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菁 转载自：大纪元
中共篡政之后发动的全国范围的土改运动被大多数人所熟知，然而，1947年中共在其占领区内发动的一轮同样暴力、血腥的土改运动却很少被提及。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投降，中共在积极同国民党争夺权力，为了拉拢农民支持共产党，又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所谓土地革命口号，并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发布新的指令，导致这场运动日益惨烈和残暴。刊载于《社会科学》的文章《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土改中的一些史料。
不可宣传的“五四指示”和用以宣传的“土地赎买”政策
中共早期建立局部农村苏维埃政权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革命运动，当中共在抗日战争时不得不龟缩于陕北，在北方地区进行所谓的游击战时，鉴于当时形势所限，对其占领区内只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日本投降后，中共又进一步在其占领区开展“反奸、清算”运动，随着运动的日渐深入，有些地区随之出现了要求瓜分地主土地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被称为“五四指示”的《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确定了“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策略，并要求对中农、富农、抗属、军属、中小地主、工商地主、知识分子、开明士绅等要给予照顾，包括对逃亡回乡的地主要给以生活出路等。
尽管“五四指示”明确了要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却仍被认为是这次土改运动中较为温和的一个文件。但当时毛泽东却不愿意宣传这个文件内容，他强调，“暂时不讲耕者有其田”，宣传上“不要谈土地革命等”。
为什么不能宣传呢？是因为当时形势下，中共正在利用民主制度来将国民政府的军，必须争取获得更多国内中间派和国际方面的支持，所以像“耕者有其田”、“土地革命”这种会暴露中共真实意图的策略就只能先隐瞒起来。刘少奇说：“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因此，在存在外部监督的情况下，中共不敢进行公开宣传。
但另一方面，中共又需要用土地来拉拢农民，保证自身的生存。在“五四指示”的补充文件《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中提到，“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占有四分之三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解放区（中共占领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不觉疲倦”。
同时在毛泽东看来，土改是中国革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这个“一切工作”自然就是最终夺取政权。
一方面不能公开宣传，一方面又需要尽快实施，中共苦于没有一个两全之策。中共中央7月19日发电给各中央局称：“为了公开宣布我们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中央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即准备根据孙中山的照价收买的办法。
找到了这样一种可以宣传的办法，中共立即要求在重庆的周恩来去向民盟等中间派人士宣传，以缓和他们对之前各地土改运动中一些激烈过火的现象的批评。
中共还在陕北边区对这种征购土地的方式进行了试点工作，似乎颇有成果。当年的12月24日，新华社发电专门介绍了贺家川村进行政府征购和平赎买地主土地，再由政府银行资助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的成功经验。
但在其他地区，征购土地的政策却受到质疑，如晋冀鲁豫中央局称，“我区土地问题是采取直接的、平均分配的办法解决……清算就是分配土地，这在地主及农民中间均已认为合法合理。”这说明，对于从“打土豪、分田地”起家，仅用暴力斗争手段就可轻而易举夺取地主土地的中共干部而言，征购赎买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太复杂太麻烦了。
1946年12月，毛泽东派康生、陈伯达率队去农村蹲点考察土地公债征购的可行性。行前，刘少奇专门找他们谈话强调：“土地公债是一个由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运动做好，必须要成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也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必须用群众斗争力量与地主阶级完全撕破脸，来取得土地。”
对此，康生、陈伯达心领神会。毛泽东所宣传的土地公债征购，绝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农民用钱向地主买地，而是在中共对外宣传这种方案的同时，在实施中却要通过让群众与地主阶级“撕破脸”进行斗争来实现。至于如何做，那就是康生等人此行的任务，要做出一个典型来。
康生等果然完成了这项任务，找到了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新方法。那就是通过诉苦会让农民跟地主清算。他举例说，某村的一个干部苦恼于用清算的办法只能让大地主主动献地或被清算光，而小地主却很难被搞光。康生给他出主意说，“你购一下不就光了？又算又献又购，哪个地主还不光！”两者结合起来，从下而上清算，从上而下征购，这样两面夹击，哪个地主还不死！
可见中共的征购赎买政策就是一个权宜之计，一个骗人的谎言，及至胡宗南部1947年3月攻占陕北后，中共就再也不提征购赎买政策了。
康生在郝家坡村土改中总结的经验
1947年2月康生与陈伯达又被委派到晋绥地区帮助土改工作。康生蹲点的蔡家崖郝家坡村，已经进行过土改，地主人均土地为近8亩，而贫雇农土地也已经达到近6亩，全村无地户几乎没有了，土地已经几乎平均了。
但康生认为这样不行，因为这种土地的转移太和平，他认为，对于地主“我们不但要从经济上把他打垮，而且要从政治上打垮他”。他要求重新划分阶级，并对地主挖底财，而最重要的，是要让农民跟地主撕破脸。
为了煽动农民跟地主撕破脸，康生在郝家坡参加完第一次批斗会后，就批评该村对地主太客气了，革命的不彻底。经过连夜对骨干分子进行教育和布置。第二天再开批斗会时，骨干分子就强行把地主们赶到太阳晒不到的角落里。诉苦开始后，农民刘成保说曾遭地主刘荣昌诬陷，还让他磕头，今天他也要让刘荣昌给自己磕头。几个年轻人便连吼带叫把刘荣昌拽到主席台前，强迫他跪在摔碎的瓦渣上给刘成保磕头。
旺保娘诉说因刘荣昌告密，当年旺保爹被作为红军探子遭枪杀，人们开始大喊：“让他偿命！”“打狗日的！剥了他的皮！……”一时间，农民们打刘耳光的，用鞋子抽刘嘴巴的，舀来大粪浇到刘头上的，纷纷闹了起来。妇女们也剥下地主婆身上的衣服，给穿烂衣服的人换上。一时间，男人打地主，女人打地主婆，小孩打“小地主”。就这样，在中共的煽动之下，农民和地主彻底撕破脸了。
而康生准备操作的重划阶级成分就是无中生有再树阶级敌人的过程。其实之前在附近的后木栏杆村已经有了先例，该村也是因土地早已平分，找不出地主，工作队就创造出一个重划成分的办法，就是查三代、查祖坟。结果出身贫穷的村长兼党支书张守万家的祖坟里被发现有三块石碑，就被认定他祖上是地主，撤职、撤党籍之外，还拉出来批斗，就这样该村重划出了4户地主、4户破产地主和4户富农。而被定成恶霸的张守贤、张守进兄弟俩，在批斗会后被当场杀死示众，全家扫地出门。晋绥分局对此做法进行了肯定，也作为经验向康生进行了介绍。
康生还一直强调要挖地主的底财，用分地主隐藏财产的方式再次鼓动农民斗地主。他说：“必须把地主埋在窖子里的土地拿出来，农民是非要底财不可的，农民要底财，我们坚决赞成。农民不要底财，我们要引导农民去要”。“地主总是舍命不舍财的，逼起底财来就要死人”，“地主自杀我们是不怕的”。
康生在郝家坡的撕破脸、重划阶级和挖底财的土改经验对整个晋绥地区乃至整个中共占领区的土改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晋绥地区也成为此次土改运动中乱打乱杀最为严重的地区。
刘少奇的土改讲话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加持让暴力愈演愈烈
1947年4月30日，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议上做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要求要彻底消灭地主，对地主扫地出门、杀地主、走群众路线。
他说“太行经验证明，消灭地主剥削一定要彻底，他们叫作让地主扫地出门，土地财产一切搞干净”；“地主反攻，他杀我100人，我就杀他1000人，消灭他们。不杀则不杀，杀就要杀干净，杀他全家”；“一定要把地主打垮了，然后恩赐他一份，他才会感恩”。
同时他特别指示各地说：“望你们翻印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给所有干部阅读。”因为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不能反对农民的种种过火行为。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为农民痞子运动唱赞歌的，要允许贫苦农民能“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为所欲为”，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故“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与之比较，很多地区的土改斗争似乎仍嫌不够激烈，因此多地对地主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放手杀人、扫地出门、挖浮财底财等等暴力事件频出，很多地区地主和农民出现大量逃亡现象。
冀晋区被杀者就多达4000多人，平山县3天就打死100多人，不到一个月死了几百人；华东局商河县打死1000多人；惠民县“每会必斗，每斗必打，每打必死，以打死人多为坚决”；山东7至8月杀了3万多人；太行地区有的村120户中20户被斗争，80户被当狗腿子敲，有的村群众真正同意杀的只有2人，却杀了30多人，一些县地主自杀的和被打死的一般多。
华东局黄县指挥各村工作队在同一时间封了地主富农的门，将其全家人“扫地出门”；冀东区普遍开完批斗会后，将被批斗者打得头破血流，甚至置之死地。并对地主的房屋院舍都要挖地二三尺深；晋绥区提出挖底财不能动摇，地主死了也要挖。
运动过程中多地进行了重划阶级，其结果就是大批中农，甚至是新中农（以前的贫农），都被划成了地主或富农，如晋绥各县被划成地主、富农的比例最少达到16%，多则超过了27%；五寨县东秀庄重划后，地主从1户增至19户，富农从2户增至10户；木庵康宁村200多户，地富从5户增至90多户。李家口村118户，地富从10户增至53户。
晋西北三井镇有一户中农又被定为富农后，父子6人中有2人被打死，3人被逼自杀，家产被没收一空。还有一个儿子是在八路军某区任政委，得讯后赶回，“亦愤而自杀”。
河南汤阴数千农民在土改工作团的组织下，进城对数十个工商地主召开批斗大会，当场枪毙7人，并抄没地契、衣物和其他财产无数；东北双城放手让农民夺取浮财，于是“四乡农民结队成群手执扎枪，进城起运浮物，每天总有几百辆大车从四门涌进涌出”，“全县卷入这个斗争的村屯达70%以上，取出浮物底财总值共约20万万零500万元”。
在这种乱打乱杀、乱搬乱抢、扫地出门的乱象中，很多地区出现了百姓大批逃亡现象，有的地区整村整村的人逃往国民党占领区，冀察热辽分局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成了无人区；太行地区有的村80%的人口逃亡，一般村都在30%、40%左右；山东仅胶济四五个县，就有10万多人逃亡，这些逃亡的地主和农民组成武装还乡团，在淮北、昌南、平度、莱阳等地杀死共党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16177人。
刘少奇得知晋察冀按照他4月30日讲话精神，闹出大批人命的情况后，也意识到自己的讲话内容不妥，因而要求把他的这次讲话记录销毁。但他随后向中央汇报，说原因是党员及干部队伍不纯造成的。
土地会议号召贫雇农夺权造反引发整党杀人狂潮
7月17日，中共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西柏坡村召开。面对各地代表就当前土改中所关注的问题，如阶级成分如何划分、杀人权问题如何解决等，大会却并未给出明确具体的办法和严格规定。
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要求土地“统一平均分配”，并明确“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等，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刘少奇8月21日做了大会的正式报告。在当时一片乱打乱杀的土改乱象中，他却讲：“今天党内斗争的任务，反右是主要的”；“现在农民起来了，要放手让农民去做”；“杀他几千几万地主有什么不好？”
对于贫农团、农会夺权，他说：“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造……脱离群众最甚者，常为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他说：“唯一有效办法，只有经过上述贫农团和农会，……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
这样的土地工作会议又再度掀起了更大范围的暴力狂潮。
晋绥分局率先表明其革命性，9月24日在《晋绥日报》发表了《告农民书》，公开宣布不管是何种地主，包括混进共产党内、军队内的地主，都可以去清算，去斗。“不管任何一级，从村起到边区一级的干部，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要怎样就怎样。
刘少奇当即对晋绥分局进行了表扬，于是，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冀东区等也争先恐后发表了告农民书，表态支持贫雇农夺权，斗基层干部。
晋绥区又宣布要联系历史并看现实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表现来划分阶级，这样一来，地主富农人口一下子暴涨到总人口的25%。短短3个月时间，数以万计的地主遭到关押、吊打和各种肉刑。
一时间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其中有老人、有儿童、有被打死的、有自杀的、有被扫地出门冻饿而死的、有被关押后病死的，不一而足。兴县死亡1152人；保安县关押了1.1万多人，仅病饿而死就有1903人；忻县关押了2241人，病死603人；长治被打死几百人。
冀鲁豫区对地主实行扫地出门净光、浮财追光、果实分光的“三光”政策，地主如逃跑则罪加三等，还要将保人杀死，以至于地主家家准备棺材，只要求留个整尸。
当时的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涉县更乐村被处死的12个人，有被捅刺刀的，有用砸核桃的（就是用石头把人头颅当场砸碎），还有被开膛破肚的；“更有骇人听闻的是，有的地方把地主小孩也活埋，有的村把小孩活活摔死”；还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用滩油从头上浇下烧死的；黎城土改本已结束，只因听到传达说刘少奇讲过“地主杀我们一人，我们杀他二十个”，结果当天晚上就把留下来的100多地主全部赶出来杀掉了。
开明士绅也无法幸免，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被斗致死，开明士绅王作相被开膛破肚扔进了黄河，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被押回老家遭数千人批斗，最后全家被扫地出门；边区参议员牛友兰也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还逼迫他的儿子、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荫冠用铁丝穿过他的鼻子，牵着游街示众。
中共支持贫雇农夺权后，对基层干部打杀的惨剧更是数不胜数。某区区长被人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直刮到骨头，最后被活活刮死；兴县黑峪口村支部书记刘玉明被农民打死，弃尸黄河；偏关县被活活打死的干部有15人，还有21人自杀；五寨四区8个行政村的支部书记，1个被杀，1个自杀，6个被撤职批斗。
很多党员干部被开除党籍、被处死、被打、被捆、被扣、被关押、被扫地出门。晋察冀被停止党籍者达数万人之多；热河省新惠县65%的干部受到不同处理；新东县被拘押干部7706人；阜平县1116人被撤职，1952人被重划成地主和富农后停止党籍；陕西葭县一些村庄不仅干部家属，就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被没收，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许多人因恐惧而自杀或逃亡。
暴力土改及整党的叫停
此轮暴力土改和整党引起了党内很多人的反感，陈毅亲眼所见贫雇农出身者自行选举成立领导机构的闹剧，会场上贴有“贫农席”、“雇农席”，“王八蛋席”，那些非贫农也非雇农的人被强迫坐“王八蛋席”。主席团选举时，选出了一个伙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
谢觉哉也在日记中写道：“今忽把成立了若干年，做了若干革命斗争的政权不要，以农会或贫农会代之，叫篡政。自己革自己的命”。
军队中贫雇农开始进行斗争，如陈赓纵队中的贫雇农出身者对出身富裕家庭的干部进行财产搜查，一直搜到陈赓本人，陈赓开会怒斥此种做法时，这些人甚至说：“他（陈赓）是地主家庭出身，不能听他的！”为此，陈赓不得不致电中央，要求中央出面解决。
习仲勋连续给毛提交了两份报告，1948年1月4日的报告中，他提出必须把老区与新区加以区分，否则必犯严重错误；几天之后，习仲勋又提交报告称，土地工作会议后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现象，共九条，如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还有就是严刑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等等。
1948年2月22日，中共发布了《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要求不再平分土地，一般也不再组织贫农团。至此，这股波涛汹涌的暴力土改、暴力整党的狂潮才逐渐被遏止下去。
3月6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出：问题主要出在中央身上。
结语
1950年8月，刘少奇对苏联大使罗申介绍1947年土改情况时说，当时“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当然，这一数字并未包含死于贫雇农夺权中的中共基层党员干部。
但对于如此激烈、残暴的运动，毛泽东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却说晋绥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4月2日，毛泽东又在《晋绥日报》社与编辑人员谈话中称，晋绥日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反映了伟大的群众运动，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而对于晋绥区和《晋绥日报》曾经发生的“左”倾行为却轻轻带过。
毛肯定他们的理由是：“对这批土改整党积极分子不撑腰，那我们就要犯原则错误。”
可见，对于一路靠发动运动，杀地主、杀富农、杀中共自己干部而发展起来的中共，再发动一场运动、再多杀一些人，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保持这种杀人的“革命性”才是至关重要的。
2024-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