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决裂中共的民国大师钱穆

作者:百年真相       转载自:大纪元

1949年,中共即将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中华民国正在败退台湾。

身在中国大陆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当时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走,还是留。

他们中,绝大多数留下来了,准备跟中共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但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却没有随大流。他选择远离中共,前往仍处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根据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写的《一生为故国招魂》等资料,谈一谈钱穆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

超凡的洞察力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了一则往事:当时,钱钟书的伯父、以研治古典文学成名的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

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中共军队渡过长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成沉默不语。

钱穆提到的布告,就是1949年4月25日,以中共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中共军队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其中,共约法八章,涉及中共如何对待即将成为其统治下的各阶层人士的态度与做法。

乍一看上去,这八条似乎都有道理,其实,里面暗藏玄机。

比如,第七条讲:“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

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既使在城里生活的人,与农村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条规定意味着,农村的所有土地将被中共收走,在农村有土地、有财产、有钱的人家,将全部遭殃。

农村如此,接下来,城里人会怎么样?

博古通今的钱穆,从这则“布告”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中共可能会怎么干。他敏锐地预感到,像他这样从农村的书香门第中走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难有容身之地。

而这篇布告正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1949年10月,钱穆嘱托与他有交情的苏州城防司令照顾好他的家小,然后,毅然决然地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

自学成才传承中华文化

钱穆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现代中国四大历史学家。

他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家庭,从小记忆超群,对读书极有天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学停办,他被迫辍学,靠自学成才,教过10年小学、8年中学,后来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江南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当过教授,主要教授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钱穆终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致力于学习、研究、复兴传统文化。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的学术著作有近百部,约1700万字。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

当大陆沦为红色中国之后,香港、台湾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承传地,钱穆成为在港、台传承中华文化最著名的学者之一。

1950年,钱穆在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书院。

他在新亚书院校刊上撰文说:“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新亚书院最初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仅三人。但是,经过钱穆等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新亚书院越办越大,名声越来越响。1953年,钱穆又创办新亚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

到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推动下,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为首任校长。

不上中共的当

上世纪50年代,中共对海外知名学者大搞“统战”,钱穆也成了“统战”对象。中共授意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和钱穆的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大陆。

但是,钱穆没有动心。他给吕思勉回信说:“回来虽无刀斧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我在香港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教授,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中检讨,要我像他们这样做检讨办不到,等于是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我完全做不到。”

在钱穆看来,认马列为老祖宗的中共统治大陆,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断。他表示:“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批中共倒行逆施

离开大陆后,钱穆对中共的倒行逆施一直持严厉批判态度。

1957年,他发表《历史真理与杀人事业》一文,其中谈到:“毛泽东清算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难道中国历史和中国人便不会清算毛泽东?……好杀人、敢杀人、多杀人,绝非历史真理。若果杀人成为历史真理,世界将不会有人类,人类将不会有历史……用客观统计方法来检查已往的历史……试问有哪几位多杀人的人物,在他身前身后没有受真理清算过?”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中华传统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之中,中国大陆的大、中、小学一度陷于停顿。据钱穆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日夜在长廊上走来走去,一言不发,持续一两个月之久。一天,钱穆突然说,他要编一部《人人自修国文读本》,这样,将来即使教师和课程都没有了,也可以有这本书,为研读文言文典籍的国人开一门径,挽救传统文化中断的危机。

1969年,钱穆赴金门对军官发表演讲。他预言:“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愈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愈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1986年,钱穆在《新春看时局》中,对中共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仍然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个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钱穆表示:“由马、恩、列、史非中国人来在政治上层作领导,这是道地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绝不能承认的。”

受到蒋介石厚待

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深得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尊崇。

1942年,蒋介石几次约见钱穆,被婉拒。第二年,蒋介石再度约见钱穆,同时被约见的有百余人,每人只能聊5分钟,但蒋与钱穆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拉他一起吃午饭,因钱穆年长,蒋特地请他坐上座。

后来,蒋介石还邀请钱穆与冯友兰一起到重庆,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演。期间,为钱穆安排的每餐饭,蒋介石都要亲自去看。

1950年代,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时,非常艰难。蒋介石得知后,一方面责成教育部给予资助,另一方面答应从总统府办公费项下每月拨款3000港元支持新亚书院,资助持续4年,直到1954年新亚书院获美国雅礼协会拨款后停止。

1967年,“文革”狂热逐渐祸及香港,钱穆感到在香港也不安全了,在蒋介石的一再邀请下,他移居台湾。蒋介石拨专款为他修建了一所别墅,名“素书楼”。

到台湾后,钱穆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成为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最后的预言

钱穆晚年双目失明,仍勤思不殆。他口述《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此文收笔时,距离他辞世仅100多天,被称为他的学术“遗嘱”。

文中,钱穆谈到:“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可违背、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

钱穆预言:“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湾去世,享年96岁。

结语

现在回过头来看,1949年,钱穆决裂中共的抉择是对的。他出走港、台,不仅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福寿绵长,桃李满天下。

钱穆对中共邪恶的洞见,更是远在留在大陆的民国大师之上,其真知灼见,至今依然光华四射,令人赞叹。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02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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