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虚张声势的“改革”

中共三中全会已经结束，全会公报以及《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和习近平对《决定》的说明均已发布，从上述三份文件、还有中共当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对三中全会精神的解读来看，可以对此次三中全会下一个断语，所谓改革，是一场“虚张声势”的造势。

10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发布前后，舆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变化，从对会议的失望到认为《决定》是一个难得的改革方案，但是，这次三中全会却没有重演这个舆论效应，《决定》公布后，社会情绪没有反转。原因在于，今天的时空背景和党内党外状况和10年前相比，有了本质变化。10年前，虽然当局的治国路线和方针已经初步展露出它的集中和左转取向，但那时领导人的权力权威尚未建立起来，当局内部主张改革的力量还较大，尤其经济部门的官员多数由江、胡时期改革色彩比较明显的官僚出任，社会对改革的呼声也比现在强。此种情形下，一个权力和地位还不是很巩固的领导人，要赢得改革派的支持，就得附和和赞同改革派的路线和政策主张，出台反映社会真实需求的改革举措。

然而，经过10年的反腐、政治整肃、党内改造和社会重建，领导人取得近乎绝对控制的权力，江、胡时代的改革力量已被边缘化，在政治主张和国家政策中不处决策地位，即使有些官员有改革想法，在所谓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下，也不敢或不愿提出。另外，从社会的整体氛围看，尽管改革呼声仍然存在，可反对改革，认为无须改革的势力也很大，甚至大过前者，这导致真实改革的迫切性大为下降，但当局之所以还高举“改革”旗号，更多是一种宣传话语的惯性使然，以此表明自己是改革事业的继承者。

中国改革在过去10年破产了一次

可以从过去10年的所谓“改革”进程来观察这点。在中宣部举办的解读三中全会精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改革办副主任穆虹列举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由改革带来的中国五个方面的突出变化：一是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根本制度日益巩固，基本制度不断完善，重要制度创新取得丰硕成果；二是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推动中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三是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五是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比照中国现实，这五个方面都是不实之词，特别是二、三、四点和中国社会的真实情景完全背道而驰，人们可以追问，时下的经济困局是怎么来的？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了提高吗？人民群众的“三感”真的持续增强了？由此可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部署在过去10年并没有去做，当局宣称的改革，不是三中全会谋划的改革。

从这一角度言，改革实际已破产了一次，那么，由同一人第二次主导的改革也就很难让人相信会搞出新花样，回归市场理解和需要的改革。而当局仍要隆重打出改革牌，原因是过去五年特别是最近三年整体经济形势在持续恶化，社会对未来的信心匮乏，让当局不得不打改革的“主意”，借改革在中国的某种天然合法性，引来市场信心的恢复。领导人在就《决定》所作的说明中，就坦率承认这点，表示三中全会研究进一步全面改革，首要考虑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当然，当局也认为或期待改革能够起到作用。

但是，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重组后，要重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又谈何容易。不是改变一种管理手段、废除一些过时的制度，做某种政治性的改革宣示，就是市场需要的改革。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市场和政府的权力关系上，收缩政府权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换言之，任何市场化改革，都是政府放权而不是扩权，虽然不排除在某些领域由于市场主体的复杂性可以适当扩大监管权，但改革的价值取向和整体部署一定是政府放权于社会和市场主体。以此衡量，任何扩大政府权力的改革都不能叫改革，如果一定认为它是改革，那也是“伪改革”。

肉麻颂扬是要掩盖实质改革的贫乏

用此标准来对照这次经济改革，目标是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一般的理解，无疑是要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真正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完备的制度法规体系和基于市场规则的管理手段和方式。但从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发布会的解读和《决定》来看，在某些方面，如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适当向地方倾斜，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但《决定》的整体，并未见明显的政府放权，虽然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可也表示对市场和各经济主体，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这当然是个良好愿望，然而，由于这两者本身是冲突的，需要高超的调控艺术，在现实中很可能变成“管得住”却“放不活”，因为在党管一切、政府权力基本不受制约的体制里，政府天然倾向于“管得住”，除非监管者在“放得活”中能够得到巨大利益。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关键的一点是放权，当然同时也伴生严重腐败。现在在反腐下，腐败看起来少了点，但官员也没有积极性去谋发展。必须强调，放权不单单是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放权，也是党权的放开。在中国的一党体制下，党权是更重要的权力，而在过去，党政分开，党重点管意识形态和干部人事，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管理权力交给政府。可如今，不但经济决策大权，甚至一部分经济管理权也收归于党，而党又出于意识形态和确保统治的考虑，变得比政府更保守。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叫好的改革方案在现实中何以走样变形的制度因素。

这种情况在二十大后变得更严峻，因为领导人不但要为党的万年统治考虑，更要为自己的政权稳固考虑，后者是第一位的因素。所以，外界看到，《决定》在很多方面，尤其非经济领域的改革部署上，党和政府的权力并未收缩，当局也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确立为改革必须坚守的首位原则。在这个原则的限定下，当市场化的改革威胁其统治利益，产生冲突，允许它走多远，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当局以又一“重要纲领性文献”来称呼此次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决定》。之前，当局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两者的改革都是“划时代”的，言下之意，这次《决定》所规划的改革，也是划时代的。这种肉麻的颂扬，掩盖了实质改革内容的贫乏，显示这次三中全会的“改革”，不过是“虚张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