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哲 转载自：美国之音
题图：网络图片：浙江某农林大学学生向党宣誓。
当今中国的大学跟当今中国的经济一样，看上去很庞大，很宏伟，但问题也很大，大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选择耗费重金把子女送到国外大学受教育，连高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选择把自家的女儿送到美国深造。中国的大学到底有什么大问题？在当今中国这是一个禁忌话题。
中国大学沦为暴力执行机关和流氓
在接受众多中国留学生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来自中国留学生的学费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大学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中国的高等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可解的严重问题，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中国家庭决定要耗费重金予以逃避，让自家的孩子可以得到它们所认为的合适与合格的教育，这个问题属于当今中国众多的禁忌话题之一。
中国顶尖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的前教师吴强博士近日以致清华校长公开信的方式打破了禁忌和沉默。
吴强早年在德国著名学府杜伊斯堡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2008年返回中国，不久之后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第二次重建之际到清华大学担任讲师。吴强自述2015年被清华社科学院停职并一直没有通知他调离。2020年和2024年再被清华提起房屋诉讼，要求他支付百万元几年的住房违约金，而由于清华大学的阻止，他在其中的几年里根本就不能进入这个住房。
吴强表示，非常不幸的是，清华的这种做法不是个别的，而是制度性的。
他说：“（清华）它把自己当作当成一个纯粹的暴力执行机关。我在2021年22年的时候在法庭上看到他们给法庭出示的证据，说是奉教育部的命令对我采取这些措施。它完全没有一个自主的一个判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应有的担当。它没有担当，我觉得这是最坏的。没有沟通，没有担当，这是清华大学让我最让我失望的地方。”
美国之音与清华大学的中共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进行了接洽联络，随后与该大学新闻中心联络以寻求评论或澄清。截至本报道截稿时，清华大学官方对跟吴强的法律纷争问题没有做出评论，对吴强被停职校方却长期对其本人没有发出调离通知一事也没有做出评论。
吴强早年在中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在居住在美国的周孝正是该大学的退休教授。周孝正说，人民大学这所中国名牌大学如今也是干脆公开耍流氓。他说：
“我在中国大学，在人民大学教了30多年的书。但是在前年，2021年的12月18号，我们人民大学学校办公室给我打来一电话，说你得到了一个开除处分。他们就这样把我开除了。我也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给我来一个文件，或者说文字的东西吧。但到现在也没给我。他们把我的基本养老金给停了，所以我现在在美国是1分钱没有。我在那儿教书，教了30多年的书。”
百年来中国大学发展道路的曲折
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都是中国著名的大学。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大学教育也大发展。著名大学的经费大增，著名和不著名的大学学费也猛增，许多大学的硬件建筑巍峨壮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其中包括大学教师、学生以及对中国大学的管理、教育宗旨和教育质量感到怀疑。
这种怀疑不仅在社会大众中普遍存在，而且也在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普遍存在。许多观察家指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选择把自己的独生女送到美国大学深造，而不是送到中国的大学深造，尽管中共中央党校或清华大学都会乐意接收他的女儿入学。
吴强以及周孝正分别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都受到超乎法律的且不见成文的惩罚虽然是个案。但近年来自中国其他大学的许多事例显示，这是当今中国大学的普遍做法。
批评者说，这种做法其实是展示了中国官方所说的“党的领导”及其威力，这就是，中共在学校以及在社会任何领域的权威和权力不可置疑，不受制约，不需要跟任何人讲理，就像是中国古时传说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处于时时刻刻的恐惧中，有冤也无处说。
吴强说，中国的大学发展到今天这种境地是有迹可循的。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在民国时代，中国大学一度有很令人很看好的发展，但后来的发展出现令人惊叹和哀叹的曲折。他说：
“但是很遗憾的是在1952年以后，大学体制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这种根本变化甚至延续到现在。尽管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两个时期也两度复苏，给我们留下相当美好的记忆甚至有一些幻觉，觉得我们大学在中国是可以恢复到国民政府时期的那样一种盛况。我们知道80年代实际上是从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学知识分子是扮演着为当时的政权做婆罗门式的辩护的一种建立合法性的工作。在那些年代，市场经济也在推升，中国公民社会也在推升，中国知识分子大学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发展，这个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过去十几年所发生的最新的变化，实际上是大学被阉割萎缩，而这个阉割萎缩实际上又跟中国公民社会中中国的知识共同体的消亡有直接的关系。”
蒋南翔、习近平与中国高等教育
195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后，中共当局学习当时的苏联老大哥，对大学从制度设置和办学思想方面实行彻底的改造，把大学定位为为中共政权打造有用工具的培训机构。
中共控制下的清华大学在中共官员蒋南翔的直接指挥下在中国各大学当中一马当先，提出所谓的“又红又专”的教育宗旨，要求教师和学生首先要红，即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共的指令，然后要掌握专业知识，但政治服从必须是第一位的。
蒋南翔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影响至今仍在。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再度强调所谓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今天，蒋南翔所开创的中共组织直接严控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做法再度为中共津津乐道。
4月21日，中共面向知识分子的中央级报纸《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颂扬蒋南翔，颂扬他在所谓的新中国把大学办成中共党羽培训的办学方针。文章说：“时代进程中，他（蒋南翔）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从党和国家需要出发培养人才。他坚信‘加强党的领导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关键’，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就像‘离开了正确的航线一样危险’。”
尽管如此，蒋南翔以及他所推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到了1966年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还是被当时的中共最高当局认为是不够红而是很黑，被干脆关门。后来中国大学恢复招生，也就是通过所谓的推荐方式招收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其实就是各地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自家的或亲友的孩子送进大学，不用考试。习近平当时就是作为“工农兵学员”的一员被推荐进入清华大学。
1976年，随着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死去和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收场，中国的大学恢复通过文化考试招收学生，大学教育在一段时期内出现吴强所说的令人感觉似乎盛况再现的景象。然而，人民大学前教授周孝正表示，可惜好景不长。他说：
“我是1988年由北京西城区教育局调到人民大学。当时大学里有一句话，叫做学术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纪律是党的纪律，它不是法，那叫党的纪律。现在完全没有这个了，就是无法无天，就是随意的。我6年前从人民大学退休，以后来到美国。因为当时由国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搞了一个‘七不准’。我心里想，普世价值不许你讲，依法治国不许你讲，公民社会不许讲，党的历史的错误也不准讲。它有个‘七不准’，在我们学校传达过，是秘密传达的。传达完了之后，我就说，走，大学不能呆了。现在的话就叫‘润’，我于是从中国‘润’到美国，已经有6年了。”
高等教育重灾区不仅是人文学科
在当今中国，中共名义上是执政党，但常常仍像是地下党。中共不但在对吴强和周孝正这样的大学教师进行个人处罚时以地下党的黑箱作业方式行事，而且在对全中国高等学校发出统一指令时也是以秘密方式进行。
周孝正所说的“七不准”又称“七不讲”的指令就是以秘密的、不对社会和大学教师及学生以公开的成文方式发布的。所谓的“七不讲”的中共指令是，大学不得对学生讲七个话题，即不许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
看似云山雾罩又非常强硬的“七不讲”显然都是针对人文社科领域的。中共当局的这种秘密指令以及当局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不断强化对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的打压使许多人得出一个印象，这就是，如今在中国大学从事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人特别危险，特别缺乏自由，而理工科、医科之类的学科的研究者和学生相对有更多的学术自由。
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清华大学教师吴强指出，上述的印象是错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是错的。他说，最近美国网络影视公司奈飞将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改编为电视剧，该电视剧的一开始就是1966年清华大学一位理工科教授被揪斗的场面，而那一场面是依据清华的历史事实写出的。吴强说：
“最近流行的大家看的奈飞的《三体》，对清华大学这种知识分子的命运展现得最好。大家触目惊心的是，搞物理的理工科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自由；学医的也没有自由。在1952年之后，体制里头理工科的知识分子一样要按照当时的党的意志严格地寻找自己的定位。不能提出理论上的创新、理论上的不同的意见。任何理论上不同意见可能都被视为对主流的挑战，对党的领导的挑战。现在其实同样如此，理工科的教授知识分子们忙于各种解决卡脖子工程，忙于各种‘自力更生’，也没有原创性，而原创就涉及到知识分子的本色。”
中国的办学目的是什么
中共当局从不讳言它控制的中国大学教育的宗旨或目的就是培养中共的工具，即毛泽东所说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这一宗旨的推行而言，中共当局认为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好得很。但中共当局官员，尤其是高官显然不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好。他们为此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大学接受教育，并为自家的子女受到最好的西方大学教育为荣。
这种局面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公众多年来抱怨说，中共一方面把教育变成国家垄断行业和产业，变成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使教育成为千百万家庭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又展示了垄断行业的通病即质次价高。中共当局明知这种情况，却继续维持这种局面，无非是一方面可以继续通过教育搜刮民众，同时让中国民众子女接受中共所强加的劣质教育；另一方面中共的权贵子女则可以接受西方的优质教育，从而使中共的子女在教育上也可以碾压民众子女，使中共权贵的权力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
对于中国民众中的这种普遍的抱怨，中共当局从未做出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