代表此人可能是恐怖分子、從事極端主義行為， 維護系統的技術人員以及執行系統判斷指令的警察與審判者，就會齊心合力將這種認定當成事實。整個系統非常拙劣，由一套複雜演算法構成的機械化「腦袋」主導，一板一眼執行相關指令，判定哪些人不值得或值得信賴。
儘管演算法的本意是要預測犯罪的可能性，然而我為本書進行的訪談與研究顯示，當局藉由掃描穆斯林手機做出的預測，十之八九會被當成既定事實。偵訊期間暴力刑求導致的強迫自白，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謬誤。換句話說，中國政府官員與移居者對穆斯林做「有罪推定」，相關科技則被用來坐實這種推定。其結果就是數十萬的無辜者變成「恐怖分子」，一切都發生在他們手機接受掃描的片刻之間。
新疆的穆斯林長期困陷在低強度的數位封鎖之中。無論他們到什麼地方、做什麼事，他們在網路上與真實世界中的行為，都會不斷受到自動化執行的檢查。他們保持自主性存在、演繹自身生命故事的能力，雖然還沒有完全遭到剝奪，但是已經被這個監控系統嚴重束縛。新疆的穆斯林彼此孤立隔離，遠離摯愛的親友與家鄉，深恐自己說任何話、做任何事都會被告密者與攝影機記錄下來、仔細檢查。
我也在本書指出，新疆的情況意謂海康威視（Hikvision）、大華科技（Dahua）這類科技公司成為最大受益者，拿到金額高昂的政府合約與無限存取的公眾資料。這些型態的資本累積讓中國的人工智慧業者能夠擴大研發工作，在人臉識別、資料分析等應用領域開疆闢土。許多案例顯示，中國業者在技術與能力上已超越為其訓練頂尖工程師的美國大學與企業。新疆監控系統也受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監控啟發，在範圍與規模上可堪比擬。
新疆，中國的未來
我描述中國政府在新疆如何以科技來控制社會生活，這種控制並未止步於無限期箝制穆斯林的人身自由。二○二○年，中國各地政府使用類似新疆當局的工具，實施全面、嚴峻、網格狀的執法與社區監控，試圖追蹤與遏阻新冠肺炎疫情。民眾想要離家外出就必須使用的「健康碼」APP，很快就被當作封鎖整個社區與城市的根據，不論遭封鎖地區的民眾到底有無感染病毒。監控科技與執法的目的不再是追蹤與遏阻病毒感染，而是作為政治控制的工具。
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施行的「清零」政策比其他地區時間更長、手段更重，意謂在極端嚴酷的社會控制之上，再加上一道公衛控制。還有一點相當重要，這意謂有史以來頭一回，過去協助以控制系統對付穆斯林鄰居的新疆漢族，如今也必須在政府構築的數位圍場（digital enclosure）中接受控制。
也許因為這些漢族移居者以政府代理人自居，所以他們敢於在二○二二年十一月發起抗議政府防疫管制的行動，並且蔓延到全國。儘管抗議的導火線是烏魯木齊一幢遭封鎖公寓發生大火、造成多位維吾爾人罹難，但是最受這場大火衝擊的人們並沒有因此走上街頭。新疆和西藏的情況同樣令人訝異，針對「清零」政策的抗議來自單一族群。這是因為早在當局祭出防疫措施之前，維吾爾族與藏族已被監控與拘禁系統緊緊箝制，無法像漢族移居者那樣伸張抗議權。
今日香港，明日臺灣
香港的警察也努力向新疆取經。多名新疆公安與武警的重要主管被派往香港，協助執行他們在新疆慣用的反叛亂和預防性執法。香港在二○二○年施行《國家安全法》之前，中國官方媒體已經將香港民主抗議運動者貼上「恐怖分子」的煽動性標籤。
李靜君等學者指出，過去二十年來，香港已經淪為當代中國的內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y）。香港的治理結構與重要社會體制（例如學校、法院）已經被中國政府的代理人收編，導致香港民眾再也無法享有追求自主未來的民主自由。在此同時，香港之所以能夠讓中國內地的投資者大發利市，原因在於它與全球經濟的緊密連結。這意謂香港的金融科技、數位通訊等關鍵基礎設施，仍然可以避免中國政府的全面控制。因此儘管《國安法》幾乎完全扼殺檯面上的抗議行動，但特區政府還無法像新疆當局那樣，檢查並控制一般民眾的移動與行為。未來情況可能改變，但目前香港人與維吾爾族的命運之間，仍有一道薄弱的屏障。
這道屏障對臺灣而言更加重要，主權法治與國際支持讓臺灣得以防範中國政府代理人奪取社會的基礎體制。在供應鏈與半導體等關鍵科技領域，臺灣夾處於中國與美國之間，因此維持區域和平具有戰略重要性。在此同時，臺灣與中國之間有許多企業與貿易利益，導致中國藉由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進行滲透的風險。這類關係也有可能加重雙方在基礎設施領域的複雜糾葛，以及中國藉由宣揚錯假訊息造成的論述影響力。 因此，雖然臺灣政府試圖管制來自中國公安當局承包商的科技︱包括從新疆拘禁營體系受益最多的廠商，還是有一些中國業者的監控工具已經入侵臺灣。與此類似的狀況是，臺灣一部分的新聞閱聽人，正受到中國官方發動的錯假訊息認知戰影響。「昨日疆藏， 今日香港， 明日臺灣」這個口號提及的三個地方顯然都面臨重大威脅，然而臺灣可能蒙受的損失最為巨大，也擁有最強大的力量來阻止威脅成為現實。
我希望本書的臺灣版能夠警惕讀者，關注臺灣與新疆共同又各有差異的危險。我期盼讀者能夠對維吾爾人感同身受，他們眼睜睜看著自己被一個數位圍場系統壓制，被當成有待訓練的牲畜。同時我也期盼讀者考量一個事實：許多新疆漢族加害者的父母親都出身國民黨，因為命運與社會權力的緣故，才落腳新疆而非臺灣。對於本書部分的臺灣讀者，如果當年的歷史情境稍作轉折，就有可能發現自己成為新疆拘禁營的員工。 另一方面，像華為這類積極參與新疆監控系統的公司，至今仍與臺灣有諸多關聯，就像它們與美國的關聯。
儘管我希望臺灣與其他海外華人社群讀者覺察自身潛在的共謀性，但我也同樣希望他們體認自身相對於維吾爾人的有利地位，並且因此產生一份責任感：與維吾爾人站在一起。支持維吾爾人並不意謂忽視目前在美國、歐洲等地高漲的反華、恐中種族主義；並不意謂附和所謂的新冷戰（New Cold War）論述，認定中國與美國勢不兩立。我希望支持維吾爾人意謂反對殖民主義與壓迫的結構，這些結構至今仍存在於中國、美國與臺灣。要邁出反對這些結構的第一步，可以推行跨國的去殖民化與廢除奴隸運動，也就是臺灣學者史書美所說的「弱裔政治」（minor politics）。推行這類運動並不需要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准許；環顧當前世局，新疆維吾爾族的處境非常可怕，運動正是要為這樣的人們提供社群與支持。
作者為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國際研究助理教授，是目前國際上頂尖研究的維吾爾族社會與中國監控體系專家。拜勒定期為SupChina網站撰稿，作品也散見於《衛報》（The Guardian）、《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所意雜誌》（Noema Magazine）、《前景雜誌》（Prospect Magazine）、《格爾尼卡》（Guernica）、《中參館》（ChinaFile），以及多本學術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