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怡 转载自：橡树文字工作室
——王怡讲述中国家庭教会史之一
橡树出版之【先贤之信】
基督教之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历史的复杂性，因而会出现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教会形态：家庭教会。从整个国家近现代史的角度看家庭教会史，非常必要。今天的文章是王怡牧师的“中国家庭教会史”课程第一课内容，橡树首发，以飨读者，文末有音频收听方式。
向西、向西、再向西
基督教来华，从有明确记载和定论来说，是从贞观九年、景教来华开始。635年，景教宣教士阿罗本进入长安，随后建立教会。迄今约1400年。
还有一些传说和考古，譬如江西和泉州的铁十字架，似乎显明三国时代，基督教已经来华。更有东汉的一些汉砖汉画和铜镜，似乎在描述圣经故事和福音信息。而教会史上也一直有多马来华的野史。也就是说，主后一世纪内，使徒们的脚踪可能就已到达中国。
不过这些传说和推测都还不能确定。关键的是，没有证据显明教会并未在贞观年间之前被建立起来。这样，我们从景教算起，基督教已四度来华。
人文学院有位老师回家问妻子，“为什么景教来华，却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呢”？他妻子说：“很简单，因为他们依附权贵。”他发现妻子很有见识。又问她说，“那为什么到了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基督教第二次来华，还是没有扎下根来呢？”他的妻子说：“很简单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权贵。”
这两句话，是教会前三次来华的一个概要。我用另一句话形容，前三次来华，是“向北，向北，再向北”。直到新教来华，则是“向西、向西、再向西”。
为什么向北？因为京城在北边。前三度来华都冲着京城去，冲着皇帝去，冲着士大夫去。所谓擒贼先擒王，传福音不如先把皇帝搞定了，天下就可以传檄而定。这也有基督教在欧洲的经验。罗马的改教，以后罗马灭亡后的蛮族时代改教，通常都是一个国王信主，然后带来全国归主。所以传教士们想重复欧洲的经验，一直向北、向北、再向北，要进入京城，进入权力中心，去接近中国最有权势的那个人。但这一条路，反复了三次，超过一千年，上帝却没有许可这条路的成功，上帝没有给中国带来类似于欧洲的经验。
而且这三次来华，可以讲，其实每一次都差不多要成功了。因为每一次都成功地接触到了皇帝。今天却不太容易。
但第一次景教来华，唐太宗很欢迎，主动派了房玄龄，人家就出到长安城外去迎接阿罗本。最后还封阿罗本是“护国大法师”。
到了元朝，忽必烈的妈妈信主了，宫里好多人信主，只是皇帝没有信。很多人说他也许信了，因为马可波罗的叔叔见他时，他说希望你带信回去，请罗马教宗给我多派一些人来，派教士过来，再派些专家来，还要替我带耶路撒冷耶稣墓前的一点灯油回来。那忽必烈至少算个慕道友了。只是等马可波罗回来的时候，他的兴趣好像不在这里了，和大汗在信仰上没什么交流。
最后到明朝要灭亡时，南明政权，也是太子信主了，皇后、皇太后也信主了。重臣、太监、宫女信主的很多。耶稣会的宣教士写了一封信回欧洲，希望基督教国家出兵帮助，我们两边夹击，打败清朝，可以扶持中国出现一个基督教王国。但还是功亏一篑，人家根本不想派兵过来，太远了，缺乏利益驱动。而且等到教宗的回信送回来，南明政权早就覆灭了。
到民国就更不用讲了，孙中山，蒋介石都是基督徒。但上帝的心意，至少在1400年内，都是这样显明的：凡是信了耶稣或可能信耶稣的皇帝，最后都要失去天下，偏安一偶。上帝不应许祂的福音，在中国是以影响权贵的这条路来传扬。清朝的康熙也一样，顺治也一样，他们都接触信仰和宣教士很深，但最终都拒绝了福音。
直到马礼逊来华之前，整个中国彻底拒绝了福音，皇帝与上帝为敌，全面禁教，奉教者杀。于是福音在中国，从1807年开始，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可以称为“向西、向西、再向西”。西边有什么？西边有农民，有山沟沟，西边有少数民族，西边是草根，西边是内地。向西、向西、再向西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
皇权专制主义
我们以1807年为坐标，再往前回顾一点点。1760-1770年代的时候，天主教就来了一些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好多很熟悉的宣教士。在1517年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后，大概经过20多年，天主教内部就产生了一个“反宗教改革运动”。意思不只是反对新教，同时也是它内部的复兴运动。就是承认我们有很多问题，确实比较腐败，信仰需要被重新激励。当然天主教会当时并没有归回圣经，没有归回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它始终不是一次宗教改革，而只是一个“反宗教改革”的道德和灵性上的复兴运动。
但在很大程度上，天主教内部还是焕然一新，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叫耶稣会。耶稣会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锋，里面的人也经历了灵性的复兴，就是重新向主火热。那个时代，新教国家像日内瓦和德意志，都在欧洲中北部，周围一圈的海洋强国，从意大利，到葡萄牙、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受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的刺激，天主教国家和耶稣会成了第一波向全世界宣教的主力。
为什么新教宣教士落后于天主教呢？很简单，因为那时你还在挨打。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英国还要一百年才会崛起。制海权在人家手上。这样耶稣会成为了向中国宣教的主力。他们比马礼逊早来200年，在明代已扎下脚跟。
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正是这个问题，使中国没有走上像欧洲那样从君王信教到全国归信的道路。基督教到中国后，才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和体制中最根本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皇权专制主义。在这个皇权专制主义中，你不能说它没有宗教，儒家到底算宗教还是不算，很多学者在争论，佛教跟道教是比较民间的。但在中国，最重要的信仰和崇拜体系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皇权本身。皇帝类似于法老，是宗教性的领袖。在皇权专制中，政治本身就是宗教，皇帝本身就是大祭司。中国文化的内核，就是对皇权专制的敬拜。此外，在文化上儒家是主流，也是这个皇权专制主义的秘书、助手和祭童。
所以在传统中国，有两件事很重要，它们构成这个国家崇拜体系的两部分，一是你要跪皇帝，一是你要拜孔子。读书一定会拜孔子，而等你有了一官半职，你就要跪皇帝，侍奉皇帝，生杀予夺，拜他所赐。拜孔子与跪皇帝，是皇权专制主义这枚硬币的两面。
当初利玛窦来中国后，他先要找自己的同行，教会的竞争对手是谁？他首先看到佛教的和尚。他就穿得跟和尚差不多，变成了“西方来的和尚”。因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样就可以给中国人念圣经。可他很快就发现不对，和尚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高，他发现地位高的是儒生。所以他就不穿和尚衣服了。他的同行是儒生，他就改穿儒家的衣服，这样他就变成了“西方来的儒生”，是知识分子，是学者，他们本身也真的很有学问。
因此，耶稣会的宣教士在中国的文化身份，是通过对信仰身份的淡化而获得的。他们没有把独一上帝的信仰，如此尖锐地带入一个跪皇帝、拜孔子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中，为此走上流血的十架道路。不，他们作为西方来的儒生和学者，一直回避了福音与中国传统的尖锐冲突。
对中国人来说，耶稣会士的第一身份是学者，然后才是相信上帝的学者。中国人会说，我们的学者敬天，他们的学者信神。这就是差别。现在我知道这个区别了，我也尊重这个区别。但这个区别并不重要。对顺治、康熙来说，主要是看你带来的学问是什么。是建筑、园林，是绘画和钟表，是世界地图，是航海和历法等等。真神与偶像，福音与宗教的区别，天主教宣教士没有带进来。从根本上说，他们没有向中国传一个“唯独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福音。所以自然也没有过于重大的冲突。看上去还不错，他们都接触皇帝了，都进入宫廷了，都当大官了。最多，他们尝到的不过是伴君如伴虎的滋味，而不是一座摆放在基督与凯撒之间的斗兽场。
但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海外宣教一开始都由耶稣会垄断。只有耶稣会在中国宣教。但到了崇祯年间，明亡前夕，这个垄断被打破了，于是另一些差会，像道明会也取得了来中国和其他地方宣教的权力。
道明会的人来中国一看，他们听说耶稣会在这里做得很好，已经影响皇帝了。但他们发现，不对，耶稣会做错了。他们妥协了信仰。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居然和拜皇帝、跪孔子，以及祭拜祖先的宗教，都并行不悖，同处一室。
当然有些人说：这不过是两个宗派的竞争，互相挖墙脚。但道明会的宣教士是对的，耶稣会的确在中国妥协了信仰。他们说信主后仍然可以跪拜皇帝，仍然可以拜孔子，仍然可以祭祖，这叫什么信主呢？他们从未向中国清清楚楚地宣告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诫命。所以道明会的一纸讼状就告到梵蒂冈去了。
举一个例子，帕斯卡尔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神学是倾向加尔文主义的。在《致外省人信札》里，帕斯卡尔这样讽刺说：耶稣会的人在亚洲，在中国，这样教导信徒说，要他们把对耶稣基督的敬拜，掩盖在他们对孔夫子的敬拜之下。当他们参加对孔子和祖先的祭拜仪式时，他们教导中国基督徒在衣服里面悄悄藏一个十字架，这样就能将内心的敬拜转移到对耶稣基督的敬拜上去。这个叫孔子穿肠过，基督心中留。
到了崇祯年间，梵蒂冈也认为耶稣会错了。后来到了康熙后期，教宗明确下令，禁止将上帝译为“天”，以免将基督教对独一上帝的敬拜，与中国的“敬天”相混合。1706年，他们派了一个使节到中国来，告诉康熙：“信了耶稣，就是承认祂是独一的上帝，上帝只有一位。你是皇帝，我们尊重你，但是信了上帝就不能够再拜你。也不能再拜祖先，因为祖先不是神，可以尊敬，但不能拜。也不能拜孔夫子，因为孔夫子也不是神，我们也很尊敬他，但不能拜他。”
康熙就大怒。虽然你听过康熙写过十架歌，康熙信主了？！不是的，是以前耶稣会把他糊弄了。或者说以前他把耶稣会糊弄了。所以当梵蒂冈来人告诉康熙什么叫一神论，什么叫除他之外、什么都不能拜。康熙就说，“那你们卷铺盖回家吧”。于是康熙下令禁教，所有天主教宣教士全都赶走了。
但中国太大了，不像日本。前两年的电影《沉默》讲的就是这个。日本很小，基督徒躲到哪里都能抓到，所以很严酷，抓到之后杀头。中国那时禁教也是这么做的，比如扔个十字架，或扔个耶稣的像在地上，你要吐唾沫，脚踩上去，走出门，这样就没事。如果你继续奉教，就是死罪。只是执行起来，中国没有日本厉害，因为中国太大，地方上情形各一，特别是中国没有封建制度，地方上比较宽松，缝隙和空间都很大。
所以在镇压过程中，明末清初，有持续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所以很多受逼迫的天主教徒就跑到四川来了。只要有逼迫，一定就是向西、向西、再向西。西边离皇帝权力比较远。于是四川迅速成为天主教大省，天主教徒数量占全国第三或第四位，绝大部分是逃难过来的。
从1706到1720，康熙和教宗之间拉锯了几个回合。最后正式下令禁教，但执行不严。到1723年雍正上台后，就执行严格禁教了。有点像文革时代，把天主教堂改为关帝庙。这样一直到1860年，超过一百年，历史上称为“百年禁教”。这一百多年，中国是完全禁教，闭关自守的。
马礼逊建立了家庭教会
1807年马礼逊来华是“非法”的，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内政的干预。马礼逊来华，是冒生命危险的。他建立的就是家庭教会。他来华即为非法，登陆即为非法，传教非法，连学中文也非法。因为中文是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以教给老外的。所以他出十倍大价钱，终于找到个不要命的，教他中文。这人没有信主，就是因为钱多。所以有时你发现，有人为钱不要命，比基督徒为主更不要命。
当然，马礼逊也是个不要命的，所以他才找个不要命的。那人虽然不要命，但每次给马礼逊教中文，都拖着个行李箱，把洗漱用品，换洗衣服都装在里面，因为每次都有可能跑路。而且身上还藏了毒药，他为赚钱可以到这个地步，万一真被抓住，熬不住了，就自杀，他都愿意。
所以新教来华，从1807年到1842年的南京条约，再到1860年的北京条约，这中间约半个世纪是禁教时期，传教是非法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口通商，沿海有五个城市，老外可以进来，居住，做生意，建教堂，传福音。但这些宣教士不满足，他们就坐船，在珠三角地区，沿河道进入内陆，企图往更深的内陆走。有些传记里写道，他们沿珠江往上走，后面炮艇发现了，就追击，发炮。一直要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到1860年就完全开放内地了。禁教时期正式结束。
有个地方，是很多人诟病的。当时的翻译是宣教士。那时宣教士都参与到和约中来。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们会中文。两国相交要谈判，签约，只能找到宣教士做翻译。在1858年，担任翻译的是丁韪良和卫三畏。他们提出了“宗教宽容条款”，要求取消对中国基督徒的迫害。到了1860年北京条约，有个法国宣教士为主大发热心，和约有中文版和法文版，他就在中文版里多加了一句，外国人可以去内地，然后“开设教堂，建造自便”。但法文版并没有这个话。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个外交事故。毕竟中国打了败仗，也就认了。这样从1860年后，宣教士就可以去内地建立教会。到1865年，戴德生在宁波成立了内地会。这个不断地向西、向西、再向西，向下、向下、再向下的过程就开始了。
1860年前，基督教在华是非法的，跟大清有国家层面的冲突。1860年意味着“禁教时代”结束，国家层面的冲突缓解了。甚至地方官员怕惹麻烦，因为宣教士有“不平等条约”保护。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以“天朝”为中心，看别人都是“四夷”。从不承认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也不知道国际条约是怎么回事。打了败仗，才被迫以平等的国家关系签署和约。
所以，南京条约实际上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内容不平等，是因为你打了败仗。但战胜国愿意与战败国以平等国家的地位和关系，来签署国际和约，这是天朝历史上的头一遭。也是“天朝”观念崩溃的开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可以随便关、随便杀，但根据这份条约，外国人却不能随便关、随便杀。人权标准不同了，这就导致了“不平等”。南京条约竟然说，不但要释放之前被抓的英国人，还要释放之前被抓的中国人。所以，后来有句流传很广的慈禧名言，“宁赠外邦，不与家奴”。其实这话是荣禄说的，是陈天华把它算在慈禧头上了。
从1860年到1900年，基督教在华的主要冲突，我们称为“民教冲突”。国家层面的冲突消退，民间和文化层面的冲突爆发。这半个世纪也可以称为“教案时代”。层出不穷的教案，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但冲突一方不再是官员和朝廷，朝廷表面上是保护宣教士的。反教的主力变成了“士绅”。跟明朝还不一样，那时很多大臣起来反教。但1860年后，大臣们和朝廷的立场是一致的，就算心里反教，暗地支持，但都不是公开的反教者。
因为在传统中国，地方上都是“乡绅自治”。国家的组织力量不够，地方上的秩序依靠宗法社会和儒家社会，所谓“皇权不下县”。一个村子里最重要的地方是祠堂或宗祠。村有村庙，族有族祠，这是乡村的中心，文化中心，社群中心，裁判权中心，和宗教中心。村子里的领袖人物是大家族的族长和乡绅。乡绅就是读过一点书，甚至当过举人，做过一官半职的，家境也殷实，有田有地的。通常叫耕读之家。既有人做生意，也有人做官，这种家族叫做乡绅，基本上构成了民间社会的领袖群。
但1860年后，教会进来了，在一些地区带来了中国乡村结构的冲突。比如张家村本来有个祠堂，现在祠堂旁边有教堂。这时另一套文化和宗教的权威结构就出现了。教会有自己的领袖群，就是宣教士。他们因为向西、向西，和向下、向下，结果变成了一种“洋乡绅”。现在，在福音传播较深的地区就出现了两套乡土社会的结构，包括道德和宗教的权威，和两种不同的领袖人物了。
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下，1949年后的另一种变化，能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冲突。共产党建政后，在乡村彻底消灭了乡绅，而以流氓和党棍取代之。换言之，在一百年间，中国乡村社会的领袖人物变了三次，一是“乡绅地主”，二是“牧师传道”，三是“党支部书记”。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党支部书记”是开明乡绅的转型。如果这样，则是当地的庆幸。这也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在1950年后的三自运动中，最残酷加以消灭的，就是敬奠赢在山东的“耶稣家庭”。因为教会在当地，已形成了一种教会领袖与传统乡绅相结合的乡村秩序。不消灭就不能以“党支部书记”取代之。
宗教混合主义
同时，传统中国除了皇权专制主义外，还有一个宗教的混合主义。叫做儒释道，即儒家、佛教和道教的“三教合一”。越是在地方上，越是在日常生活中，你根本区分不出来这三者，全都混在一起。在宗教混合主义里，民间社会都混在一起的。学者们把这个特征称为‘‘弥散性宗教‘‘，对比于作为‘‘制度性宗教‘‘的基督教。
同样，春节、清明、端午，还有中元，就是所谓的鬼节，一年中这些日子，都是宗教混合主义的节期。民间社会有很多仪式。现在基督徒却说我们不参加，也不给钱，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不参与偶像崇拜。
对传统中国社会来说，你信耶稣就信耶稣呗，我平常又没管你，但现在迎神赛会，管你信耶稣还是信佛，大家都要出钱对不对？信耶稣就不出钱了，这就冲击了宗教混合主义的大次序。在原来的观念中，三教都是合一的，加上基督教，就应该四教合一。这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宗教自由。就是皇权专制主义和宗教混合主义之下的宗教自由。所以，一百年前，康熙觉得很委屈，我对基督教已够意思了，但教会实在太过分，他们不但信耶稣，还要同时不信皇帝，不信孔子，甚至不信祖先。打个比方说，基督教不是一个APP，可以安装在中国文化的操作平台上。基督教是一个绝对的一神崇拜，除了基督就没有神。因此，基督教来华，是与整个操作系统的冲突，而不是APP之间的冲突。
康熙一旦搞清楚这一点，就开始禁教了。现在，乡绅阶层也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的村子里有了一个基督徒的话，这个村子的次序真的会大乱。民教冲突愈演愈烈，到1900年达到最高峰。
政教冲突与民教冲突的汇合
1900年，是国家层面的冲突跟文化层面的冲突之间的汇合。这之间还夹了一个太平天国之乱。洪秀全受过洗，读了梁发写的小册子。所以太平天国打着基督教的招牌。他们的信仰算是异端，实际上是另一种宗教混合主义的产物。但满清把它打不下来，所以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臣就起来，办团练。这场反太平天国的运动，焦点不是救清朝，而是救中国文化，捍卫名教正统。所以曾国藩作为儒家正统的卫道士，动员了整个儒家中国的民间力量，才把太平天国打下去了。
平乱之后，清朝就发生了蛮大的变化，本来汉人在这个政权中地位不高，可是经过太平天国之乱，汉臣实际上成了整个政权的支柱。于是他们就兴起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也不再是那么大逆不道的事了。但这轮运动到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又出现一个逆转。
甲午战争跟鸦片战争不一样了。几十年前，人家船坚炮利，我们拿着长矛宝剑，当然打不赢。可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一个是民生方面的，如江南招商局，上海织布局等。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强军，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舰船，都是从德国进口的，他们的质量，总吨位等指标，在当时排全世界海军的第三位。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和其他指标不如北洋。所以甲午战争是西方的两个学生的毕业赛，当时西方都觉得日本肯定输。中国经过几十年洋务运动，他的海军说不定可以和英国再打一场了，就像我们经常幻想中国足球队说不定还能打进世界杯决赛。
但实际上，大清被日本打败了，败得如此彻底，窝囊。带来朝野上下整个幻灭感。那些海军的管带，邓世昌这些人是很西化的，很多人都去过国外读书，这是当时中国最时髦的一群人。邓世昌平常都喝咖啡的，北洋舰队的军官休息室里，都是打台球的。他们过着最西式的生活，是举国之力养起来的精英。这帮人还是全军覆没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激起戊戌变法，变法又失败，清朝就转过来了，汉臣的天下不再，清廷重新变成了八旗里最顽固的那帮人的朝廷。这帮人执政后，脑袋一热，说一定真可以和八个西方国家干一仗，所以慈禧派了两个人到天津张大师兄那里，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两个人跑回来，不敢跟太后说不可以，就说看上去面容发光，武功高强。也不知道慈禧到底信不信，可能半信半疑，反正不管怎样，她强调说，‘‘民气可用‘‘。这样，国家层面的排外与反教，就跟民间的流氓及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汇合起来，爆发了1900年的庚子拳乱。
我们听过很多殉道者的故事，许多宣教士被杀，他们被称为大毛子，许多中国基督徒被杀，他们被称为二毛子。当时中国基督徒本就不多，可以说经过庚子事变，本土教会的精英丧失大半，特别是本土牧师损失惨重。那时要找到比较有知识，又信了主的教会同工本来就很难，这一下大多殉道了。
所以1900年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的转折点和分水岭。
19世纪的基督教和20世纪的基督教
以1900年为界，我们可以把基督教来华，分为19世纪的基督教和20世纪的基督教。
除了中国教会及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神学路线的变迁，也可以1900年为一个象征性的界限。这样我们需要稍微回顾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教会的状况。
19世纪，可以称为‘‘宗派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宗派大爆炸的世纪。19世纪前的新教，宗派还没有那么多。新教改革一开始是三大派。一个路德宗，基本上集中在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个改革宗，随着英美的兴起，基本上变成全球性的；还有一个重洗派。
在英国的改革宗里，又出现了几个宗派，比如圣公会，是一种‘‘国家教会‘‘，它的39条信纲基本上是加尔文主义的。在第一次大复兴里，又出现约翰卫斯理与怀特菲尔德的分歧，卫斯理不太认同预定论的教导，他受到荷兰阿米念主义的影响，所以就和怀特菲尔德分道扬镳了。但他们其实都是圣公会的人，卫斯理一开始并不想脱离圣公会。但他的系统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后来就从圣公会脱离出来，变成卫理公会，或叫循道宗。
到清教徒时代，又出现从教会观来讲最激进的一派，叫公理会。他们相信任何一间堂会，哪怕只有20个人，只要它是一间堂会，就是绝对独立于其他任何教会的。每间教会都直属耶稣基督，所有教会都是中央教会。其他任何教会都不能对它有任何属灵权柄。近两千年的教会史，到了公理会出现的时候，可以说进入最糟糕的状况。在教会观上，教会开始变成了原子式的教会。公理会意味着现代教会的诞生。它等于许可了一个教会无限分裂的合法性。任何一间教会，都可以独立地相信我所相信的，独立地按我的理解来理解圣经，我也不承认其他任何人对我有看得见的权柄。
公理会的这种绝对独立的堂会主义，是导致19世纪宗派大爆炸的支持力量。公理会因为太绝对地坚持独立堂会主义，所以在英国它被逼迫也是最厉害的，圣公会反对它，长老会也不同意它。因为它的教会观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太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对教会的原子式分裂影响太厉害了。
另外就是长老会，长老会是诺克斯回到苏格兰建立的，在英格兰因为有圣公会作为国家教会，长老会体制一直没有被建立起来。
公理会逃到荷兰去，1620年的五月花号，第一个去到美洲的就是他们。公理会的人在荷兰，遇到了从德意志地区过来的重洗派，重洗派大部分是在中北欧，他们在那边受逼迫。两个受逼迫的宗派遇见了，他们就融合了，互相影响，惺惺相惜，这样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派，是对现代教会影响最大的宗派，即浸信会。
重洗派的洗礼观，说我们反对婴孩洗礼，相信人长大后信而受洗，而且我们反对点水或洒水，相信受洗必须全身浸水；而公理会说教会只能是绝对的堂会主义，任何两间教会之间，不能有权柄，这样就不必担心宗教迫害了。这两个观念合在一起，就是浸信会。
到这时，新教的主要宗派，用十个指头还是可以数完的。
接着进入19世纪，宗派大爆炸就开始了。宗教迫害的消失，带来了教会的无限分裂。包括异端的大爆炸。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四大异端，安息日会，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还有基督教科学派，都是19世纪早期出现的。然后到了19世纪末期，又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派神学的兴起。自由派神学最早从德国开始，从士来马赫开始，然后影响到英美。
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宗派已是自由派的天下。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教会的无限细分，和神学的不断自由化，是一个整体。第二，教会的无限细分，和神学的自由化，都是教会无力回应启蒙运动的结果。理性主义与科学昌明，成为19世纪末的主流文明。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叫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整个世界的潮流，整个世界的偶像。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社会层面上的民主理想和科学层面上的理性主义，他们就是新世界的神。
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是可以的，但说我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上帝不变的启示，说我相信童贞女怀孕生子，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挺傻的，最重要的是别人觉得我挺傻的，特别是社会上懂科学懂哲学的人，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一种文化压力。所以整个自由派神学兴起来后，就试图寻找一种信仰与科学不冲突的方式，来重新阐释基督教。主流的方式，就是将信仰理解为个人的，而不是公共的。或将信仰理解为精神的，而不是社会的。或将信仰理解为伦理的，而不是理性的。这种思路，其实是宗教混合主义的思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几乎笼罩了所有欧美教会。
到1895年，美国长老会的一些保守派就率先起来。也包括一些其他宗派，他们在1910年开始出版一套小册子，叫做基本要道丛书。后来他们就被称为‘‘基要派‘‘，他们提出基要真理的五点，说相信这五个基本真理的，才是圣经和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
第一，相信圣经的权威性，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神的话。第二，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童贞女怀孕生子是真实的。第三，相信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真的死了，祂的死是为了替我们赎罪。第四，相信耶稣第三天真的复活了，承认死而复活的真实性。第五，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有末日的审判，世界进入最后的新天新地。
你说，连这五点都不相信还能叫基督徒吗？其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上帝对中国教会这一百年来的特殊保守。今天全球可能有70%以上自称基督徒的，都并不相信这五点。或者他们说，我们对此有另外的理解方式。
所以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宗派仍然林立，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宗派与宗派之间也有重大的神学差异。但是20世纪的基督教，最重要的区别已不再是宗派之别。而是传统的基督教与现代的基督教之别。
在19世纪，你问弟兄是哪个教会的，“我是长老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大概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宗派，就像品牌一样，有识别的作用。但在20世纪，这么问就不管用了。你是长老会的吗，那你是哪一个长老会呢，是同意女性按牧和同性恋合法的长老会吗。
基要派在1900年前后站稳脚跟。于是，20世纪的基督教，出现了一个跨宗派的基要派与自由派之分。基要派也可以叫保守派，后来大部分转型为福音派。自由派也可以叫现代派。基要派和自由派之分，进入到了所有宗派里面。你不能说长老会是保守的，浸信会是自由的。不是。任何宗派中，现在都有非常保守的一小部分，同时也有自由化的一大部分。
比如在中国家庭教会，如果你说自己是长老会，意味着你是保守派，而且保守得可能让人讨厌，有点让人反感。但在美国，你说自己是长老会，也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自由派。美国长老会大概有300多万人。其中约有250万是自由派长老会，最大一个叫PCUSA，它有超过200万会友。比较保守的长老会大概有七八个，其中最大的叫PCA（北美长老会）。他们有30万会众。其他保守派长老会就更小一点了，最少的一个只有1000人。
这些全球教会的变迁，跟20世纪的中国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第一，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向中国传了一个什么样的福音？第二，20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向中国传了一个什么样的福音？
1900年前后的扭转
事实上，1900年前后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第一，1900年殉道的宣教士都是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或许有些刚来几年就碰到庚子事变，但大部分殉道士已在中国住了几十年。他们向中国所传的是一个古旧的福音，是清教徒所传的福音。他们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英美，无论是哪个宗派，都是基要派信仰，都受教于清教徒的古旧福音。
马礼逊本人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传统。他来华之后学了中文，翻了圣经，编了辞典，他也编写了‘‘耶稣教教理问答‘‘。这个问答不是完全翻译小要理问答，因为他加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比如他问，一个人可不可以有妾呢？但他的耶稣教教理问答，基本上是按照小要理问答的神学和结构写的。同时，直到20世纪初期，教会出版事工最主要的机构和书籍，都是长老会办的。譬如美华书局，每年印刷超过一亿页的门训材料。商务印书馆的前身，也是长老会的机构。
所以19世纪的中国教会所领受的，是一个纯正的宗教改革的信仰，它强调上帝的恩典，强调人的罪和悔改，强调唯独因着信心得救。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的中国基督教，信奉加尔文主义解释的福音，因为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在19世纪来华宣教士中占的比例很高。
第二，这班人来中国几十年了。好多人都没有回去过，有的回去很短时间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不太了解、或不太受影响于母国最近几十年的神学变化，母国自由派出版的大量书籍，他们也读的比较少。这是上帝很特别的保守。
有次国外一个牧师问我，“中国家庭教会为什么到现在，几乎都是保守派呢，都相信圣经绝对无误啊？在美国这样的基督徒很少”。我说，“这要感谢主啊，主要因为我们书读得少。我们读现代人写的书比较少，我们读的一般都是已归回天家很久的圣徒的书。你们读了太多还活着的人的书。所以我们的信仰比较坚固一点。”
可这班宣教士在1900年，大多殉道了。之后十年，出现了在华宣教士的大换血。差不多到1930年，在华宣教士的最高峰达到六千人。但这也是一次神学立场的大换血，一个重大的变化出现了，这六千宣教士里面，差不多有接近五千宣教士，都不再从事与福音工作直接相关的传福音、布道、植堂与牧养的事工。那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做医疗、教育、慈善和各种文化事业。这批新宣教士深受自由派神学影响，不太在乎基督代赎的“福音焦点”，而过于在乎信仰对社会的影响。他们基本上都是饶申布什这些现代派的信徒，持守很强烈的“社会福音”，就是把一切社会与文化工作，都视教会为上帝工作的使命，并强烈地追求社会与文化的成就。
他们来到中国有两个落差，如果你是当时的宣教士，你想自己来到中国会有什么感受？第一个感受是“啊呀，这里的人不认识耶稣，他们拜偶像”。马礼逊来华，在日记里向主祷告说：这个民族多么可怜啊，因为这个民族没有安息日。他们不知道在七日中有一日上帝所赐的安息。这是第一个感受。
但第二个感受也同等强烈，甚至可能更强烈，就是这里太穷了，太脏了，太野蛮了，太愚昧了，太专制了。在社会各层面跟母国之间的落差太大。所以很多宣教士就讲，耶稣在福音书中，第一是传福音给这些人，第二是怜悯这些人，大麻风得医治，瘸腿的行走。耶稣同时做怜悯的工作，和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这个民族太苦，太专制，太黑暗，太穷。于是就“动了慈心”，我们拿一块钱出来，就可以在这里买头牛，差距太大了。所以宣教士希望通过教育和医疗来做怜悯的工作。所以在传教早期，教育、医疗和布道，被宣教士称为“三位一体”的事工。
这么做错了吗？一开始并没有错。教会传福音给中国，也对中国社会充满怜悯。福音关乎基督代赎的焦点，福音也产生对社会的关切和参与。可是在世纪之交，随着自由派神学兴起，教会开始头重脚轻了，宣教的焦点失衡，宣教士们越来越把两个目标过多地捆绑在一起。社会参与和文化改变没有错，但将“福音焦点”从中剥离出去，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等于将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剥皮抽筋”。如果基督的代赎和人性的全然败坏，不再是一切社会行动的前提与焦点，那么，一切世俗的文化与思想潮流，就会轻易地裹挟教会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派（又称现代派）在20世纪前半叶，基本上都变成了左派人士（这正是理解1949年后三自爱国运动的一个关键）。
但在福音书中，疾病得医治从来不是福音的必然结果，也不是今生的普遍诉求，而是神的国大有能力地临到这个世界的兆头。但对越来越多的宣教士来说，他们的一个目标是想让中国人信主，让中国成为信耶稣的族群；第二个目标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文明的、民主的和自由的国家。换言之，他们同时传了两个福音，一个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是关于西方文明的福音（这正是理解五四之后的反宗教运动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们大量翻译西方著作，大量从事各种社会工作。这些方面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万国公报》是宣教士办的，对戊戌变法影响也很大，梁启超做过李提摩太的秘书。他们都是通过宣教士的介绍，才知道西方社会原来这么好，至于耶稣就另说了，但其他方面都这么好。他们通过宣教士了解这一切。甚至也是在宣教士的文章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
所以到20世纪之后，有一些保守的宣教士，还活着的19世纪的宣教士，他们就不断地给国内的母会、差会写信，大声地疾呼：“不要把受到现代派神学影响的人差到中国来！保护中国成为一个不受欧美潮流影响的、保守的基督教信仰的基地吧”。
但是，第一，没有办法，因为当时大家都受自由派影响，于是还是越来越多受自由派影响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第二，然而一百年后回头看，原来上帝真的听了他们的祷告和呼求，上帝的确保护了中国教会，使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基本上不受欧美自由派潮流影响的、保守的基督教信仰的基地。只不过，上帝有祂自己神恩独作的方式，有祂难以意料的雷霆手段。谁能料想上帝的作为呢。谁做过祂的谋士呢。就像保罗祈祷说，我要去罗马。但谁能想到上帝带他去罗马的方式，是捆绑和坐牢呢？
在中国，整个20世纪的基督教与19世纪的基督教有极大的差别。我们下次会继续讲，20世纪的前50年，如何在中国教会中清晰地形成了“两个基督教”，就是一个基要派的基督教，和一个自由派的基督教。这两条路线在1949年前就已经成形。这是我们理解1949年之后的中国教会，理解这60年来的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两条道路的关键背景。并不是单单因为政治压力才形成了家庭与三自之分。实际之前就已有清楚的脉络，甚至这脉络也不单单出于中国教会，而是整个全球教会都已出现了这样的区分。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中国教会历史中掌权，你也在中国世俗历史中掌权，因为万事互相效力，都是为神所用的。主啊，就像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很多事情，在当时不能察觉到你的慈爱，不能看到你奇妙的带领。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总能看见你在当中的眷顾，看见你的忍耐，甚至当你儿女悖逆时所受到来自你的击打跟管教，都从来是预备着下一次复兴和你伟大的拯救计划。所以我们为这一切感谢主，也求主带领我们这一门课程，带领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中的祷告，阅读，和思考。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