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晖 转载自：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
[摘要]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义和团杀的最多的是中国人
过去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反洋教”斗争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另有主因。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变法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干涉清朝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使馆与教堂，还是阻击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大约就是两百来人。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而按其他史料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数十万，但八国联军进京时他们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也没见因来不及逃走而大量遇难的案例。都说清廷卖国，可在这场灾难中，官兵为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却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遁去不知所终，或事后被搜捕杀害，或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未必。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那些大师兄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根本就不会一试？
请看当时的记载：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就说西什库教堂，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两个多月竟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也是真的。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冲不过去？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
官军与神团混乱互杀，罪魁是慈禧
纵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
山西巡抚毓贤，亲手杀害传教士及其家人数百人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
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也是“理性”得不得了。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我们的帝制本质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
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双方都干过。因此即便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双方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洋兵；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
这也不很公平。直接滥杀教民的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几乎没有一个。但反过来，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
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排斥现代文明和孔孟的“反西化”，终成文化灾难
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不过一出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联系到后来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被当作两大高潮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宪政法治与孔孟传统道德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庚子国难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但无论革命或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
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走向共和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都没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和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没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
辛亥时代和新文化时代对义和团的批判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对太平天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从反满兴汉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几乎没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人欣赏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没有兴趣追问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对“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文/秦晖）
原载“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tyzzz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