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讴 转载自：议报
题图：BBC大楼前的奥威尔全身立像
我于1988年留学英国。当时，《1984》的热度仍未减弱。我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本。这是我首次接触奥威尔的作品。书中细节残忍惊悚，又如此熟悉。
在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里，老大哥靠着两手来维持统治：一是制造对外仇恨，自己遇到困难时，就声称敌人在背后捣乱，让民众生活在这种仇恨之中。这样才能保住统治者的地位。另一手就是销毁真实的历史记录，以此来证明自己永远正确。遇到质疑者，就用恐吓来进行“思想教育”。
大洋国倡导“新话”，通过减少词汇和含义，进而简化国民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社会演变中，语言一直是思想的载体，是含有胚芽的种子。一旦政治高温烫死胚芽后，种子便成了僵尸。独裁国家的生存法则是：形式即内容，服从即热爱，权力即秩序。
一、 伦敦拥有最多的奥威尔纪念标志
奥威尔去世前，其作品已经广受好评。由于他的政治预言尚未被证实，其影响力尚未被广泛认知。
奥威尔于1950年1月21日去世。根据其遗言，奥威尔希望按照圣公会的告别仪式举行葬礼，然后埋葬在教会公墓里。虽说他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圣约翰教堂接受了洗礼，其祖父曾是牧师，但是奥威尔长大成人后，几乎没有参加过教会活动，因而没有教区牧师肯接纳他。
奥威尔有一位好友叫戴维·阿斯特。他原打算把奥威尔安葬在克莱夫登。那里有阿斯特的家族庄园，阿斯特的母亲还是英国首位女议员。当地的教堂牧师拒绝了他的请求，认为奥威尔不是虔诚的基督徒。
阿斯特又来到牛津郡的萨顿考特尼村。他家在那里也有房产，自己也经常参加教堂活动。他找到了戈登·邓斯坦牧师。牧师表示同意，又说，还需要征求公墓管理员的意见。一位管理员表示反对。邓斯坦牧师从兜里掏出《动物农场》，说要安葬的是此书作者。那位管理员点头同意。
奥威尔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月26日举行，地点是伦敦阿尔巴尼街的基督堂。只有奥威尔的亲友和出版商到场。告别仪式结束后，殡仪人员把奥威尔的加长棺材运了过来。现场只有戴维·阿斯特、奥威尔的遗孀和律师，场面冷清。他们看着奥威尔的棺材缓缓放入墓穴中。
本文作者在乔治·奥威尔墓地
奥威尔的墓碑平实朴素。或许是泥土塌陷的缘故，石碑有些倾斜，上面刻着奥威尔的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安葬于此，生于1903年6月25日，卒于1950年1月21日。”
20世纪末，奥威尔的政治预言得到了验证。这不仅确立了奥威尔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中的独特地位，也受到了民众的拥戴。他生活过的地方，从印度比哈尔邦到缅甸，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到英国各地，都有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标志。
1980年，由“大伦敦议会”批准的官方蓝色牌，钉在了奥威尔曾经居住的伦敦劳福德路的灰砖墙上。从1935年8月至1936年1月，奥威尔与两位文学青年在这里合租了一层公寓。奥威尔在此完成了《让叶兰摇曳不停》一书。叶兰是伦敦室内最常见的绿植，生命力顽强。他于1936年初离开此地，前往北方调查产业工人的生存状况，后来完成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这种带有“大伦敦议会”字眼的蓝牌，是伦敦最高规格的纪念牌，用以纪念那些曾经居住在伦敦、为英国和人类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名人。此活动始于1866年，有严格的审核程序。凡是被挂上蓝牌的建筑，均被列入受保护的“英国遗产”。居住者不得随意装修或改变外形。
奥威尔租住在伦敦波特贝罗路的联排公寓
奥威尔最先租住在波特贝罗路的一栋联排公寓，当地社区也制作了一块蓝牌，钉在外墙上。奥威尔于1934年至1935年初曾在汉普斯泰德的爱书角书店工作，那栋建筑现在是盖尔烘焙店，店主在外墙上镶嵌上了奥威尔塑像。奥威尔夫妇于1944年居住在卡农伯雷广场27号B室，他在那里完成了《动物农场》。卡农伯雷社区也镶嵌了一块绿色纪念牌。
奥威尔在伦敦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
奥威尔爱去伦敦酒吧，还在1946年写了《水中月》一文，发表在2月9日的《旗帜晚报》上。他虚构了一个“水中月”酒吧，描绘了英国酒吧的美好。康普顿酒吧（Compton Arms）、菲茨罗伊酒馆（Fitzroy Tavern）都宣称，奥威尔是他们酒吧的常客。附近的麦束酒吧（Wheatsheaf）在外墙上钉上一块奥威尔纪念牌。纽曼酒吧（Newman Arms）声称，奥威尔不仅来这里喝酒，还经常与文学编辑在酒吧里讨论稿件。
二 、从印度到缅甸
1903年6月25日，奥威尔出生在印度比哈尔邦的莫蒂哈里（Motihari），本名是埃里克·亚瑟·布莱尔。他父亲理查德·布莱尔在英印政府的鸦片部任职。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中，英属印度汇集了最多的英国专业人才。很多英国名人的前辈都曾在印度工作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出生在孟买。计算机之父图灵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英属印度官员。
我在印度工作期间，曾探访了埃里克的出生地。那里只剩下了破败的红砖平房，墙体上有几个大窟窿，几只羊在院子里吃草。这种平房称为bungalow，即孟加拉风格的平房。这种带有倾斜屋顶的单层建筑，具有通风透气的特点。
在印度文学界的呼吁下，布莱尔家的房屋依据《文物法》被保护了起来，却迟迟未能修缮，房屋几近坍塌。直到2014年，比哈尔邦的东查帕兰行政区才进行了修复。其故居现在已经对外开放。埃里克最早的照片就拍摄于此。印度奶妈抱着埃里克，埃里克向后仰头，用手抓着奶妈的纱丽。
埃里克1岁时，母亲把他带回英格兰。母亲是英法混血儿，祖辈在缅甸经营木材生意。她从缅甸去印度谋生后，与布莱尔结为伉俪。埃里克的父亲在55岁时退休，回到了英格兰。父母时常聊起印度。这种怀旧式交流，逐渐让埃里克与印度有了情感链接。
奥威尔在印度的出生地
这种情感链接让埃里克一直关注着印度局势。当广播和报纸中出现“印度”字眼时，他都会格外留心。1947年8月15日，圣雄甘地倡导的“不合作运动”，让印度赢得了独立。奥威尔一直在思考，假如英国殖民者采用斯大林的统治模式，结局会是怎样？
他在《甘地沉思录》（1949年1月）中写道：“甘地毕竟生于1869年，他不懂得极权主义的性质，他在用与英国政府的斗争经验来看待一切事物……在一个反对现政权的人在午夜说消失就消失、从此销声匿迹的国家里，采用甘地的抗争方式难以想象。没有新闻自由和集会权利，仅仅呼吁外国舆论的关注，甘地的方式行不通，更遑论组织群众运动，乃至让当权者理解你的意图了。现在，俄罗斯有甘地式的人物吗？如果有的话，他干了些啥呢？”
作者有如此深邃犀利的观点，是他从自己的经历与政治观察中得来的。
到了入学年龄，母亲把埃里克送到了萨塞克斯郡的圣塞普里安学校。这是一所寄宿学校。学生主要来自中产以上家庭。埃里克一直是优等生。他由此荣获了伊顿公学的国王奖学金，由此进入了伊顿公学。伊顿公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通过各类体育竞赛，强化了伊顿学生们的独特气质。
埃里克从伊顿公学毕业后，未升入大学。布莱尔夫妇在遗憾之余，又希望儿子效力于英属印度。埃里克在1922年6月通过了考试，四个月后就乘船前往缅甸，成了一名缅甸警察。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前往东方淘金。获取财富的手段就是通商。如果拒绝通商，那就用枪炮打开对方的国门。英国东印度公司后来居上，通过武力征服和签署契约，逐渐获得了印度的控制权。英印军队与缅甸进行了三次战争，缅甸逐渐沦为了英国殖民地。缅甸于1948年1月4日宣布独立。自己当家作主了，缅甸经济却从亚洲富豪榜上，一路走低，沦为最不发达国家。
20年前，我持中国护照，从印度进入缅甸仰光。过关时，海关人员得知我的记者身份后，立刻变得警惕起来，反复问我来缅甸干什么，是否得到了缅甸新闻部门的批准。我说自己只是来旅游的。与我同行的印度记者，则没有那么麻烦，海关人员麻溜地盖章放行。同为缅甸的邻国，缅甸人实际上是区别对待的。这种区别对待，只能在比较中才能体会到。
外国游客到了缅甸后，要详细填写自己的信息。客栈老板说，这些信息都要向当地警察局报备。我的第一站是仰光，那里拥有东南亚最大规模的英式建筑。当我对着政府大楼拍照时，警察用英语大喊：“No Photo！”我也大声喊：“No Photo，Please”。这反倒把警察搞懵了。我在印度工作多年，自有一套对付警察的方法。
我读过英国人写的缅甸游记。当我来到缅甸后，却发现很多地名都变了。同印度的情况一样，本国政治家都认为，更换殖民地时期的地名，就是在洗刷一段耻辱历史。名字本身所包含的一段历史信息，也被一同抹掉了。缅甸的英语名字从Burma改为Myanmar。全世界的地图也必须跟着更改。
我从仰光乘坐公交车抵达曼德勒，游览了一天，又乘火车抵达纳巴（Naba）。这条铁路线是英国人在1910年铺设的。从纳巴到奥威尔曾经工作的卡沙（Katha），还需要乘坐出租车。卡沙是地区行政总部所在地。英国人当年建造的医院、学校仍在使用，仍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
埃里克来到缅甸后，先在曼德勒警察学校接受培训，还学习了缅甸语和印地语，毕业后被分派到了最艰苦地区。这是英国警察培育后备力量的传统方式。埃里克最后来到了卡沙。
《缅甸岁月》就是以卡沙为背景完成的。从卡沙旅游地图上，很容易就能找到英国人留下的建筑，如俱乐部、网球场，医院和警察局等。它们都是种族身份的象征。奥威尔曾经住过的老房子，是一栋红砖房、铁皮屋顶，还有柚木窗户。小说中的欧洲人俱乐部，是一座英国与缅甸建筑的混合体。一楼是水泥浇筑，二层是柚木墙体。两层建筑都有夸张的屋檐，用来遮挡炽热的阳光和暴雨。
缅甸卡沙的英国人俱乐部
《缅甸岁月》比《巴黎伦敦落魄记》晚一年出版。从《巴黎伦敦落魄记》开始，埃里克使用了笔名乔治·奥威尔。当时的英国国王是乔治五世。作者取此名字，或许是想表明自己生活在乔治时代。奥威尔则是家乡河流的名字。奥威尔的早期作品带有浓厚的自传风格。这避免了有人在作品中对号入座，也可以屏蔽掉自己家族的殖民地背景。
我曾与一位缅甸记者讨论过《缅甸岁月》。他说，“奥威尔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缅甸，把缅甸人描写成喜欢投机钻营的贪婪者。这是不能接受的。”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奥威尔实际上谴责的是社会体制，而非缅甸人。好体制可以让鬼变成人，坏体制则让人变成鬼，强化了人性中的丑恶。
奥威尔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观念：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是正当的。奥威尔自己也承认，英国人在管理方面比缅甸人更出色，但是种族歧视无处不在，而且殖民者滥施刑罚。奥威尔对自己参与其中深感自责。当他患上了登革热后，便申请回国休假。警察总局批准了半年休假期。他在休假期满前递交了辞职信。这让他失去了带薪休假的资格。
奥威尔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流浪人生。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围着一条围巾。无论天气多么寒冷，他从不穿大衣。他主动沉入社会底层，记录自己与各类人的交往。他在巴黎餐馆洗盘子，打零工，在伦敦的莱姆豪斯与流浪汉混在一起。生活越困顿，他的思维越灵敏。其记忆犹如磁铁，连生活中的琐碎细屑都能吸附上来。这成就了奥威尔早期作品的“纪实风格”。
奥威尔是苏格兰人后裔，却自幼生活在英格兰。他身上既有苏格兰人的性格特点：执拗、严厉、崇尚强悍和精神苦行，也有英格兰人的特征，如坚持自由和契约理念；注重个人尊严，又喜欢自嘲。当时伦敦是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这让伦敦人“自负又傲慢”。奥威尔看不惯这种风气。他在文章中讽刺道：伦敦人总认为伦敦是地球的中心，所谓中心，大概就像“肚皮是人体的中心一样。”奥威尔的讽刺颇有特色，既能刺痛对方，还能让对方捂着嘴乐。
无论如何挖苦和讽刺英国，奥威尔仍认为自己是英国的一员，十分在乎自己的国家文化。奥威尔写道:“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你的文化，它是你，不管你何等地憎恶或是嘲笑它，一旦离开它哪怕片刻，你都不会感到快乐。”
二、 西班牙内战让他认清了极权本质
真正让奥威尔发生思想巨变的，是西班牙左翼组织的派系斗争和斯大林式的政治清洗。西班牙内战于1936年7月18日爆发，奥威尔一直关注着西班牙的局势。当年12月初，奥威尔把《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书稿寄给了格兰茨出版公司，拿到了100英镑的出版预付款，自己还筹措资金，准备参加反佛朗哥的左翼阵营中。
在伦敦的国王大道，奥威尔见到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里特，却没有拿到介绍信。他只得求助于独立工党。独立工党把奥威尔介绍给了巴塞罗那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POUM）。这是一个“奉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先锋党。
奥威尔没有来得及过圣诞节，就转道巴黎来到了巴塞罗那。一位加泰罗尼亚记者陪同奥威尔，视察了6个月前发生暴乱的街道。楼顶上飘扬着代表不同党派的彩旗。“几乎每一所教堂都遭到洗劫，圣像被焚烧，各处的教会建筑统统被拆毁；每一间店铺和咖啡馆都挂出了告示，声明已归集体所有；甚至连擦鞋匠们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被涂成了红黑两色。”
奥威尔参加了该党的民兵组织。他们的武器是1896年德国产的毛瑟枪，锈迹斑斑，缺少零配件。奥威尔在巴塞罗那培训了7天，就被派到了东北前线。奥威尔承认这支队伍缺乏训练。部队中的很多伤员，几乎都是被自己的枪弹误伤的。
1937年2月，奥威尔的妻子爱琳来到了巴塞罗那。他们两个于1935年3月在伦敦相识。艾琳毕业于牛津大学，当时正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俩人订婚后不久，就一起回到了赫特福德郡的沃灵顿，于1936年6月9日在圣玛丽教堂举行了婚礼。
奥威尔与艾琳在此教堂举行婚礼
艾琳来到巴塞罗那后，在独立工党的办事处谋得一份差事。3月中旬，她被许可去前线探望丈夫，在那里逗留了3天。战场上没有大规模军事对抗，多为偷袭和局部冲突。
奥维尔在4月份回到巴塞罗纳休整，却发现那里的政治空气变得诡异，不同派别之间爆发了巷战。这让奥威尔感到厌恶。他认为，左翼阵营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敌人。奥威尔又返回了战场。
5月20日，在阿拉贡前线，敌方射来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刚刚换岗的奥威尔。眼前闪过一道炫光，他顿时失去了知觉，紧接着被送到了战地医院。医生检查后发现，子弹从他的气管与颈动脉之间穿过，他不可能参战了，于是就转到了统一工党管辖的莫林疗养院。
奥威尔于6月中旬从医院康复出来后，妻子告诉他，马统工党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六名便衣警察曾进入奥威尔妻子的房间，搜走了书籍和剪报。奥威尔在前线时，曾在废纸和信封背面记下战况和感想，也一同被搜走了。
一位英国学者告诉我，苏联秘密警察几乎跟踪调查过所有的国际志愿者。莫斯科党中央档案馆至今保持着布莱尔夫妇的政治鉴定，称俩人是“狂热的托派分子”。埃里克·布莱尔是个小说家，写过几本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生活的书，政治觉悟低。
奥威尔长期生活在英国，即使在缅甸，也从未经历如此残酷的内斗和政治迫害。西班牙左翼阵线有八个党派。早在1936年12月，斯大林就下达指示，让西班牙苏维埃内务部秘密警察除掉马统工党，原因是该党书记安德烈与托洛茨基曾有联系。苏联大清洗始于1935年，斯大林指使秘密警察，处决和流放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巴塞罗那的左翼阵营也采用了苏联套路，进行非法审判和处决。统一工党领袖被投入监狱，一些英国志愿者也病死在狱中。
这种政治迫害让奥威尔感到心寒。他决定带着妻子回国。在离开巴塞罗那的前夜，奥威尔躲在教堂废墟里。他第一次仔细观看了高迪设计建造的圣家族教堂。这是少数几座未被毁坏的教堂之一。第二天，奥威尔和妻子装扮成英国游客，登上了去法国的火车。他们在中途逃过了特务检查，才进入了法国境内。
我曾经多次到访过巴塞罗那。奥威尔提到的拉布拉斯大道(Las Ramblas)，仍是当地最有名的观光之地。宽敞的大道两侧是商店，中间是步行街。游客和当地人坐在商店旁的座椅上，围着桌子聊天喝酒，吃几片薄得透明的猪腿肉，再加上一盘沙拉，里面拌上橄榄油、葡萄酿制的醋，就会聊上半天，他们的肢体动作丰富。大道的一端尽头就是地中海的港湾，直入云霄的纪念柱上是哥伦布雕像。
巴塞罗那的乔治·奥威尔广场
在巴塞罗那哥特区，有一座以奥威尔名字命名的小广场。这里空间狭窄，曾是醉鬼们酗酒闹事之地。1996年，巴塞罗那市议会把此地命名为乔治·奥威尔广场，由此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这里的环境也有了明显改善。我问当地居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事，大多数人都说不记得了。当地人最爱谈足球和性，热衷贬低马德里的政治领袖。望着天空中浮动的白云，我反倒有些恍惚起来。
三、在伦敦的日子
从巴塞罗那回来后，奥威尔撰写了几篇揭露西班牙左翼内斗的文章，却遭到了左翼杂志的封杀。几乎所有的左翼杂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只服务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视自己的信仰为真理，不接受任何质疑。好在英国有言论自由。此家不刊登，那就选择另一家。
1937年下半年，奥威尔带着妻子回到了沃灵顿村，租下了一座带小卖部的农舍。每周租金是7先令6便士，夫妻俩在农舍旁开辟了菜园，饲养家禽。俩人在小卖部出售香烟、土豆等日常生活用品，收益基本可以支付农舍租金。
奥威尔在赫特福德郡沃灵顿的故居
在乡村环境中，奥威尔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埋头撰写《致敬加泰罗尼亚》。战场上腐烂的气味儿、街道上刺耳的口号和噪音，都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他在《我为何写作》中说：“自1936年后，我写下的严肃作品中的每一行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独裁主义，支持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段话成了解读奥威尔后期作品的一把钥匙。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1日爆发。两天后，英国正式向德国宣战。从1940年7月到1941年9月，德国执行了迫使英国屈服的“海狮计划”，共出动了飞机4.6万多架次，向英国投下了7万多吨炸弹。这反倒激发了英国人更顽强的斗志。奥威尔坚持住在伦敦，撰写了多篇战时随笔。
1941年8月，奥威尔应聘到了BBC，成为了印度分部的谈话制作人。奥威尔把广播稿写得流畅自然，但是播音时，由于他的嗓子受过枪伤，声音显得枯燥和单调。那种声色并不能吸引听众。时间一长，奥威尔对这种宣传效果产生了怀疑。1943年9月24日，奥威尔辞去了BBC的工作，开始担任《论坛报》的文学编辑。
在担任文学编辑期间，奥威尔开始创作《动物农场》，并于1944年2月完稿。在这部寓言小说中，一群动物完成了“暴力革命”，建立了一个看似平等的动物社会。狡猾的猪却篡夺了胜利果实，开始了比人类更冷酷的极权统治。 “一切动物生来平等，有些动物却享有更高的平等。”小说中的这句话，成了广为人知的名言。
这部寓言小说明显是在影射斯大林的统治，如强制推行集体化经济，诬陷政治对手，排除异己等。在二战期间，苏联和英国属于同盟国，正在共同对付德国纳粹。奥威尔先后找了五家出版公司。老板们都认为，战时出版此书不合时宜，有可能在同盟国之间造成裂痕。
英国活跃着各种思想，这是国家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公司接手了这部书稿，并于1945年8月出版。小说出版不到一个月，二战宣告结束。读者从这部寓言小说中，看清楚了独裁者的真面目。欧洲国家很快有了八个译本。
奥威尔与艾琳没有生育孩子。他们从医院抱养了一个弃婴，取名理查德·霍雷肖·布莱尔。1945年初，医生发现艾琳的子宫里长了肿瘤，手术定于3月29日。当时奥威尔正在应《观察家》和《曼彻斯特晚报》之邀，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法国报道战况。两天后，39岁的妻子却死于术前麻醉。
奥威尔从巴黎赶了回来，心情极其沮丧。他不仅记录了众生的苦难，他自己就是苦难的一部分。艾琳婚后一直跟随着他，吃尽了苦头。《动物农场》为奥威尔带来了丰厚版税。他们的生活刚有起色，妻子却撒手离开了。
四、在苏格兰朱拉岛上
奥威尔早已习惯了边缘人的生活。当《动物农场》把他带到社会聚光灯下时，他反而变得不自在。如果继续留在伦敦，他只能应付源源不断的报刊约稿，参加各种累人的社交活动。他还想集中精力，完成一部更有力度的长篇小说。
奥威尔在1940年就提到了赫布里底群岛，期待在那里生活。经过一番考察，奥威尔选中了朱拉岛。那里僻静又隐蔽。他租下了岛上最北侧的巴恩希尔（Barnhill），意为“谷丘”。房主罗宾·弗莱彻曾是伊顿公学的舍监。奥威尔托人把房子粉刷了一遍，添置了几件家具。
从奥威尔时期到现在，进出朱拉岛都不容易。我先乘坐CityLink抵达肯纳克雷格，后面便是奥威尔当年的行走路线。到了朱拉岛后，乘车到阿德鲁萨村，再走上7公里的土路，才能来到奥威尔故居。
巴恩希尔基本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其产权仍属于弗莱彻家族。客厅、厨房和餐厅都在一楼，墙上挂着老旧的欧洲地图。我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到二层。上面有四个卧室。其中一间卧室的窗台前放着一张木桌，上面有一台打字机。
朱拉岛上的奥威尔故居
1947年初，奥威尔解除了沃灵顿农舍的租约，于4月份来到了朱拉岛。几个月后，奥威尔把保姆苏珊·沃森和养子理查德从伦敦接了过来，自己的妹妹阿芙丽尔也来到了这里。奥威尔和家人在附近的海礁上捕鱼，在沼泽地旁边开辟了一片菜地。
奥威尔开始创作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荒凉的孤岛符合小说的基调，代表精神孤独和压抑。小说中的故事却是在城市里展开的。奥威尔就把自己熟悉的伦敦街景搬进了小说里。真理部原型是伦敦大学理事会大厦。这座大厦是战时的信息部总部。他妻子艾琳曾在那里工作。胜利广场就是特拉法加广场。这种似是而非的背景，远胜于虚构出来的世界。
朱拉岛的湿冷天气，导致奥威尔的支气管炎发作。1947年12月20日，他住进了格拉斯哥南面的海尔默雷斯医院，被确诊为肺结核。医生采用的是隔膜挤压法。奥威尔把那种痛苦感受，用在了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身上。
温斯顿不满党控制一切的社会体制，结果被秘密警察识破。他被逮捕入狱，连续遭受酷刑，“腿上一直感觉虚弱，膝盖疼痛。僵硬感发展成腰背和下方的疼痛。”经过惩罚后，温斯顿最终相信了党的绝对真理，即二加二等于五。他突然觉得党组织对自己的关怀胜过母亲，哪怕党代表奥布赖恩少看他一眼，他都感到恐慌不安。他随时准备牺牲自己来捍卫党的利益。
1948年7月28日，奥威尔回到了朱拉岛。他经常穿着睡衣，靠在铁床架上写作。这让他的字迹潦草，以至于找不到一位打字员来帮他打印书稿。他只好自己用打字机，敲打出了整本书。书稿于1948年11月完成时。他把1948年的最后两位数字颠倒过来，成了这本小说的书名。
出版商沃伯格拿到《1984》的定稿后，立刻排版印刷出来。他对奥威尔说，几位书店老板读了新书样本后，竟吓得整晚无法入睡。
二战结束后，世界冷战的序幕已经拉开。《1984》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引起了欧美读者的热烈反响。美国把《1984》当作反苏教材，奥威尔则一再强调，这是一部反极权主义的作品，而非其它。
在完成《1984》后，奥威尔开始咳血，他一直拖到1949年1月份，才离开了朱拉岛，前往科茨沃尔德疗养院。奥威尔又有了新的写作计划。此时，他认为再婚有利于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他与索尼娅·布劳内尔相识多年，索尼娅比奥威尔小15岁。这种“病床上的爱情”一度引发了各种猜测。到了9月初，奥威尔的病情不见好转，他被转到了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住进了65号病房。10月13日，奥威尔与索尼娅在病房里举行了婚礼。
奥威尔的心情变得愉快。他妹妹带着5岁的理查德，从朱拉岛赶来探望奥威尔。奥威尔满眼温柔和爱恋，甚至计划全家去瑞士旅游。1950年1月18日，奥威尔突然感到呼吸困难。他叫来了律师，写下了遗嘱。1月21日凌晨，奥威尔肺内的一条血管破裂，导致大量出血。他无力按下呼叫铃，索尼娅当时也不在身边。等到护士来查房时，奥威尔已经去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威尔作品的锋芒渐显。英国首相丘吉尔把《1984》读了两遍，还推荐给了自己的朋友。到了1989年末，这部作品又进入了欧美畅销书排行榜。
奥威尔不仅是著名作家，也是出色的记者。21世纪初，BBC建造了新的广播大楼，大楼外侧竖起了奥威尔的全身立像。奥威尔曾批评过BBC的管理模式。他在辞职信中写道：“我很清楚，自己是在无效的工作上浪费时间和公共钱财。” BBC并不因为这种批评而疏远奥威尔，仍把他视为新闻记者的楷模，敢说真话、直面生活。这正是英国精神的体现。
奥威尔立像旁边镌刻着他写的一句话。这句话原本出自《动物农场》的序言。由于当时纸张严重短缺，出版商删掉了这篇序言。这篇序言已被收入伦敦大学学院的奥威尔档案中。
《动物农场》序言中的这个句子是：“如果自由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就意味着有权利把民众不想听的告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