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瑜 转载自：网络
最近我在读曼德拉的传记，这本700多页的曼德拉自传读下来，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长期倡导武装斗争的“乱匪”，落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竟从没挨过打。
有一次几乎被打了。那是1963年5月，曼德拉刚进卢本岛监狱时。狱警要求这些新来的犯人跑步前进，曼德拉对一个狱友说：“这可不行，一旦开了这个言听计从的先例，以后就任人宰割了。”于是他和这个狱友走到队伍的前面，不但没有开始跑步，反而放慢了脚步。
狱警勃然大怒：“听着，我们可以杀了你，你的家人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些什么！”曼德拉答道：“你们有你们的职责，我们也有我们的。”边说边慢悠悠地走到了牢房里。狱警只好灰溜溜地跟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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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情况更奇特。那是1975年，曼德拉关押在卢本岛的第12年。那天他因妻子温妮来访的事和监狱长普林斯发生了争执，争执中，普林斯对温妮出言不逊，把曼德拉给惹火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向他走去。普林斯向后退去，但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没有用拳头，而只用言词教训了他。我是个反感说脏话的人，但是那天我违背了自己的准则。”注意，在这段描述中，曼德拉是那个几乎动手打人的人，而监狱长则在惊恐中“向后退去”。
这些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第一，南非那些种族主义者是坏人，因为他们把一个反种族隔离的斗士给关进了监狱；第二，他们又坏得不成气候，因为他们还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随便打人。
当坏人在使坏但又坏得不成气候时，好人就有了机会。曼德拉就是在种族主义者的道德之下、底线之上的这块空地上施展身手，领导南非人民“站起来了”。
我为什么会对曼德拉有没有被打这个细节特别留心呢?这是因为“打人”是近来一些热点事件的关键词。比如有个叫倪玉兰的律师因为拍摄强迁现场被打成终身残疾，还有湖北穿着法袍上访的冯缤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再联想到几年前魏文华因摄像野蛮城管被当场打死，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打死，以及离奇的“看守所死亡”事件……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有些人是没有底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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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人要有底线。底线对不同的人来说，高低当然不同。比如拿吃东西这事来说，纯素食主义者出于动物保护理念，不但不吃肉，连鸡蛋和牛奶都不吃；素食主义者次之，底线是不吃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肉还是要吃的，但是如果该肉来自于可爱的小猫小狗时，就会忍不住皱起眉头；对于很多人来说，吃点狗肉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有人敲开活猴子的脑袋吸脑髓多半也会感慨两句“没人性”……令人困惑的是，那些对敲开活猴子的脑袋无动于衷的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同样，政治操守的底线对于不同的人高低也不同。比如，有的人底线比较高，可以为他人的痛苦——比如走失的黑窑民工或无处伸冤的访民——奔走呐喊，可谓“主动行善”；有些虽无心做个维权活动家，但至少洁身自爱、独善其身，可以说“不行善亦不作恶”；有些人则属于“被动作恶”，随波逐流，能升官升官，能发财发财，能混注水文凭混注水文凭……但即使是这种人，要让他去打残一位女士或打死一个路人，多半也会摇头……那么，那些把倪玉兰、孙志刚、魏文华打残打死的人，那些“主动作恶”的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我对那些没有底线的人很好奇。对于这些人，我的好奇甚至多于愤怒。比如，那些打残倪玉兰还不允许她使用拐杖的人，看着她每天在地上爬行时，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每次我试图想象这些人的心理活动时，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些人小时候也爱吃冰淇淋吗?他们每只脚的脚趾也会是5个吗？以及，他们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从脑袋里掏出一个插头来充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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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曼德拉要幸运多了。不但狱警不敢动他，很多“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简直是他的卧底。1956年，政府以叛国罪起诉他时，审了4年，最后法官竟本着司法独立的原则宣布他无罪。
1964年，政府再以煽动暴力罪起诉他时，这次因为他组织武装斗争证据确凿，法官宣布其有罪，但也顶住压力未判其死刑，从而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有一次庭审之前，公诉人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显然，这些人在制度中随波逐流时，漂着漂着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做“底线”的东西。他们低头一瞧，这是哪儿呀？于是他们想，老子不干了。这种“老子不干了”的底线时分，很多人都遭遇过。
电影《他人的生活》里，韦斯勒当了20多年特务，在被其窃听对象真挚的爱情打动之后，遭遇了这个时刻；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当托马斯被当局要求自我批判时，也遭遇了这个时刻。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遭遇这个时刻，他们在作恶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春风得意马蹄疾。
有位小说写手曾悲悯地写道，“这个世界上并无一人值得鄙夷。”不那么悲悯的我却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人令人鄙夷。对这些人，这些穷尽其灵魂也听不到“咯噔”一声的人，我又好奇又鄙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