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政 转载自：上报
题图：彭丽媛慰问六四戒严部队，并为其演唱。
1989年4月，在进入经济改革十年后，中国出现了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呼声。而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抗议活动，震动了共产党。最终，6月4日士兵和坦克车大举进入北京，众多赤手空拳的抗议者和旁观者在大屠杀中死亡……，而官方称，“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
类似的谎言，在中共的历史上，之前有，之后也有。许多明知事实而装傻的人，混在官场和商界，后来成为红朝的新权贵。
中共七常委的“六四”时间
善良的人们一直希望中共“平反六四”，但看看中南海高层的更替，在当下习近平主导的中共政治中，看不到任何与“平反六四”相关的可能。现中共高层这批人在“六四”当年的表现，早已注定这一切。
“六四”期间，习近平正主政福建省宁德地区。据官媒披露，习当时积极配合中共中央，阻止了浙江温州学生跨省到福建搞串联。第二年，习近平就升为福州市委书记。
习近平当时批示道：“第一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指挥；第二要坚决阻止学生入闽（福建）串联，汽车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宁德、进福建。”
习近平还要求全区公安机关严密注视全区有关动态，做好“维稳”。这种维稳第一的表态，沿续到近些年当局处置种种天灾人祸中。比如在武汉大疫爆起之初，习下令防控时也是强调维稳，中共向世界隐瞒了疫情，也导致世界失去了宝贵的早期防控时间。
学运过后，习近平还在1989年7月30日与相关公安见面、合影留念，他再次强调“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和习近平隔年升官相比，当时一批不主张镇压学运的中共官员纷纷被撤职，或被边缘化。
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有“六四”故事的还有王沪宁。王沪宁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兼教授，曾到美国访学。“六四”后王沪宁还曾避居法国3个月。
1989年4月，学生运动在上海掀起，复旦大学也出现绝食、演讲、游行。参加抗议的年轻教职工寻求资深教授们联署请愿信。他们找王沪宁签名，但王不肯。相反，王沪宁在一份反对抗议的文件上签名。
王沪宁后来被江泽民、曾庆红看中，进京任职，1998年4月，王沪宁被任命为中央政研室副主任。“六四”后流亡美国的严家其，对王沪宁有知遇之恩，两人多次共同外访，没有严家其的推荐，王沪宁根本无法认识江泽民及胡锦涛。2019年，严家其在接受访问时，哭着指责王沪宁不去看望一下“天安门母亲”，没良心。
除了习近平和王沪宁之外，其他常委没记录到“六四故事”，他们的仕途在这期间平稳，之后获升迁。由于“六四”后全国各地经历了一番“人人过关”的政治表态，他们能升官，肯定也是参与了对学运的批判。
中共总理李强，“六四”前后，1988年至1990年间任浙江省民政厅农村救济处处长。
现任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六四”时已任青海省商业厅任副厅长、财贸工会主席。1991年2月，晋升省商业厅厅长。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六四”时是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秘书，1991年任福建省委政改办公室副主任、党建办公室副主任。
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当时在机械工业部上海材料研究所任职，1994年升任副所长。
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1987年至1990年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副处长，之后升正处级，仕途平稳向上。
彭丽媛与“六四”有神秘联系
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和“六四”有着神秘联系，官方有刻意掩盖的痕迹。
2013年3月，习近平上台之后，彭丽媛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唱的微博和照片一度出现于微博，但很快被删除。
流传海外的相关照片的说明是“青年歌唱家彭丽媛在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唱”。照片的署名是WXSUN，而大陆网站军事记者孙礼的新浪微博网址，含有这个汉语拼音名字。
根据美联社2013年3月28日发自北京的报导，中国记者孙礼说，几年前他用手机拍下了1989年的解放军画报封底上的这幅照片，漫不经心地放在微博上，然后很快就删除了。
中国音乐学院退休教授王范地的儿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王范地对美联社说：“她（彭丽媛）是体制内的人，如果军队要她演唱，她不得不去。”“重要的是未来发生什么。”
王范地当时可能对于中共还有幻想，直到2017年12月8日他离世。他的妻子、“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说，丈夫临终前仍叮嘱要坚持平反“六四”，还事件真相和死难者公道。
1989年“六四”时，彭丽媛刚和习近平结婚两年，两人是1987年在厦门结的婚。可以想象，习当时跟定中央，强硬对学潮维稳，彭丽媛应该也会受到习的影响。
“文革一代”当权注定不会解禁“六四”
今年是“六四”流血事件的35周年，在习近平进入正式成为独裁者的第三任期之后，人们对于他“平反六四”，已没有想象。然而，在习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时，人们还曾将他与其前任相比，认为他可能有新的想法和对“六四”持更开放的态度。
1989年以来，中共官方主要使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指称“六四事件”；同时一直维持“（政治）动乱”与“（反革命）暴乱”的定性。而到官媒新华社2021年11月16日公布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三个历史决议，当中对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和天安门屠杀，用97个字带过，并以“政治风波”和“反对动乱”等辞汇为其定性。
这说明，官方对于“六四”，一切都没有变。中共官方媒体编造“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的谎言，中共的当权者，也一直有意维护着。
其实，从现在这代领导人的出身和成长于文革时期的背景，也基本可以判定，他们不可能有真正开放的胸怀，让民众拥抱政治自由，或者说还原历史真相。
中共高层中有不少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涌进大学的，但之前的10年文革期间，人们只能死记硬背毛泽东思想，那个时代红色意识形态的癫狂，给他们留下深深的烙印。
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读小学刚毕业，因运动冲击习家而中止初中学习，1969年到陕西省梁家河当知青，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
文革后，17岁的李强在中学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后在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农机系农机化专业学习。
赵乐际1974年在青海当知青，1975年8月返回城市。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赵乐际于1977年2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文革期间，王沪宁父亲挨斗，为了防止三个儿子在外面混日子，经常将他们关在家里，要求他们抄写《毛选》。王沪宁本来也是工农兵学员，1972年至1977年被推荐在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
1973年3月，17岁的蔡奇下工劳动，在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当知青。1975年获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
文革后，1978年，16岁的丁薛祥考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现燕山大学）。
文革期间，1975年7月，李希就在家乡云屏公社担任干部，开始步入官场。
也就是说，七名政治局常委，大多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或者有“工农兵学员”的学历。他们在文革中，曾经受过苦，特别是习近平还受过较严重的迫害，但好了伤疤忘了痛。一旦他们掌握权力，被灌输入中共极左意识形态，就像魔鬼一样控制了他们，这就注定了“六四”不可能解禁。
今年3月28日，吉利汽车创办人李书福在车上接受新东方集团创始人俞敏洪直播采访谈创业。聊得兴起时，李书福提到他开雪柜厂，“‘六四’以后，我就不生产了。”“‘六四’之前，我们电冰箱的牌子叫‘北极花’。”“‘六四’发生以后，这一切都停止了。”
这样几句话，就导致直播一度遭到封禁，这是能说明“六四”仍然高度敏感的最新例子。
中共之罪不能一抹了之
“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在“六四”十五周年时曾写道，她上百次的向人们叙述着儿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经过，“眼泪都已流乾了，但我深感自己的苦难不仅仅是我个人、我一家的，那是整个民族的苦难。”
从现任中共七常委和彭丽媛的“六四”故事可见，只要是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领导人，都不可能真正给“六四”平反。而所谓平反的本身，还只是要其党纠正错误罢了，然而其党之罪并不能一抹了之。
历史证明，中共这个党本质就是坏的，并无自我修复的可能，其罪之大，日后必然导致它倒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