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也夫 转载自：网络
副部级乃至正部级的冠冕，对一个智者，是一种抬举吗?一个顶级大学的校长在社会上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时，应该自觉自己是代表一个系统出场的，矮化了自己就是矮化了这个系统。
校长的地位与意识
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中，应存在三个独立的系统：政治权力、经济生产、知识传承。古代社会不存在三者鼎足而立的情形，权力有打压其他两个系统的极大可能。但也不存在其他两个系统完全消融于权力系统的状态，非权力系统无此期望，惟力所不逮。在现代社会，我们既看到了权力令其他两系统彻底臣服的案例，也看到了三系统鼎足而立的情形。无疑，后者是平衡、稳定、损失小、可持续、发育充分的社会。
中央集权制曾出现于多个时空下。但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覆盖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发育最充分。中国权力形态的早熟和膨胀，导致其他两个系统难以充分发育。但限于前现代的技术力量，皇权难以覆盖到方方面面。乃至社会上有发达的商业交换系统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商人，也有不侍奉科举的书院和少许思想者独立的声音。
是挟持了现代技术力量的集权制导致了其他两个系统彻底融化在政治权力系统中。计划经济时代，经济与政治几乎合一。当政治经济的全权制结构导致国民经济走到尽头时，改革开放发生了。在这三十余年中，经济系统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和独立性。自然，还远不能与成熟的现代国家相比。当今无数大学毕业生对公务员趋之若鹜，证明官本位威力依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与利益的反映。与经济系统远不充分的独立性相比，教育系统尚相距甚远。教育、文化、传媒机构都还不允许民间自由进入，它要忠实地贯彻主导者的意志。
诸多表征都可以透视出大学卑微的性格。中国第一学府清华大学的百年庆典，要在人民大会堂而不是自己的校园举行。似乎大会堂的规格，领导的出席，才是学校的面子所在。那部纪念册，更是将清华校领导心目中政治家与学者的位置，如同水浒一百单八将一般清晰地呈现。清华大学校长这样认识“去行政化”：
“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比如政府部门需要学校里的人去当司长，或要调出一个副省长，这种情况下怎么跟现实中的用人制度相衔接?(中广网2010年3月8日)”
以下对比，或可透视出今天中国大学及其校长们的意识。
1922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作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翌年的“罗文干案”后蔡元培发表了《不合作宣言》：
《易传》说：“小人知进不知退。”……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1月21日)
再看另一位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1929年罗隆基因在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上发表《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论人权》而被捕，释放后继续撰文。1931年罗被光华大学解职。胡适在给陈布雷、并请转蒋介石的信中说：
此类负责任的文章，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以加以压迫。若政府不许人们用真姓名负责发表言论，则人民必走想匿名攻讦或阴谋叛乱之路上去。《新月》同仁志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附中的言论自由，故二年以来，虽不蒙党国当局所谅解，我们终不欲放弃此志。(转引自陈漱渝，2011，25)
1980年代王蒙访问苏联后写了一篇《访苏心潮》，其中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先是来了加盟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级领导人。自然了，部长同志都是气宇轩昂，够份儿，也够“派”的。这时光临了一个诗人，据说诗人的著作翻译成了五种语言(也不能算很多)。按行政工作此诗人本来隶属于部长同志手下。但名诗人一来，部长、副部长立即退居两侧侍候，甘做绿叶陪衬，由诗人作红花突出一番。诗人口若悬河、热情洋溢、挥洒啸傲、旁若无人。喝了两杯以后，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声疾呼地演说，尽情发挥，如入无人之境。部长并未以为是放肆，却只在宴会结束前起立发言半分钟，表示对诗人百忙中亲临主持宴会，为宴会增色的感谢。
从上述对比中，既可以看出人格上的差距——当然这不是学者单方面的差距，也有学者所生存的环境的成因。现今的校长是上级任命的。如果他们是当今名士，或许也会有蔡元培、胡适的尊严(当然这亦存疑)，但如果是名士还能被任命为校长吗?且这样一个任命机制，或曰一种“出身”，大约决定了这批校长们不可能有蔡、胡的性格。
除了“出身”，被任命者自身的内涵当然也至关重要。在头领面前能挺起腰杆，必有智者优势和社会影响力做支撑——其见识、学问、观点，都是政治家所没有，且能令后者受到教益。要求保留行政级别(如前述两位校长的言论)，说明了当今中国顶级大学校长的内涵和自信的程度。
另一方面，这种胸襟、格局和态度，也框定了他们在社会所能谋求到的地位。时下，北大、清华、人大的校长是什么行政级别?多半是副部级，充其量是正部级。一个副部级的干部，与总书记和总理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台阶。中国顶级大学的校长们不觉得以此种级别同国家领导人对话，过于卑微了吗?这样的级别，远不如没有。我们能够想象，蔡元培、胡适以副部级干部自居，同蒋介石对话，同各级官僚乃至商家打交道吗?副部级乃至正部级的冠冕，对一个智者，是一种抬举吗?这是地道的相对论问题。你是国家级的智者，那就是嘲弄。你是二流堂的文人，才会觉得被抬举了。当然，就是二流文化人也未必得意，因为他们可能忠实于自己的系统和逻辑。一个顶级大学的校长在社会上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时，应该自觉自己是代表一个系统出场的，矮化了自己就是矮化了这个系统。
教师在学校的地位
1952年，二战期间的盟军司令、后任美国总统、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一次会议上请哥大物理学家拉比教授(Isidor Isaac Rabi，1898-1988，194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演讲，艾校长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里，您能够获得如此重大的奖项，学校深以为荣”。拉比教授当即回敬：
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您才是学校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当代中国没有一位大学校长有艾克的威名和人格魅力，但就是面对我们的校长们，中国有多少教授能够淡然说出如此力度的话语。那是身份的自觉与守护。笔者汗颜者，中国的大学教授极少自主性。
我们的各级教育管理者建立了无数的规章，有些完全无效，有些令教师们只好被动地服从和执行，执行中损失和代价极其高昂。考试是一场博弈。考试的方式和内容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微调，不然考试内容就必然被考生们吃透，乃至教师们无法从考试中辨别良莠。但我们的考试方式和内容都是僵死的，长期不做改进。甚至有些选拔制度从起始就有问题，没有经过众多教师的讨论，也同样长久不变。
比如保研的方式。学校规定，按照各院系本科学生中各门功课中综合分数排名，决定保研资格。这一“指挥棒”必然驱赶着同学们伺候所有的课程，不敢凭兴趣大小以不同的强度对待各科目。这是非常坏的导向。
我以为，越是走向高学历，越不能靠分数来判断潜力。筛选社会学硕士生的最好办法是从其本科毕业论文判断。这一方式在判定学生潜力和引导学习方向两个方面都可望有积极的效果。但如果采用这一方式，将颠覆学校统一制定的保研制度。
首先，保研时间上将发生调整，要顺应论文完成的时间。更要害的是，我的方案或许适合社会学系的学生，几乎不可能适合所有院系的学生。也就是说，最佳的保研制度，应该是每个院系自主制定。
由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学校若干个一刀切的规章，远非最优，更抑制了院系的自主性和教师的创造力。院系领导的自主性很容易抑制，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官僚系统中的成员。官僚系统的逻辑是：听领导的话——升迁，他们的工作几乎就是服从条文。
当院系领导适应和臣服于校方的规章后，他们就成了地道的消极力量。教师最敏感地发现制度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仅仅面对院系领导，还可以努力沟通、说服。校方与教师的距离导致二者间很难对话。当面临校、系两级障碍，建议很难被采纳时，教师的改革热情必定难以为继。
如前所述，考试方式与内容必须不断调整，但是学校内部的权力结构导致了无法调整。于是，在保研制度上，我们蒙受了双重损失：选拔尺子的失灵，学习方向恶劣引导。这是微观的分析。
这案例的宏观启示是，各院系教学内容差异很大，学校越大，其一刀切的管理制度越发令多数院系的教学蒙受损失。同时学校规模越大，其官僚组织就越庞大，一个普通教师面对“巨兽”看不到改良规章的可能，于是犬儒主义在教师中弥漫。它与官僚组织的跋扈相辅相成，乃至学校内部的官僚组织彻底失去了制衡力量。失去制衡的一个案例及恶果便是高校新校区雨后毒蘑菇般涌现。乃至多数大学分裂成两个校区。
其后面的动力很好理解。这么大的工程订单，在多个环节上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其对学校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多数教师要在两个校区间奔波，时间成本高昂。教师在校区的停留减少，一分为二的校园扼杀了校园文化，大得出奇的新校园拢不住人气，这三重因素辐辏的恶劣后果直接作用于学生。这一败笔为什么能铺天盖地地挥写，是因为没有了制衡校方的力量。这举措分明直接伤害了教师的利益，他们也依然不去抵制。因为此前校内的权力结构，已经彻底地完成了教师们犬儒主义精神的内化。
走出这一恶性循环的出路是，打破校内的“一统”，给院系自主权。它意味着，院系领导由院系教授们自发产生，院系的规章由其教授们协商制定。院系的面貌取决于教授之日，便是犬儒主义蒸发之时。
大一统与单一化
行政化的一个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大一统”。大一统的政治结构统摄中国二千年，利弊得失殊难评估。如前所述，因技术能力的约束，古今的大一统是不好同日而语的。当代的大一统才是大一统政治之巅峰。因其巨大的代价所制约，巅峰之时距下降之日恐不遥远。地方的自主权是大一统面临的一号课题，虽至关重要，却非本文旨趣所在。本文论说的是，巅峰之际的大一统之下办学方式的单一以及代价。
中国历史上文化的繁荣首推春秋战国时代。而私学之勃发正值此时。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官师分离，典籍散落民间，“私门富于公门”，都是私学兴起的原因。而私学勃发与文化繁荣发生于同一时空，绝非偶然。以后大一统支配的漫长岁月中，再难见到春秋战国时代流变多样的士与学。服侍科举是绝大多数私塾的目标，它决定了学校特征的单一。虽书院之风不绝如缕，一则不成气候，二则书院的学生不乏日后转考科举者。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私学的勃发，竟是两千余年后的晚清民国之际。这时期的文化虽不能与春秋时代相比，亦堪称小阳春。如果不是日寇入侵，打乱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很难界定这次文化复兴的上限。
自1840年炮舰敲开中国大门，自1905年取缔科举的半个世纪中，由教会发端，民间开办的各种新学，已颇成气候。据第一部教育年鉴记载，1917年，全国公立大学3所，私立大学7所。1925年，全国私立大学中，经教育部批准立案的13所，经教育部同意试办的14所。1932年—1937年，各类私立大学占据高校总数的二分之一。
与私学勃发的事实相对应的是，民间办学的观念成为朝野的共识。1914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第一条就强调要“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能有起色也。”
北洋政府的指导思想是私学发展的重要原因。民办大学的开创者们更是深明时代的趋势与自己的位置。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返津复校，不得已由私立改为国立，依靠政府帮助。但无奈之下的张伯苓说：“南开大学现改为国立，期限十年，期满仍改私立。”官办、私办、教会办的大学、中学、小学、职业学校、女子学校，共同构成了民国时代极其多样化的教育机构。
江山易主后的第三年，即1952年，开始了学校整顿。从此，教会学校、私立学校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铲除了很多综合性大学，比如清华大学，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理工科大学。1990年代初期，高层刮起了“综合大学”风。无数学校合并成所谓“综合大学”。跨越四十年的两场运动——取缔与合并，内容貌似不同，其实没有带来一丁点的多样化。合并的综合大学只是一个名称，因地理的隔绝，并没有带来一个个多样化的校园文化。真实的合并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比如两校比邻，教师串场与学生旁听已频繁发生。两校认识到“一加一大于二”，遂发生合并。而上述的实践，完全是大一统自上而下的生硬逻辑。
小升初择校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改革在思路上完全不是难题。首先，政府在资金上帮助弱校改善硬件，完成各校硬件上的平等。接着，开始教师的轮转，每三年或五年，每个教师在本区内经抽签轮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样，家长和学生无从挑选，甘心就近入学，为择校而展开的竞争也就消减了。
思路不难，难在何处?掌权者不愿改，他们希望保留学校间的差异，这样他们的子女可以上好学校，可以帮助亲朋好友，可以寻租兼捞取人情。打开难题的一个思路是，办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必须平等。不然民众的怨恨会日益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我们消灭了私立学校，却没有建立社会公正的公心与胆量，于是不公正在公立学校蔓延。
很多乡村中不乏“复式”学校(因学校师生太少，不同年级的同学在一个教室中，由一个教师先后授课)。宏观地看，它与主流学校相对照，构成了一个特殊维度上的多样性。近些年，因城市化运动和计划生育政策所致，很多村庄学生数量锐减。教育部突发奇想，开始了撤点并校运动，即将生源减少的乡村学校撤掉，让该村的学生到镇或县城读书。这政策造成的后果，要么是增加了孩子往返的交通费用和时间，要么是孩子的母亲要放弃现在的工作到镇或县城去陪读。孩子稍大一些，也可能自己寄宿。不管是哪个方式，对学生的家庭来说都是成本高昂的。
这与义务教育的原则大相径庭，政策制定者公然悖逆法律，无视公民的切实利益。尤其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要素是家庭，家庭生活的第一要素是共同生活。这一政策造成了家庭成员的分离，或孩子与家庭分离，或母子与父亲的分离。据说，陪读导致很多家庭父母离异。没有超级胆量不敢制定这样的政策，因为这公然无视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要素。官僚何以有如此胆量，只因不受制衡。
教育大一统在我们可以想见的一切维度上，消灭多样，制造单一。其最突出、最触目的后果是千校一面。千校一面的特大的弊端有二。其一，它不可能完成社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期待。其二，失去了实验的机会和可能性。如果我们保留着公办、民办、大规模、小规模、超小规模、男校、女校、混校、综合大学、专科大学、各类职业学校，等等，即使不做刻意的实验，它们的实践天然地构成无数类型的实验。其各自的得失可相互借鉴。某一学校的失败，无伤大体，还可以警醒其他学校。若全部学校是一个模式，想开创新路就必须实验，而每一次小规模实验后的经验在全国付诸实践都是天大的挑战。其结果是，一个模式经久不变。最终成为活着的僵尸。简言之，大一统打造单一的标准，单一的标准直接、间接地导致激烈、恶性的竞争。
环顾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不是包容着无数类型的教育机构。大一统造就单一，单一带我们走上绝路，越走越狭窄。挣脱大一统是中国各领域共同面临的问题，教育能率先挣脱大一统最好，至少要认清天下大势，跟上其他领域争取自主权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