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劳东燕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原文链接
劳东燕，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比较刑法。曾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耶鲁大学、日本名城大学访学。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中外法学」「政法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60篇；出版专著「刑法中的学派之争与问题研究」「罪行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刑法基础的理论展开」，另参与撰写著作及教材多部，译作若干部。
法律领域中，其实有颇多的专业可选。选择以刑法为业，自然有偶然的因素在内，但仔细想来，似乎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相比于私法所关注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我对公法领域中，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此种关系中涉及支配的问题。
所谓的支配，就是一方发出命令或是提出要求，让另一方按照命令或要求的内容去做。支配关系的背后，潜含的其实就是权力；支配的本质，就是权力的操控。其中的权力，不仅包括非法的暴力，也包括合法的暴力（比如国家的权力），以及其他的社会性权力。
由于刑法只涉及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中相对较窄的面向，老实说，我曾经认真地思考过，是不是要将自己的专业换为宪法学。
读博的最后一年，一度纠结于究竟是直接在国内找个教职，还是去德国拿一个国家法方向的博士学位。倘若当年选择的是去德国读博，我如今从事的专业应该是宪法学。
在支配关系的类型中，赤裸裸地通过暴力或威胁的支配关系，因为涉及非法暴力的行使，行为的好坏容易一眼就看出。
所以，这样的支配关系，只要一个社会还存在基本的秩序，一般不会成其为问题。
无论如何，法律会选择站在被支配者一方，宣布支配者的行为违法，从而扭转支配关系中的力量对比，让被支配者得以从被压制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然而，除了这种非法暴力的支配类型，还有一种支配关系，由于存在看起来正当的理由或是根据，受支配的一方，不仅在行动上选择服从对方，而且自己也认为有服从对方的义务或责任。
与赤裸裸的暴力支配不同，这种支配关系经过巧妙的包装，使得权力的操控被掩盖起来，有时甚至表现出温情脉脉的一面。
当然，动用各种隐秘的包装技术，本质上也不过是为了获得相对方的服从。
所不同的是，它基本上不是通过强制，而主要借助各式规训的技术，包括运用规范、纪律、社会观念、各类宣传甚至所谓的专业知识，训练你的身体，并驯服你的灵魂，让服从成为一种身体的习惯。这种支配关系的至高境界便是，个人在受到操控的同时，还认为这是自己在自由意志之下自愿做出的选择。
在后一类支配关系中，操控通常显得比较隐秘，甚至经常被打扮成自愿的样子，似乎服从乃是被支配者自愿选择的结果。可想而知，这样的支配关系，一般说来特别容易被滥用。
其中之一的滥用形式，就是以爱的名义来进行。
由于权力的操控为玫瑰花的美丽所装饰，人们往往对它缺乏必要的警惕，以致自己落入陷阱之中也不自知。以爱的名义进行操控，在亲子关系中并不少见，两性关系则是更为典型的事例。
我记得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好的感情才谈女权，好的感情只谈爱”。
其中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
如果听从自己的内心，我们会发现，真爱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他/她付出生命，付出所有，愿意为他/她变得更加美好，做好自己的事情，支持他/她去实现梦想。如此说来，一个深爱你的男人怎舍得你受委屈？一个深爱你的女人怎不愿意为你生儿育女，洗衣煮饭？……当你的家人跟你谈权利和义务，或者整个国家都在谈论权利和义务的时候，说明了你的家人不爱你，整个国家都缺爱，这才是需要警惕的。
这段话表面看起来无懈可击：
在爱的名义之下，个人的权利算什么，尊严算什么，甚至于生命又算什么，都是可以毫无保留地交给对方的。
问题在于，一个深爱你的男人，怎么可能让你成为生育机器，以爱的名义，让你甚至差一点付出生命的代价，目的只是为了他家的传宗接代？这是我在看《生门2》时产生的疑问。
《生门2》中讲到一名产妇，在经历两次剖腹产而已育有两女的情况下，冒巨大的生命危险生育第三胎，目的就是想要一个儿子。结果不幸产后大出血，人体4000cc的血液，流失3000cc；最后，一条命虽得以捡回，但手术切除了整个子宫。说句实话，看到这样的女性，身为同性，我感到无话可说。
这究竟是一种无私，还是一种愚蠢？从她的丈夫与儿子的角度来看，似乎这是一种巨大的无私：连生命都可以为对方付出，这样的爱多么值得感动，这不是无私又是什么呢？然而，为了给丈夫生个儿子，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完全不考虑年幼的两个女儿以及年迈的父母，这能算是一种无私吗？
我特别地想问这样的女性一句，难道你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给夫家传宗接代？
拜托，不要再沉迷于自我臆想的无私之中了。试问，动物界有哪一种动物，置已有的雌性幼小动物于不顾，不惜以命相博，就只是为了给对方留下雄性的后代？这根本不是伟大，不是无私，而是愚蠢，好不好？
可能有人会说，人各有自己的选择，不应当对别人自愿做出的选择说三道四。问题在于，这样的选择真的是个人自由意志决定的结果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这样的自愿牺牲，分明是外在强制内在化的产物，根本无法从生物性上的母性来进行解释。
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大学有一篇博士论文，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女性更加墨守成规。这样的结论在政治上可能不正确，但就我所见，女性的确似乎更容易接受既有的秩序安排，更愿意守护社会的陈规陋习。
不只是在生育的问题上，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得颇为明显。可以说，很大一部分女性，真的就是男权社会的坚定的捍卫者。她们非常习惯于从维护男权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处心积虑地想要替现有的秩序，来规训那些不够驯服的女性。有时，甚至可能因此而对同性表现出巨大的敌意。
据说日本女性对于职场上成功的单身女性就特别地不屑，认为后者就是人生的loser（失败者）。这样的观念在我国也有相当的市场。所以，才会在采访成功的单身职业女性时，动不动就要问对方，没有选择结婚或是没有生孩子，是不是代表着作为女性的人生不够圆满。
其实，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呢？更何况，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怎么就想当然地料定，选择单身就是别人的人生遗憾呢？
不可否认，比较常见的现象是，职业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功，往往需要以放弃婚姻或是生育为代价。只能说，现有的制度与秩序的安排，无论中外，多多少少都是有利于男性的。
婚姻制度便是如此。
婚姻对于大多数的男性而言，绝对是利大于弊的选择。而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则基本上是给自己找了一位需要终身服侍与照顾的主子或是孩子。
中国高等院校中女生的比例不断攀升，很多院系中占据的人数已超过一半，甚至三分之二。但同时，职场上女性的比例却日益降低，导致中国在男女平等方面的世界排名连年下跌。
两相对照，就会发现，随着养育负担的增加，很多家庭都选择让女性退出职场，承担起孩子教养的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的任务。“丧偶式育儿”概念的流行，也表明这样的现象正日益变得常见。
时下流行的各式育儿专家，所鼓吹的那一套所谓专业育儿知识，大多正是用来帮着规训女性的，让女性心甘情愿地在养育孩子上承担更多。之前看到一篇关于孩子性意识的文章，其中讲到三岁的孩子就会有性意识。文章因而建议，家里的女孩在三岁之后，就不要让爸爸帮着洗澡了。
我当时就在想，如果生养的是男孩，三岁之后是不是也不应该由妈妈帮着洗澡呢？按其中的逻辑，应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文章对此却不置一词。于是乎，按照专业育儿的知识，不管生养的是女孩还是男孩，帮孩子洗澡的任务，总之应该由妈妈一力来承担。
受过高等教育，并不意味着，就有能力成为具有独立思考与判断力的女性。
实际上，在爱的名义之下，很多女性都特别容易放弃自己，并为自己的放弃找出各式的宽慰理由，常见的理由当然是为了孩子。
比如，动不动以孩子的成长需要妈妈的陪伴为由，放弃职场而完全回归家庭。问题在于，孩子的成长难道就不需要爸爸的陪伴吗？倘若退出职场的选择真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基于社会压力或外在压制的内在化，怎么不见（至少是极为罕见）有以陪伴孩子为由而选择当全职主夫的呢？
相当残酷的现实是，女性放弃自己的成长而回归家庭，往往换不来家人的认可。
相反，无论在养育孩子与家务上有多大的付出，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就足以成为被轻视的理由。更为残酷的是，在婚姻遭遇暗礁时，回归家庭的女性往往会面临悲惨的境遇。
首先，家庭中最重要的财产房子，如果在登记时没有写上女方的名字，基本上就不要指望分得房产。其次，如果全职在家还不掌握家庭的收入情况，离婚时会因为无法提出相应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家庭的其他财产也不见得能分到一半。最后，女方悉心看护的孩子，但凡对方想要争夺抚养权，多半会因自己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所以，以爱的名义，不谈权利与义务，不守住本应该坚守的界线，对于女性而言，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
身在法律界，相比于其他行业，我的确更多地见识到人性的凉薄，也因此对人性没有什么信心。
动辄谈爱与付出，而回避权利与义务的问题，终究有一天会体会到，什么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以爱的名义进行操控，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中也经常存在。
国家本身只是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现实的存在。所以，国家不可能有自己的目的，它应当以民众的福利作为自己的全部诉求。
由于民众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所组成，相应地，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公民都尽可能地过上自由而幸福的生活。
除了特定的危机时刻，动不动以爱国为由，要求民众做出牺牲的国家，其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必定不太正常。国家是用来保护个人的，不是用来让民众不断地、无限度地做出牺牲的。
据说日本NHK电视台在街头采访日本民众，“你愿意为国而死吗？”几乎所有被采访的年轻人都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要人家为它而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
我对日本文化并无太大的好感，总觉得精致有余而格局不足。
但是，如果这个信息属实的话，不得不说，二战之后的日本社会，的确是有巨大的进步。至少是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比我们这个社会的年轻人，更具见识，也更为理性。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不等于国家，政府只是受委托代表人民来对社会进行管理的组织。所以，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彼此之间的利益既有相一致的地方，也必定存在尖锐的冲突之处。
三者之间，涉及的首先应当是权利义务的关系，而不是爱的关系或者监护关系。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承担的都不是家庭中大家长的角色；公职人员，当然也就不是所谓的父母官。动辄以爱的名义来定义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多少有混水摸鱼之嫌。
在一个共和国里，既然民众才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只是受托人，政府自然需要受到民众的监督，需要防止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私利。
政府对外是国家与民众的代言人，但未必能够忠诚地履行受托人的角色，而完全有可能将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国家与民众的整体利益之上。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国家需要出台一套公法体系，来防止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违背委托关系与忠诚义务的根源所在。
所以，不是有国才有家，而是有家才有国，不应当颠倒其间的关系。在强调个人应当爱国之前，需要先行追问两个问题：第一，国家是不是已经合格地履行了应当履行的保护义务；第二，国家是不是热爱自己的民众。由于国家并不是一个实体，保护义务的履行，以及国家是否热爱民众，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为来体现。
这意味着，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理应先谈论权利与义务，再来谈爱与付出的问题。权利义务是底线，爱与付出则是底线之上进一步的伦理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片面地强调个人应当爱国，一味地强调单方面的爱与付出，并不符合现代政治的基本伦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若是动不动将民众的利益当作可以随时牺牲的代价，有什么理由反过来要求民众的热爱呢？
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不谈权利与义务而只谈爱与付出，由于缺乏基本的界线感，颠倒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往往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以爱的名义进行操控，在历史上，在各个社会中，都并不罕见。
无论是在两性关系中，还是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这样的一种操控，表面上谈的是爱，骨子里仍然是一种不正当的支配关系：爱成为操控与获得服从的技术，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自我牺牲。
让人悲哀的是，以爱的名义而受到操控的人，自己还往往沉醉在莫名其妙的骄傲感与自豪感之中。甚至于，倘若有人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直率地指出操控或是奴役的实质，还可能引发他们无名的怒火，遭群起而攻之。
可以说，他们非常接近于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不仅对自己所处的状况心满意足，有的甚至还着想周全，反过来体谅赵太爷们的不易。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容忍无底线的美德。
同时，虽说自己也是被操控被压制的一方，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站在赵太爷们的立场来看待与考虑问题。
所以，但凡看到有别的人竟然不能容忍而发表异议，或者甚至想愤而反抗既有的秩序，便忍不住要跳出来帮腔，帮着指责与辱骂心有不甘的人们。
当然，具备容忍无底线的美德，并不妨碍他们同时拥有欺善怕恶的品格。就像阿Q那样，若是遇到合适的对象，他们才不会放弃欺辱他人的机会。
由于有精神胜利法的武器，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够苟且地活着，自由算什么东西，尊严又有什么不可放弃的。在他们的眼里，自由与尊严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用；所以，当然无法理解为自由与尊严而愤起反抗的人，只会觉得后者可恶而愚蠢。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这一群体无疑表现出明显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在不断地遭受外在的压制与规训之后，为了避免心理上的巨大痛苦，而自觉地驯化自己，最终导致外在奴役的内在化。
1918年德国的征兵海报：“你的祖国（Vaterland）在危难中，来报名参军吧！”
无论是两性的关系，还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说到底，想要使之趋于良性发展的态势，都不是通过其中一方的无限容忍，甚至以爱的名义进行自我奴役，而能够得以实现的。
这样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男女平等，也难以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缺乏基本界线的爱与付出，换来的只可能是日益畸形的关系。
在这样的关系中，只有愚弄与操控，而缺乏基本的尊重。
指望通过无底线的忍让，来让强势者有一天良心发现，做出相应的改变，注定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法改变被支配者的糟糕境遇，反而可能会使强势者更加地不可一世，甚至以主人自居，而把对方视为奴仆。
在缺乏正当根据的支配关系中，对于弱势的一方而言，无疑只有团结起来积极地进行抗争。像耶林所说的那样，为权利而斗争，才有改善自己境遇的可能。
所以，无论是两性关系，还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还是先谈权利与义务，再来谈爱与付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