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富贤 转载自：自由亚洲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该词成为李强总理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灵魂。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一项计划，一方面旨在解决老龄化和房地产泡沫导致的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国内外对于美国主导的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可能阻碍中国增长的担忧。
新质生产力的天花板和螺蛳壳
通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以对冲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对经济的拖累，这是一种本能反应，日本、德国如此，台湾、韩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日本、德国、台湾、韩国的效果并不好，生产效率并未提高，创新力反而下降，因为人口是经济和创新的主体。
老龄化通过改变人们的体力、激素（睾酮、雌激素、肾上腺素、5-羟色胺、多巴胺、肾上腺素等）水平、心理（欲望、激情、雄心）和行为来影响生产、消费、创新，从而降低经济活力。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青年比例的下降，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下降。
当然，人口并非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如果“养生”不当，人群的预期寿命只有七十多岁；如果“养生”得当，预期寿命可达八九十岁，但活过百岁的概率仍然很低。比如同样面临老龄化危机，日本、德国比希腊、葡萄牙做的好，但仍然不能遏止老龄化导致的经济下行。日本、德国、台湾、韩国在汽车、化工、半导体、造船等产业取得一些创新，但在世界新兴产业的份额依然在不断下降。因此，中国政府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有一定空间的，在新能源、电动车以及其他一些方面会取得一些成就，但由于面临老龄化这一天花板，因此不能期望太高。
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还面临另一个障碍，就是过分担忧政治安全。它不希望创新削弱党的控制，研究选项和经费分配都由政府牢牢掌控，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也受到严格控制。私人企业的创新效率高，国有企业则相反。但中国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创新心怀戒备，希望创新由国有企业主导，通过对这些公司的补贴来实现，金融错配。这种“党主创新”无异于“螺蛳壳里做道场”。中国政府除非有足够的政治勇气转向“全民创新”，才可能在创新上有所突破。
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矛盾
日本、台湾、韩国试图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却破坏了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平衡。
1992年日本爆发的经济危机本质是人口危机，因为当时日本所有的人口参数都开始比美国差。为了替代消失的“人口红利”，日本政府本能地发展高等教育以开发“人才红利”。日本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0%提高到1999年的47%、现在的62%。教育的延长既增加了父母的养育成本（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又挤压了年轻人宝贵的婚育时间。日本的男、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92年的28.4岁、26.0岁推迟到2022年的31.1岁、29.7岁，生育率从1992年的1.50降至2023年的1.20。
但是日本的“人才红利”未能阻止经济的“日薄西山”和制造业的“日暮途穷”。从1994年到2022年，日本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7.9%降至4.2%，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从20.7%降至4.2%，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1.7%降至3.7%。
韩国、台湾在开发“人才红利”上比日本走的更远。台湾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0%提高到2000年的56%（中国大陆2021年水平）、2022年的89%（女性为93%）。从1990年到2022年，台湾的男、女初婚年龄从29.0岁、25.8岁推迟到32.6岁、30.7岁，生育率从1.81降至0.87。台湾的经济占全球比例已经开始下降。
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8%提高到2000年的75%，在2007年开始徘徊在100%。从1992年到2023年，韩国的男、女初婚年龄从28.5岁、25.6岁推迟到34.0岁、31.5岁（女性初育年龄超过33岁），生育率从1.76降至0.72。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全球最高，初婚年龄是全球最晚，生育率也因此是全球最低，韩国将面临人类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危机。但是韩国却并没有收获到“人才红利”，其四大支柱产业（造船、屏幕、存储芯片、汽车）都已颓势毕露，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2015年的4.2%降至2022年的3.4%，又没有涌现出新的支柱产业，今后的经济前景非常暗淡。
2023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0%，与日本相当。独生子女父母有强烈的望子成龙的愿望，大学有破产的压力，加上政府“人才红利”政策的火上浇油，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步台湾、韩国的后尘继续狂飙，出生数也将暴跌。
新质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关系的矛盾
生产力是指社会成员共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生产关系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生产过程的组织与分工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三个方面。
中国政府以为经济下行是生产力出了问题，因此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实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关系出了问题：经济上“国进民退”，分配上“强政府、弱家庭”。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而国际社会占60-70%。中国如此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导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7%，而国际社会占50-60%。由于内需不足，中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就业和经济高度依赖出口。
如果中国盲目发展“新质生产力”，却不改善生产关系，那么将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加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平衡，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性。这必然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制，导致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化。
结论：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面临老龄化这个天花板和“党主创新”这一螺蛳壳，不能抱望太高。盲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人口雪崩，需要非常慎重。如果不解决“国进民退”和“强政府、弱家庭”这两大生产关系的顽疾，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会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