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田 转载自：大纪元
中国经济严重衰退、中共穷途末日之际，中共当局开始大力宣导什么“大食物观”。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社会，扭转人们的食品观念不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中共当局如此的做法，显然跟中国经济的现状和中国社会的农业发展有关，它实际上还与1960年代中共党魁毛泽东推出的“瓜菜代”殊途同归，反映出中共治下潜在的粮食和安全危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4月在广东考察时说：“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在今年4月的《人民日报》上，习近平的“大食物观”又被强调和提出来了。
实际上，这个“大食物观”早在2022年3月的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就提出来了，说是要树立大食物观，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的供给。2022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说明，“吃饭”不只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样样都是美食。
毛泽东时代所谓的“瓜菜代”，是用瓜果和蔬菜来代替粮食作为主食来充饥、以度过粮荒。1960年前后，中共搞“大跃进”，随后出现没有天灾、只有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到了1960年11月，中国各地频传饿死人的警讯。中共一边继续坚持大食堂，一边对农民作出些许让步，希望能够扭转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代食品”。中共中央还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
但在1960年，饥馁的中国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瓜菜代也代不了，可怜的中国百姓已经开始吃树皮、树根、野菜和观音土了。瓜菜代小组真正能做的，是动员开发稻秸、橛根、玉米芯、橡实和小球藻等代用食品。小球藻作为水面浮生植物，是绿藻的一种，中科院发现小球藻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0%，可治疗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浮肿病。所以全国上下一拥而上，大规模用人尿来培植小球藻。但不管中共当局怎么折腾，粮食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大饥荒这个人为的灾难，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呢？一个是中共撤出干预，一个是美国的帮助。1961年，中共不得不恢复农民自留地，解散人民公社的大食堂。然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从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进口大量的粮食，才使中国的粮食供应开始好转，臭名昭著的“瓜菜代”终于走入历史。当然，因为直接进口美国粮食是对中共自己的打脸，所以中国当时是透过法国、间接地进口美国粮食的。
习近平要向耕地、草原、森林要粮食，中国各地就出现了把草原、森林转为农田，把山丘变成梯田的运动。等到一场暴雨摧毁了梯田，草原和绿地减少，农民们又不得不退田还林。中共在云贵川的折腾，一会儿退耕还林，一会要退林还耕，怨声载道、劳民伤财。习近平要向海洋要热量、要蛋白，中国渔民就大肆进军远海鱼场抢捞，让韩国和远在拉美的东太平洋国家诉苦抱怨。习近平三年前倡议的“大食物观”，三年后的今天仍然未见成效。最近习近平到重庆考察，主持“西部大开发座谈会”，重提中共二十多年前就搞过的西部大开发，也被专家们甚至是中共自己的官员们纷纷看衰。
从现代正常国家人民生活的演变看来，以瓜果和蔬菜、以及蛋白质和海鲜肉食，来代替淀粉类的主粮，是二战以后各国消费者一致的发展趋势。虽然这个趋势可能并不一定对人类健康真正的有益，但是它至少满足了人们要减肥和尽享口腹之欲的需要。在最发达国家和中等以上的发达国家，人们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瓜果蔬菜、和海鲜肉类的蛋白质，越来越少地消耗碳水化合物和主粮的粮食。中国人传统上把饭面称为主食，菜肉称为副食，但现在基本上是颠倒了。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年原粮消费量，已经由1978年的近248公斤，下降到2022年的约130公斤。除了贫穷人口、社会底层仍以主食为主，中等收入及以上的社会阶层，都以副食为主。传统意义上的主副食品，已经颠倒过来了。
一般来说，维持人们健康所需的四种必须的食物种类，是碳水化合物（carbohydrates）、蛋白质（protein）、蔬菜（veggies）和脂肪（fat），它们分别可以由大米白面和杂粮、各种肉类及海鲜、各种蔬菜水果，以及动植物油及乳制品来提供。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阴阳、虚实、凉热的各种食物什么都吃，不忌口，饮食达到自然的平衡，均衡而全面地摄取营养而不偏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有一点必须指出的，维持碳水化合物、大米白面和其它谷物的农业种植，是成本最低的，而饲养家禽家畜、水产品养殖来提供肉类和海鲜，是需要更高的成本，需要大量的谷物作为饲料。中共当局提出新的“大食物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显然不是在顺应现代人类食物发展的自然趋势，而是另有所图，意在缓解中国可能面临的农业和食品的危机。因为国人衣食住行中的“食”的演变，只需要跟随市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按供需来提供，无需政府部门有意的引导。政府在刻意引导的时候，需要人们改变食品结构的时候，肯定不是平民百姓自发的需要，而是政府的计划和愿望，连政府高官和他们的家人，都肯定不会去追随这些人为的食品结构的改变的。
习近平的“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的论点，和他“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的观念，说明习近平对于中共治下的中国，可能与国际社会更彻底的脱钩，被国际社会更加的孤立，与西方国家发生严重的冲突，有着深深的忧虑。
无论是重提“大食物观”，还是再炒“西部大开发”的冷饭，中共当局沿袭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旧策，显然是在应对美国和西方的围堵，缓解外资从沿海地区撤离的冲击，在台海、南海发生冲突之际，可以利用西部腹地的战略纵深，维持粮食、后勤和军工的保障。习近平中央让北京的企业和机构搬到雄安，受到消极的和公开的抵制；西部大开发要企业和投资搬到西北，同样在被抵制和拒绝。这类缺乏深思熟虑、没有严肃论证的拍脑袋计划，与中共的许许多多的烂尾计划一样，注定最后会不了之、黯然退场，成为红朝末世一出出滑稽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