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言羽、杨建利 转载自：议报
刊登于《欧盟政治报告》
作者 言羽、杨建利
翻译：Lydia Li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突然过世引发了广泛的猜测：这或许是中国共产党（CCP）高层内部残酷权力斗争的结果。与此同时，人们通过怀念这位与习近平声音并不总是一致的前总理，表达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不满。实际上，在李克强作为习近平二把手的十年任期内，中国在政治、经济和人权等方面均经历了显著的倒退。他的政治遗产乏善可陈。人们对他的怀念主要聚焦在他在2020年的一次公开坦言——当时习近平正在吹嘘他的“扶贫”成就，李克强说，“中国仍有六亿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150美元）。”这种怀念体现了人民的一种普遍心态，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辉煌时代的落幕——在可预见的未来，相对低速的增长，有时甚至会被政治干预打断，将成为常态——人们可能不再对“以自由换面包”买账。
这种心态对中国政治生态会有重大影响。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几乎完全销蚀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然而，中共不仅很快稳住自己的执政地位，甚至通过三大支柱进一步对其强化：一是持续的专制控制，另外两个是天安门事件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经济的快速发展（绩效导向的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其中，经济的快速发展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因为民族主义的论述也高度依赖于经济的繁荣。
从经济快速增长获得的合法性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述：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引发的广泛恐惧和政治犬儒主义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特别是精英阶层）与CCP政权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交易：“以自由换面包”。直到不久前，尽管不断面临挑战，但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在上升轨道上，这一交易基本上在持续进行。
今天，这种默契交易正在瓦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因此正在受到侵蚀。回顾过去，习近平可能从他上任之初就意识到了经济下行的问题。2012年他上任时，中国经济已经显示出衰退的迹象。基于此，他大力宣扬民族主义，用“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口号来巩固他合法性的民族主义支柱来弥补经济表现的缺失。同时，出于更大的政治野心、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预防经济动荡引发的政治变局，习迅速实施了全面的政治管控措施。
2015年7月，中国经历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股市暴跌。对此，习抓捕了大量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以避免经济动荡导致的社会危机，这对公民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总共有300多名律师和活动人士在所谓的“709大抓捕”中被审问、拘留或正式逮捕（这个名称源自当年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的日期）。
出于对安全意识的执着，习近平不断加强中共对民族主义的利用，不仅用来镇压国内少数民族群体（民族主义的内部表现），还用来恐吓台湾、维护中国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南海）以及与美国竞争。2020年初COVID-19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助长了习的民族主义，并帮助他渡过了最初的风暴。到2021年中共建党一百周年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达到了新的高度，极端民族主义者自豪地宣称“东升西降”、“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
与此同时，习近平对民营公司（如蚂蚁集团和滴滴出行）和企业家（如马云和包凡）感到越来越不安，这些公司和企业家拥有巨大的经济资源，并且与官僚体系和国际社会有着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他将他们视为对自己政权的潜在威胁，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压制、控制和剥夺这些实体的能量。
疫情平息后，许多人期待经济困局会得以缓解，但这并没有实现，而习近平的全球野心已使全世界高度警惕。美国及其盟友在多个领域采取措施对抗和遏制中国，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境。在天安门事件后建立的基本支柱——即中国企业家和市场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而不必担心中共的粗暴恐吓或打压——现在岌岌可危，很明显，以“自由换面包的时代”已难以为继。
这对习近平的执政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对此非常清楚并试图应对。近几个月来，习致力于重建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他推出了多项市场扶持政策，但效果有限。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的政治路线已为人所熟知，难以再次获得国内外各方的信任。此外，习近平对自己帝王式统治地位的稳固性保持警觉，且趋于偏执，不敢放松内控外御。“反间谍运动”等举措加深了市场和企业家对政府的不信任。
也许习近平已经意识到，重建经济快速增长的“合法性”支柱是一个遥远且不确定的目标。他必须更多地依赖压迫和民族主义来维护其政权的安全。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强硬态度不仅未能取得成果，甚至适得其反。因此，习近平转而在国内强化民族主义。例如，6月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出台，旨在将爱国主义的定义法定化。8月份，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一场反间谍运动，9月份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了修订，将“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等行为定罪，这些都可以任意解释。这些民族主义政策为中共政府的政治压迫提供了方便的工具，因为异议很容易被指控为间谍活动或对中华民族感情的伤害。
尽管如此，习近平也无法消除不安感。他认为有必要消耗那些日益怀疑的中国民众的政治能量，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放弃个人自由就能带来繁荣和富裕。在这方面，他借鉴了毛泽东的策略，采用煽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法。习近平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揭发间谍和其他“不良分子”的运动，鼓励个人、企业、高校和公众相互检举揭发。最近，他还大力推崇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的“枫桥经验”，该经验主要是把对“阶级敌人”的司法惩罚转变为群众式的动员和斗争——本质上是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对立。习近平希望通过这种人民内部的相互监视和持续的个人危机感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然而，在个人魅力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相形见绌，这是习的另一个致命缺陷。加上缺乏基于成就和绩效的合法性，无论他如何试图凝聚人心，包括他自己的官僚团队，人们都无法像当年对待毛泽东那样对习近平充满信任和支持。今天的中国人民，包括官僚们，已不同于毛泽东时代，面对习近平和中共的压迫，他们选择了“躺平”。
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邓小平有一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 意想不到的是，中共几代领导人一直在摸那些石头，但中国非但没有过河，反而陷入了泥沼，找不到岸。对习近平而言，就是在烂泥潭里打转，没有方向。李克强的意外离世是否会引发求变的浪潮，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