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习近平改革中国经济的原因并非缺乏意愿

简而言之，习近平的雄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经济结构改革”：重塑中国经济，使其更有效率、更协调地跨区域发展、减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并由北京的威权政府进行更有效的调控。

但是，2013年和2024 年两届全会的相似之处表明，习近平在实现其建立全国性市场、打破省级壁垒、允许人们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找工作并平等享受公民待遇的目标方面并不十分成功。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曾撰文指出，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不愿意扩大中国浅层次的福利国家或促进私人投资，但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习近平的改革赌局所面临的政治限制。毛泽东之后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为何如此难以实现其重塑中国经济的愿景？

习近平在实现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制约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反对。现在，根据 2024 年全会决议的开篇段落，习近平和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破除既得利益集团设置的藩篱”。

不幸的是，对习近平来说，既得利益集团被消灭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虽然他没有受到公开挑战，但他面临着来自这些群体的巨大潜在阻力，其中包括地方官员、国有企业部门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甚至城市居民。

这些内部人士绝大多数受益于中国旧有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依赖于地区间分散的竞争来实现经济增长和投资。许多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发展房地产业和吸引投资者积累了巨额财富。国有企业部门在经济“制高点”上保持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国内，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享有垄断利益，而在国外，它们则肩负着中国建设基础设施和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贸易联系的重任。在改革期间，城市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财富不断扩大，因为与生活在中国大城市边缘的农民和农民工相比，城镇居民的就业机会、教育和社会福利要好得多。所有这些群体现在都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

习近平对权力的巩固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来打击外部人。但更难的是，如何实现他对中国经济的愿景，同时激励内部人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

习近平对权力的巩固赋予了他和中共更大的权力，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把宗教少数民族关进再教育营，并剥夺香港的政治自由。但镇压这些外部人并不难。对习近平来说，更难的是找到既能实现他对中国经济的愿景，又能激励内部人士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的方法。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这次全会的目标与 11 年前习近平第一次全会的目标相似的原因：当习近平的愿景可能会削弱那些从旧发展模式中获益的人的自主权并剥夺他们内部人身份的特殊待遇时，如何激励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习近平希望通过更强有力的法律体系和市场，来规范和约束地方官员和国有企业，以减少腐败、渎职和不必要的干预。他希望实现城乡居民待遇平等，使农民工更容易享受城市生活的福利。虽然这些目标值得称赞，也很有必要，但它们威胁到了长期以来由内部人享有的利益。

习近平有时试图对农村居民和农民工采取平民主义的转向，比如2021年推动“共同富裕”的运动。但这吓跑了投资，给中国科技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结果适得其反。习近平也不太可能自下而上地动员工人和民间社会来实现变革，因为这将加剧社会内部冲突，威胁社会稳定。至于培养支持其中国经济愿景的新社会利益集团，他最终也未能成功。

习近平面临的最后一个难题是，中国目前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新能源领域取得的制造业成就，是旧体制的产物。地方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补贴和密切的国企关系，来建设这些新领域的产能。不同地方领军企业之间的竞争促使价格下降、质量提高，而中央政府则提供激励措施，促使消费向这些行业转移。这种模式有其问题，包括产能过剩、过度竞争、环境恶化和监管不严。但这也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屡试不爽的方法。为什么要修理一个还没有完全坏掉的东西呢？

2024 年全会决议中包含了一些改革建议，如果这些改革得以实现，将会开始推动中国经济朝着习近平所阐明的方向发展。决议指出，需要允许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收税空间，并让中央政府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这将有助于稳定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为中央政府扩大社会福利提供更多资金。决议中的其他目标，如城乡居民待遇平等、进城务工人员权利平等等，只有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变化、中央政府在再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后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这些变革的迹象早在2013年的文件中就已出现。11 年过去了，愿景没有改变，但实施却滞后了。因此，结论是不可避免的：习近平不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是受到政治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