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烈山 转载自：爱思想
总而言之，我们对传统的感恩教育，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把它变成精神奴役的训练。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人格的独立和健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是不分亲疏远近的博爱精神，不论是对于老师，还是对于父母，抑或其他的陌生人。
关于感恩，是个很陈旧的话题，20多年来我写过多篇。记得第一篇写的是借英语OWE兼有“感激，归功于……”与“欠债”两个义项，说明中外一样，动辄要人家感激就是讨人情债，很讨厌，有教养的人应该尽量避免。第二篇叫《砍头也要谢恩》，说的是专制君主总是要臣民感恩，他将你砍头也要“谢主隆恩”，不然他可以下令将你凌迟处死呢。我也曾话分两头，从施恩者和受恩者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即受人恩惠者应当“知恩图报”、“以德报德”乃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施恩者则不能图人回报，凭自己良心行事，就像那个洗衣妇分食于未得志时的韩信，耻于别人来谢恩，过去城隍庙里有对联云“有心为善（图名利的作秀），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不过，关于感恩，我现在还是觉得有话要说。因为，至今仍是一个热门话题。这几天媒体在热议，重庆市万州纯阳中学6月5日高中毕业典礼上，要900多名学生向老师行跪拜礼,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校方回应质疑说，同学们行跪拜礼是“自发的”,不过学校倡导这种感恩方式,因为学校注重灌输“感恩”理念,学生每天都要做“感恩操”。面对舆论的强烈批评，6月8日重庆市万州区委、区政府对该校提出严肃批评，并责成该区教委全面调查了解事情真相，作出妥善处理，而纯阳中学也发布了《反思书》，称认识到了让学生感恩的“方法不对”，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
校方只是承认了要学生集体跪拜的“方法”不对，但不承认要学生对教师“感恩”有什么错。而万州区教委强调的是感恩的对象不对。据新华网报道说，教委“要求该校加强学校德育工作，首先要教育学生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人民，使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就发生了好几个问题。第一是感恩的对象。按专制时代、宗法社会的传统，要谢恩的是“天地君亲师”；“党”、“祖国”或“政府”相当于古代的“君”；“师”就是学校的教师或传艺的师傅；都在应该感恩之列。万州区教委没有明确反对感恩教师，但加了一个感谢“人民”，我想是有道理的：如今的教师不过是一种职业，公立学校主要是政府购买其教育服务，其实是纳税人在购买公共服务，党和国家机关也是纳税人养活的，学生归根结底要感谢就应当感谢“人民”。如果从纳税人养活公职人员的角度看，执政党、国家机关、教师，做得好是应该的，无所谓恩不恩谢不谢；做得不好，应当被批评，应当道歉乃至让贤。
但是，教育者、服务者与受教育者、被服务者，并非纯粹的服务品买卖关系，不论是党政工作人员、还是教师，都是有情感的人，我们对于别人尽职的服务和额外的服务都应心存感激，因为社会远未达到理想标准，不是说应该怎样别人就会对你怎么样的。这就有第二个问题，感激应当出于被服务者的内心评价和自愿行为，就像给服务员多少小费一样不能强求，而主要不是教育训练的结果，更不是强制性集体行为。今年初，周洋在冬奥会上发表获奖感言，感谢父母受到国家体委官员的批评，说她应该首先“感谢国家”，周洋得到舆论广泛同情，有人甚至说是国家和体委官员应该感谢周洋为国争了光，为体委官员挣了政绩。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发自内心：如果周洋觉得没有“举国体制”支持她不可能成功，她首先“感谢国家”未尝不可；如果她觉得中国运动员都享有国家支持，父母支持对我更重要，先感谢父母也顺理成章。
6月2日，莫斯科世乒赛新加坡女队战胜中国女队夺冠，前国家二队队员、现新加坡乒乓球女队运动员冯天薇说，“我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显然她是在感谢新加坡这个国家。了解她的经历，我们便知她的感恩发自内心。这个哈尔滨出生的女孩，5岁开始练球，14岁时父亲得了肌肉硬化症去世，16岁就进入了国家乒乓球二队。与一队擦肩而过，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被别人走后门顶掉了；不久，冯天薇诊断出心肌炎，更被开除出国家队，不得不自己出国打球，直到2007年被当时的新加坡主帅刘国栋带到了新加坡，成就今天的辉煌。她不论感谢恩师，感谢“国家”，还是感谢苦难而坚强的母亲，都能让人感动。
不论是作为发自内心的个人道德修养，还是为人处世的技术性智慧，中外贤哲都教导我们不要夸耀自己对于别人的恩德和功劳。《尚书·大禹谟》说:“汝惟不矜（夸），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自炫），天下莫与汝争功。”《论语·公冶长》颜渊言志曰，“愿无伐善，无施（自我表扬）劳（绩）”。《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夸耀自己的功德是做人的大忌。
但是历代统治者总是要大夸特夸主子对臣仆的恩德。皇上总是要别人谢恩，要你念念不忘皇恩浩荡。“文化大革命”把这一个封建道德训练推向顶峰，每开会必是开始是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时唱《东方红》，都是感恩戴德的颂歌。最荒谬的是，河北邢台大地震，震倒民房无数，死伤惨重，却震出了一支颂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此外，专制时代，人身依附关系强烈，特别强调“知遇之恩”。一方面，在人治社会没有公平竞争机制，“伯乐”对于“千里马”的命运确实至关重要；另一方施恩者是笼络人心、结党营私的需要。对这种所谓“知遇之恩”，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得极明白。刘邦打天下时对韩信“解衣（给他穿）推食（给他吃）”，韩信不忘此恩，祸在眉睫也不愿听蒯通之言造反，李贽骂韩信是“呆狗”，因为刘邦“不过诱你作他奴才罢了，这等岂可唤作‘恩’？”
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封建时代的教育也使之变味了。孔夫子说得透彻，一个人行孝悌了，就鲜有犯上作乱的。所以，曹魏时，孔融要说大不敬的话来反抗“以孝治天下”，说父母于子女也没有什么恩德可言，为父的造人不过是满足他的情欲，人于母亲怀胎直如物寄放瓶瓮中而已。话说得虽然过分一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至于“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之类俗语，更是赤裸裸地表明了所谓父母之恩，不过是没有社会保障的旧时代的人生的互助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