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 转载自：独立中文笔会
题图：《康生年譜》作者余汝信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独立学者、文革史专家余汝信的新著《康生年谱（1898-1975）——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年谱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历史著述的文体，按照年月记载某人生平事迹。余汝信把“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作为这本书的副书名，意思是把康生视为“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抽象名词的典型具象。康生不是独行侠。他的一生和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程戚戚相关，和周恩来、王明、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紧密相连。全书共700页。作为年谱，这本书只记载了康生的生平事迹，没有对康生其人其事进行评判，但是它给我们了解、分析和评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提起康生，那可是中共历史上、尤其是文革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陈伯达说过：“真正的四人帮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这四个人。过去说王、张、江、姚，其实，除了那三个，另一个应当是康生，而不是王洪文。”1975年12月16日，康生因前列腺癌在北京逝世，死前为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领导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洪文。在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名单上，已死去五年之久的康生排在第三位，仅次于林彪和江青，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之前。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我当年印象最好的是陈伯达。陈伯达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两个月运动总结》的报告，其中有一段专门提到北京红卫兵那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陈伯达说：“‘对联’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是“企图混淆阶级阵线”。读到这些话，我们这些在前阶段深受“对联”打击的黑五类子女大有解放之感。在那时，我对江青也曾经有过好感。因为江青在“对联”猖獗的红八月就对”对联“提出过委婉的批评，后来更是火力十足，批评“对联”“是片面的、错误的、反动的”。但我对康生从没有什么好感。印象最深的是康生在1968年1月21日与谢富治等在京西宾馆接见云南地区党政军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讲话。康生对支持炮派的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建民声色俱厉地说：“我凭40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毛主席、对党中央、对我们有刻骨的仇恨。”这叫什么话？仅仅是凭感觉，就不由分说地给对方扣上那么大的罪名。那种武断、蛮横和无限上纲，很让人反感。
关于康生，还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一件事是在运动初期康生打算支持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时，有人向康生反映聂元梓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康生说：她是乌龟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另一件事是1966年11月北师大造反派领袖谭厚兰率众到山东曲阜砸孔庙，据说是康生怂恿指使的。这两件事是我在文革后国内的出版物上读到的，不过在余汝信编的这部《康生年谱》里却没找到这样的记载。我辗转问过作者，回复说，这两件事都查不到实据。特别是砸孔庙这件事，有陈伯达、戚本禹的电报，但没有康生的只言片语。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讲到，在二月逆流之后那段时期，陈伯达就很惶恐。戚本禹说：”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可是《康生年谱》告诉我们，九届二中全会，康生虽然没有像陈伯达一样被打倒，但是也着实的被吓到了。《康生年谱〉里写到：1970年11月，康生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据康生的保健医生顾英奇的回忆：康生自1970年11月开始厌食、拒食，体重下降10多公斤，并出现营养不良性水肿，身体衰落。”“主要症状是怀疑别人在食物中下毒，因而不吃不喝，导致营养障碍、消瘦、脱水。他还有强迫症。后来，在他同意进食后，每顿饭的品种、食物和餐具摆放的位置、进食的顺序都不能变，少有变化，他就大发脾气，甚至不吃饭。他坐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他整日坐在沙发上，两条腿放在前面的脚踏上，两只手分别放在两边的沙发扶手上，低头闭目，长时间以这种姿势坐着。”“他的情绪经常是抑郁和烦躁交替，抑郁期情绪低沉，对周围事物无兴趣，消极悲观，烦躁期，他非常容易激动，双手握拳不断地做上下激烈锤击状，满面涨红，呲牙裂嘴，大喊大叫，双目半闭，上身坐起，⋯⋯不管抑郁或烦躁，怀疑总是存在的，怀疑的核心是有人要害他，因而他拒食，拒绝服药和输液。”
从这段记叙看来，康生既是真的有病，也是在装病。康生厌食、拒食，又是蓄意地自伤自残，硬是把自己折腾出病来，把假病折腾成真病，轻病折腾成重病。康生称病不参加政治局的会，毛泽东怀疑康生装病，问周恩来，康生是不是司马懿，因为林彪的事？康生的精神失常，一方面是真的失常，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假装失常。装病装疯的目的是示弱，是为了避祸。康生是何等资深的老革命，又一直被认为是毛泽东的亲信，谁知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竟是这般模样这般状态！通过康生的装病装疯，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高层内部，是何等的黑暗，何等的诡异，何等的丑陋，何等的恐怖。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被打倒。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虽然饱受惊吓，但毕竟没受牵连，后来还更上层楼，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当上了副主席，在党内成了第四号人物。戚本禹说康生比陈伯达坚定，不跳船。这话也不全对。因为康生最后还是跳船了。
《康生年谱》写到：康生在临终前，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骂江青是叛徒、王八蛋。还找邓小平、周恩来私下单独谈话。谈话内容，无人知晓。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有传闻说，康生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随后，康生还约见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并托她们转告毛泽东。
康生临终前的这一举动非常奇怪。首先，康生应该很清楚，江青和张春桥都不是叛徒。我们知道，早在文革初期，上海的红卫兵炮打张春桥，就指控张春桥是叛徒。此后，有关张春桥是叛徒的说法就没断过。但正如张春桥本人所言：“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江青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后来审判四人帮，江青和张春桥都被判死缓，给他们罗列的罪状中，也没有叛徒这一条。可见，叛徒这一指控根本不成立。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康生在临终前还要指控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呢？再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里写到：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按说，周恩来和康生都是主管情报工作的，对高层的人事背景比谁都清楚，那他们为什么会不约而同的都指控张春桥是叛徒呢？可见在这里，说张春桥是叛徒已经成了他们的接头暗号：说出这句话，就等于宣示了他们反对四人帮、反对文革的立场。
康生为什么在临终前跳船？那显然是因为邓小平地位的迅速上升。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打算让王洪文当接班人，可是王洪文是扶不起的天子。毛又打算安排张春桥，可是遭到整个官僚系统、尤其是军方的抵制。于是，毛泽东决定再度启用邓小平。1973年2月，邓小平复出，先是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紧接着就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进入了政治局，等到了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邓小平又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此时的邓小平，一身兼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摆明了要全面接班的架势。康生不傻，他不肯和四人帮陪葬，所以就纵身一跳，以举报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方式，和四人帮做切割，向反文革一派交上了投名状。
康生死于1975年12月16日。作为党国第四号人物，康生葬礼的规格很高。第二年，毛泽东死，四人帮被抓，反文革派掌握大权。反文革派没有接受康生的投名状。在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书上，已经死了的康生被列为主犯，开除出党，骨灰移出八宝山。
以色列人把纳粹罪犯艾希曼从南美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很好奇，很想看看这位杀人恶魔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旁听了这场审判，然而阿伦特竟有些失望，因为艾希曼的样子很一般，很平庸。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恶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人才叫恶魔？
康生无疑是恶魔。即便按照共产党的标准，康生也要算恶魔。《康生年谱》揭示出康生的多种面向。富家子弟的康生，年轻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不能说当初就没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康生也不是没做过好事；即便在文革中，康生也说过一些通情达理的话，做过一些通情达理的事；更不用说他还有堪称高雅的艺术品味与才能。但这不妨碍康生是恶魔。其实，恶魔都是有些好的方面的，否则顶多混成小恶棍，成不了大恶魔。康生之成为恶魔，这中间有人性之恶，有共产主义理论之恶，有共产革命之恶，有共产制度之恶，有毛泽东之恶，当然也有康生自己的恶。恶魔是怎样炼成的？对于这个大问题，我们还需要深入挖掘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