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令范 转载自：中国文革浩劫遇难者纪念园
林昭和我是嫡亲姐妹。她原名彭令昭，父亲给她取名令昭是要她效学班昭。她起先用林昭为笔名，后来才正式改名为林昭。母亲为此感到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姐姐与家庭疏远的一种表现。
姐姐是长女，有一段时间家中只有她一个孩子，即使父亲喜欢男孩，姐姐还是得到许多优惠和专利。加之她天资聪慧，对文学有特殊的颖悟力，很小就投稿，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曾有类似“神童”的称号。另外她身体娇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母亲曾告诉我，姐姐和小舅舅吵架，能使小舅舅气得只会哭。反正她是家中一个“宠坏”的孩子。我和姐姐都喜爱文学，但有不同的偏爱，她喜欢鲁迅，我喜欢巴金；她喜欢马雅可夫斯基，我喜欢莱蒙托夫；她喜欢狄更斯的《双城记》，我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她喜欢华彦均的《二泉印月》，我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她喜欢杜甫，而我则喜欢李白。她喜欢哭，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我极少哭，特别是经历过种种尘世磨难后，我既没有眼泪，也体验不出哭的感情。我认为哭只能表达原始的悲哀，我的泪，流向心灵的深处。
姐姐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性强，有炽热的爱，也有或许是过分的恨。这大概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性格。
1949年，姐姐在苏州景海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她17岁。父母亲理所当然地要她进大学，她却暗自去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后姐姐坚持要去，母亲则大怒而不允。那天深夜，姐姐起来整理了一个小包裹。我当时和她同住一个房间，就问她，你做什么？她说，不许响﹗然后她从窗格栅栏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逃了出去，从前门出去到我们住的房间中间还有一条夹弄，要走一段路，而且大门晚上闩上门闩，不熟悉的话很难离开。等她正在夹弄里摸索的时候，我溜到外房叫醒了睡在那里的老保姆王妈。我说快去告诉母亲，否则明天她会非常生气的。王妈立即去了，母亲马上赶了出来，此时姐姐还未打开大门。于是母亲把她“捉”了回来，对她说，明天早上再谈。姐姐回到房里大发脾气，把我和王妈骂得狗血喷头。
事情并未了结，第二天姐姐仍执意要走，母亲坚决不许，于是形成僵局。最后母亲伤感地说，苹男（姐姐的小名），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以后你就不要再回来了。姐姐毫不犹豫地答道，好，我就不回来好了。这一下母亲生气了，说你口说无凭，立下契约，今后一去，恩断义绝，以后“活不来往，死不吊孝”。姐姐说，好，我就写。姐姐随即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她到底写的什么，我没有看到。接着她拿起包裹，扬长而去。母亲呆呆地好几天没有讲几句话。姐姐去后，大概有两三年与家里不通音讯，似乎真的断绝了关系。到后来，苏南新专的教务长罗列曾到我家和我母亲谈了不少时候。事后母亲很生气，因为姐姐再填表时，在家庭成分这一栏里填了“反动官僚”。
以后，姐姐又考进了北京大学新闻系。
姐姐进入北大后一度很受人注目。她当了《红楼》编委，又是游国恩教授的得意门生。游老先生希望她能转到中文系，因为她的文学底子好。她在那段日子里似乎自己也很得意，那年她暑假回来，给我留下较好的回忆。有一天，她给我看一首名为《无题》的诗，我看后说，有感而发，你似乎爱上了什么人。她笑着说，小鬼丫头，你怎么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讲来听听。她说，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由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打招呼。我对姐姐说，要是我，就不回头，看他怎样？她说，反正我想他是有意的。后来在《红楼》编委会上发现他也是编委之一，另一编委是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红楼》编委张元勋等贴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张元勋因涉及“七人集团”欲往英国代办处政治避难而以参加反革命集团被捕。到“文革”时期，姐姐在上海因事被捕，张元勋曾以姐姐男朋友身份来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后来姐姐被“镇压”后，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说他是逃犯。我认为张对姐姐一往情深，而姐姐可能不大欣赏他的风度。
姐姐成为“右派”的详情，我不十分了解。她主要是支持张元勋他们的那张大字报。另一罪名是在北大“自由论坛”上宣扬“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当然还有不少理论观点。据说她并未划为“极右分子”。北大新闻系后来并到人民大学。合并前姐姐在北大苗圃劳动，一度与谭天荣在一起，他们感情不错，姐姐称谭为小弟。后来谭天荣也被逮捕了。平反后谭在兰州大学任教，他有一本著作署了林昭的名字。姐姐到人民大学后在资料室劳动，与王前同在一室。后来在学校遇到另一“右派”甘粹，甘17岁参加部队，在四川参加过土改，随后南下，在军队中成长，以后保送到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在特定的环境下他和姐姐相处得非常投机，组织上警告他们不要来往，他们非但不听，反而计划要结婚。组织上就把甘粹分配到新疆劳改农场，他以后历尽艰难从新疆回到北京，那时姐姐早已被“镇压”了。一直到“四人帮”倒台，姐姐平反后，在北京开了一次追悼会，甘粹在会上唱了一曲林昭谱写的歌曲《你在哪里》，粗犷的歌声倾诉了他所有的感情。张元勋会后对我说，林昭这首歌是写给谭天荣的。
姐姐在北京劳教了两年多，因支气管扩张，经常咯血，母亲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养病。母亲常为此后悔，说如果让姐姐留在北京或者不会出事，我却认为像姐姐的个性，任何地方都一样，她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姐姐不论在划了“右派”之前还是之后，她的思想是不变的。她是一个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不自由，毋宁死”。她的志向是要改变社会，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即使她的思维逻辑并不完全合理，但她认为合理的制度也尚有争议之处，她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姐姐回上海不久，她在复兴公园遇到兰州大学的“右派”和另一北大“右派”，因为观点相似，往来频繁，以致后来被称之为是个“集团”。他们认为对彭德怀的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因未被公允处理而强烈不平。对南斯拉夫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观点，他们写成信件寄去北京有关方面。他们似乎并未考虑到事情有复杂性，只以为陈述自己的意见是正常的行为。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派人去苏州将姐姐逮捕。
那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居，父亲住在苏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亲家里。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亲的房内。公安人员进来进行了搜查，把罐头都打开来看，姐姐讥讽道：如果我有能耐将情报藏在罐头里，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恰好这时父亲闯了进来，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说着踉跄离去。不到一个月，我父亲自杀身亡。
姐姐逮捕后认罪态度恶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二人则各为7年和13年。事实上她根本不是主犯，只是参与者，只因为她的态度是抗拒的。
1962年，姐姐因病保外就医，我和母亲去静安分局接她。她带了一只小包裹出来，一见我们立即往回走，并说我不回去。当时分局的人都很惊讶，大概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不愿回家的。在分局的门房内折腾了半天，姐姐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放我出去仍要抓我进来的，何必多此一举。后来公安人员说，你们想法把她带走就是了。但姐姐拖住了桌子腿执意不走，我和母亲根本拉她不动。最后由母亲请一位朋友家里的花匠来，硬把她按上三轮车载回家里。
姐姐保外后，情绪渐见好转，很喜欢讲话。总是要告诉我们狱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故事。我们都不想听，以免增加痛苦。但是姐姐偏要说，她说，哎，你们要不要看“杂技表演”？我在看守所反铐了一百八十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反铐了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和大小便。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二十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她说着，空气似乎凝结了，我们都无言。
这时候，姐姐和母亲常常发生龃龉，有时为了生活细节，有时也为了经济和前途。有一天深夜，母亲数落了姐姐几句，姐姐说，你要我走，我就走好了。说完就往外跑。母亲马上对我说，快跟着她﹗于是我立即追着她下楼，追上了她，说什么她也不肯回来。我最后只能说，姐姐回去吧，夜深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又等了一些时候，她才慢慢地走回来。
母亲很自信，总认为姐姐在她身边不会出事，于是把姐姐带回了苏州。在苏州她遇到了另外两位“右派”，由于姐姐对“右派”有深切感情，她与他们立即引为知音，演出了一场什么戏剧我并不清楚，1962年年底姐姐再度入狱。以后，姐姐被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去探监。有一次一位与姐姐同禁于一囚室的人释放出来，找到我们说了些姐姐的情况，说她身体虚弱，经常咯血，但还绝食抗议，割破血管或用针刺出血写血书，她处处与监狱管理人对立，态度强硬，看样子凶多吉少。
我最后见到姐姐是在1966年年底，那时“文革”已开始，母亲已被批判，编入“学习班”。我接到监狱接见通知后，因没有钱，不能买姐姐要的全部东西。去见的日子正逢全市大游行，全市公共车辆停驶，我从早晨8时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才看到提篮桥监狱灰色的墙。
我递上了接见通知，那门房警卫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让我进去排队。那铁丝网分隔着家属和犯人，看守检查着送去的东西，我站在那里茫茫地等待。许多比我晚来的家属都已走了，只有一条长凳上坐着我一个在那里，我实在太累了，我似乎忘记了我还没吃中饭。到夕阳的最后一道余晖闪耀的时候，一个监狱人员走过，我就问道，还要等很多时候吗？他没有正视我，但很快地回答我，你还得等﹗难道等待就是我生活的主题吗？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基督山恩仇记》，我特别欣赏它的结束语：“在上帝揭露人类的未来以前，人的一切智慧时包含在两个词里边：‘等待’和‘希望’。”然而无穷无尽的等待是难以忍受的。
最后，当所有的家属都已走光，犯人们也都回到监狱，姐姐出来了。她浑身缟素，上穿白衬衣，下穿用白被单做成的白长裙，她的长发从头顶部扎起一把拖在一边，就像京戏中旦角受刑时的打扮；另外，在她的额头用一块白布条围住，上用血写了一个“冤”字。她慢慢地走了出来。我懂得了为什么我得等到最后一个接见。隔着铁丝网，我轻声叫了一声姐姐。她说，怎么妈妈没有来？
她已经开始不高兴了。我说她在苏州不能来。她说你带来些什么东西，我要的席呢？我说我没有钱买。她说，哼，母亲不在，你就用不着来看我。说完转身就往回跑，甚至看也没看我一眼。我把旅行袋交给了看守，仍呆呆地坐在那里。我不知道后来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我没想到这是我们姐妹一场最后一次的见面，而且她还生我的气，她还不知外面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展开。
1968年5月1日，我从乡下回沪休假。下午二时左右，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叫母亲的名字，我就开门出去，上来一位公安人员，他问是林昭家属吗？收五分钱子弹费。母亲问什么？我非常冷静地从抽屉里拿出五分钱给他。当母亲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立即晕厥过去。
姐姐罹难后，我们没有见过判决书，也未看到任何公开审判告示贴出，像当时一般判死刑犯人一样。大概半个月后，母亲的一个学生黄雪文，要我有空去他家一次，他住在虹口区离提篮桥不远。我去后，他告诉我在他家附近一条街道的电线木杆上贴著有关林昭的判决。他说，你如果要去看的话，到天黑了带一只电筒去，不过得小心。我又紧张又焦虑地找了许多时候，终于在那不受人注意的电线木杆上找到了那“非正式”的宣判，那种打印不清的字，文理欠通的语句，读来很吃力。在幽暗的电筒光下，我背下了判决书。我的心沉沉的，正如死一般寂静的夜晚。
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历史的审判》，其中有一段关于林昭的记载，成为林昭平反的序曲，应该感谢陆拂为先生给穆青先生提供了材料。此后陈伟斯先生在上海《民主与法制》上写了一篇《林昭之死》的文章。不久后上海静安区法院开始对林昭案件清查。其间我曾去提篮桥监狱访问过监狱医生，他曾一度为林昭而受过处分。我向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均属第一手材料，包括姐姐在世的最后几天，以及从病床到刑场，还有姐姐在临刑前监狱内开的审判会的情景和龙华执行时见证人所说的，这一些我都不想说也不忍说了。
姐姐已去世30年了。我经常在梦中见到她，见到她不高兴的样子，醒来总觉得无限的伤痛。我既不能捍卫她的信仰，籍承她的写作能力，即令写一篇有关她的文章大概也不会使她满意。她的淳正朴实对真理的追求，她的真挚炽热的爱和恨，她的不屈不挠执着的信念，还有她毫不妥协的牺牲精神，或许正是这伟大而可悲的时代所缺少的应有的品格罢。林昭的道路也许将湮没于下一世纪的曙光中，我希望年轻的一代不再承受林昭的种种痛苦与磨难。新世纪的宠儿们，当你们沐浴于阳光灿烂、欢乐充盈的新时代，是否会留下神圣的一角来悼念林昭“未完成”的杰作呢？
我如今在异国求生存，中年从零开始另一种生活和职业是很艰苦的。我仍有我难言的痛苦，没有归属的空虚，但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平庸之辈和失败者，甚至还不甘心像茨威格那样留下“遗书”，我的最终一切有赖超自然的控制。相见则是缘，能成为亲姐妹当然更是缘分。不过我不相信来世，就像歌德说过的，如果是幸福、快乐的一生，此生已足；要是痛苦、坎坷的一生，又何必再来？幽冥异路，我和林昭姐妹一场也就从此终止了。深深的遗憾也难以弥补，淡淡的欢乐已不再复现。
一切认识林昭的人，请在你们繁忙的生活中留下几分钟来悼念她吧，她是爱你们的，这种爱，甚至远远超过我们姐妹之情。在我失去姐姐后，感谢你们把我当作你们自己的妹妹一样。当我第一次听到姐姐的新专同学陈祥荪对我说，令范，林昭已不在，而你是我们大家的妹妹。我听了是很感动的。
无论生活多么不公正，无论人性多么险恶，那一道人性至善，充满希望的圣光永远存在。
姐姐，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