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波、叶诚尘
日前，福州弑母案的嫌疑人吴谢宇、重庆姐弟坠亡案的嫌疑人张波、叶诚尘同日被执行死刑。这两件轰动一时的案子终于落幕，然而相关的争议仍远未平息。
提到这几个凶手，网上的舆论常常将之称作“恶魔”，造成如此人伦惨剧，可见其内心残忍无比，而之所以做下这样的大案，只是出于极端的个人私利——许多帖子都骂他们是“精致利己主义者”。
像这样的解释确实很吸引人，因为它为急于了解真相的公众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然而，这个思路其实是循环论证的：“坏人之所以干下坏事，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坏人。”
更不幸的是，这会阻碍人们对这些案件的社会成因进行深入反思，何必呢？既然这只是偏离社会规范的极端个案，那么对公众来说，需要做的只是提高个人防范意识，在人群中预先识别出这样的坏人，免得自己下次遇到倒霉，不然还能怎样？当然，这些害群之马一旦暴露，就要将他们坚决清除出去。
根据《社会性动物》一书的观点，这种“人格倾向论”其实是有问题的：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人们倾向于通过赋予过错者某种性格特质来解释其令人厌恶的行为，比如“精神病”、“虐待狂”或“邪恶之人”。大多数人，会在无意之中自发地这样去做，通过这种方式对各类信息加以组织和分类，从而获得对事件的控制感。
这种有关人类行为的人格倾向论基于以下假设：做出疯狂举动的人一定拥有某种疯狂的人格，做出愚蠢事情的人一定是愚蠢的，只有邪恶的人才会做出邪恶的事情，做好事的人一定是善良的，诸如此类。
这样的思考方式颇能迎合人们的想法，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些做坏事的坏人和我们这些“好人”区分开来。当我们想到令人厌恶的行为时，这种想法给我们以安慰——因为，作为好人，我们绝不会那样去做。
书中更进一步指出：“人格倾向论会令我们自以为是，按照这种假设，我们在外部压力下是无懈可击的——而事实上外部压力往往会导致我们做出愚蠢、疯狂或残忍的举动。
这种假设使得人们不再关注环境的改善，而是狭隘地去关注人格。
不仅如此，值得补充的是，这种思维倾向很容易让人倒向“有罪推定”，理由很简单：“坏人”和“好人”不一样，如果被认定为坏人，那么怀疑坏事是他干的，又有什么不对？如果还有什么蛛丝马迹能印证这种怀疑，那这就是板上钉钉了。
被执行死刑的吴谢宇
不管这些人怎么可恨，有一点是事实：他们在犯案之前，没有前科，像吴谢宇甚至看不出一点“心术不正”的迹象——别说我们了，连最了解他的母亲岂不都毫无察觉？在犯事之前，他们看着可也不像是“坏人”，那又有谁知道我们周围那些平日里很正常的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要说“残忍”，那也是个笼统的说法，在不同的事件中可能相去甚远。张波、叶诚尘的残忍，本质特征是“无情”：对张波的两个孩子，他们看起来毫无共情能力，仿佛他们需要新生活，旧家具就要统统扔掉。然而对吴谢宇来说，他对母亲则有着极深又极复杂矛盾的感情，恰在另一个极端，他的残忍，是意识不到母亲乃是和自己不同的另一个人。
不过有一点，是他们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在试图摆脱一段亲密关系时，都采取了最极端的手段。世人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下如此狠手，是因为我们普通人都受到了一系列制约：“虎毒不食子”的文化心理；弑母的重罪当然更为社会所不容；更不用说，“杀人偿命”的铁律和法律的惩罚手段。然而，所有这些，在他们这里都失效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制约在他们这里是怎么在心理上被突破的？
这是单纯的“生性残忍”无法解释的，因为就算残酷无情的人，也未必愚蠢，如果明知事发后自己也会被处以死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以吴谢宇来说，弑母之后固然花天酒地了一阵，但就算没被抓到，自己的人生也肯定是毁了，难道这么简单的现实他都预见不到吗？
顺着这个逻辑想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关键点：
这些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极端举动，是因为他们在处理矛盾冲突时，想不出别的办法，而把杀人看作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张波与前妻已经协议离婚，女儿归前妻，儿子归他，但叶诚尘仍一再说无法接受他有孩子，逼迫他“处理”掉。也就是说，哪怕孩子送人，她都不能接受，因为她要的是对方绝对属于自己，仿佛人生重启，之前的全部清空。这显然是蛮横的无理要求，问题是张波竟然无条件答应了。
吴谢宇弑母的动机虽然复杂隐蔽得多，但至少从事后来看，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想要摆脱母子的粘缠关系，至少有不止一条路可走，然而他却选择了最具毁灭性的弑母一途。
也就是说，这些人在面临问题时，反应模式都很僵化，不会理性权衡不同方案的利弊，甚至想不出替代方案，却选择了最高风险的零和博弈。换言之，在他们心目中，很多事都具有绝对属性：要么全有，要么全无（all or nothing）。他们不接受妥协、理性计算利弊，而孤注一掷赌一把。
像这种心态，可不只是他们才有，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甚至是许多人解决矛盾时的典型处理方式。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同情这些犯下罪行的人，他们理应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我想说的是：仅仅把他们视为异类和“坏人”，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法律的震慑和严厉打击当然是必要的，但我想，从社会层面来说，要降低这类事件，除了“堵”，还需要“疏”：让所有人明确自己行为可能遭受的后果，不抱侥幸心理之余，也得让他们知道，解决问题完全可以有代价更小、更理性的替代选择，没必要采取那种极端做法。
当然，要杜绝或许不可能，但我相信，社会条件的改善才是根本。想想看，所有前现代社会几乎都是暴力泛滥的，而我们之所以能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法治的逐步完善，使得现代人开始理性地意识到，用暴力去达成目标是得不偿失的，完全可以有其它和平手段可以选择。也只有这样，才有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