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晖 转载自：秦川雁塔微信
秦川雁塔 2017-11-13
为什么知道青蒿有治疟作用却很少使用？这涉及到文革时期那场“新医疗法运动”对“中医”的实际态度。
当时的报道往往渲染这种医疗运动以“一根针、一把草”，神奇地解决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无能为力”的大问题。现在“反动学术权威”不提了，“一根针一把草却”还是常被一些论者津津乐道，似乎那时是中医（针灸与中药）的黄金时代。
其实，文革混乱时期提倡打倒“封、资、修”，扫除“洋、名、古。”
“封”、“古”的中国传统与“资”、“洋”的西方传统同样都受到严重冲击，当时不少老中医被迫害之惨，绝不亚于西医名家。混乱过后，医疗事业当然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新医疗法运动中正规的提法仍是“中西医相结合”，并没有特别强调中医。这个提法并不“新”，现在也还在用。
那时的“新”特征，则是特别讲政治和精神的作用，强调用毛泽东思想、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治病。当时国家最高级别的科技出版机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靠毛泽东思想打开聋哑“禁区”》等书名就突出了这一特点。所谓“一根针一把草”的群众运动，主要是与“反动学术权威”相对，而不是与西医西药相对；强调的是“群众”比专家高明，而不是中医比西医高明。而那时中医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概率，肯定比“西医”专家更高。
具体到“疗法”上，那时的“新医”则提倡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勇闯“禁区”。尤其是后一提法几乎在新医疗法的每次成就宣传上都要提到。所谓破常规闯禁区绝不仅是对西医而言，中医的“禁区”被闯得更厉害。例如当时最有名的“新针疗法”之典型，就是在脊髓神经附近的敏感穴位，打破“旧针灸书”的禁忌不顾一切地往深里扎针。
该典型人物在文章中把“专家权威”一概骂倒，说他们恶意设置“禁区”：“‘不治之症’实际上是不给治疗之症”。而他立下了悲壮的遗书，“冒生命危险”按毛主席的教导在自己身上试验，在“旧针灸书”规定不准扎针或只能扎几分的地方深扎了二寸五分，结果一举创造奇迹，让聋哑人喊出了“毛主席万岁”！当时这类报道很多。
一根针还是有点作用的
文革后，这些“奇迹”被正规医疗机构彻底否定为“伪科学、大骗局” （邓元诚：《我国聋人（聋儿）听力康复事业的回顾》，中国聋儿康复网站www.chinadeaf.com)。
今天作为外行我无法判断。但那时这些宣传以及北京知青孙立哲给老乡看病的报道，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当时自备有全套针灸、火罐等医疗器具，劳动之余就热衷于按那些“新医”书的说法在自己身上做深扎、透穴、强刺激的试验。
所谓透穴，就是用长针从身体一端的穴位直刺到另一端的另一个穴位，据说可以有神奇的疗效。这是过去的针灸典籍从不提的。可是当时有本“新医书”竟然提出头部和躯体也可以透穴，尽管是所谓的单侧横透，不是真的直扎穿透身体和脑袋，但也超出了我的想象，没敢尝试。但是四肢的透穴我是练习过无数遍的，如什么“内关”透“外关”、“间使”透“支沟”、“合谷”透“后溪”、“曲池”透“少海”、“悬钟”透“三阴交”、“阳陵泉”透“阴陵泉”等等。
那时也是初生牛犊，一根长针从腿这边扎进去那边穿出来，老乡看得直咋舌，我还有点洋洋得意。可是有次公社的一个医生见了大惊，告诉我透针只能扎到对面皮下就打住，千万不能真的穿透出来，否则抽针时从体外带进细菌，引起深部感染就糟了。我听了真后怕，好在没有出事。可是当时那么多鼓吹透针的书，竟然没有一本提到这个禁忌！
当然像这样的运动也有一个效果，那就是在社会上推广了一些关于经络穴位的知识。我就曾一度把十二正经、奇经八脉的一大堆穴位都背的很熟，在自己身上练习之余，也就“无证行医”给老乡治病。探亲回家还试做过“电针机”。不过那透针什么的我只在自己身上扎，从没敢在人家身上显身手。但循规蹈矩地用针灸治别人也还多次获得效果，尤其腰腿疼之类，我觉得我的针灸还是有效的。
不过说实话，那时宣传“新针疗法”真有点不着边际，据说不但痢疾、伤寒乃至……疟疾这类病原明确的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都可以治，甚至还可以用针灸治煤气中毒！作为疟疾患者，我至今记得书上说“间使”穴扎针可以治疟疾。可是我多次从“间使”一直扎透到“支沟”也没有“得气”过，患病时自然对它不抱希望。而在那个疫情严重的年代，我也确实没听说谁用针灸治过疟疾。
真正管用的是西医的小药箱
无论如何，那时“一根针”我们还是用过的。相比之下，“一把草”在我的记忆中就没起什么作用。我曾提到下乡前读过《中国土农药志》，但下乡后从未用过“土农药”。同样下乡后我看过很多中草药书，但实际生活中用中草药的机会极少。其实，在连“赤脚医生”也没有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毛泽东语）时代，农民倒是只能用刮痧、捏脊、拔火罐和“一把草”来自己对付疾病，那时经常可以见到老乡身上刮痧刮出的红条痕、额前火罐拔出的红印，以及灶边放着的药草。
从“赤脚医生”出现后，他们主要用的就是那个小药箱，里面基本是常用西药。尽管当时能用的西药很少也很普通，但长期缺医少药的农民对用药“很敏感”，没有城里和发达地区那么多的抗药耐药性，所以还是很管用。
而那点可怜的工分补贴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像那首歌颂“赤脚医生”的歌中唱的那样）“踏遍青山尝百草”。我们那个丛林山区虽然到处是草药——例如前述的青蒿，而且我们也从中草药书中认得它们，但是从山上的“本草”到能服用的药却非常麻烦。
例如那里随处可见何首乌、百部的藤蔓，但挖出深扎在石缝中的药用首乌根块并不容易，挖出来还要“九蒸十晒”，并非专职的农民医生谁花得起那功夫？当然有些草药可以鲜用，倒不那么费工，但又难以储存。村里的医生服务圈很小，各种疾病随机发生，种类繁多而每种疾病发生的概率却很小，谁能为十几户人备齐不知何时用到的各种草药？
倒是城里的大医院更有可能赶“一把草”的时髦，因为他们专门配备有采药制药的人力，同时他们服务人口多，可以置备较为齐全的草药房。而对村医来说，“一根针”放在小药箱中随时取用还可以，“一把草”则通常不过说说而已。
我记得那时真正用草药的场合，主要就是几次预防流脑、乙脑，上面通知让队里由卫生员指导，派工上山采集土黄连、贯众和青蒿熬大锅药汤让大家喝——据说青蒿能预防流脑。但是尽管人们知道“青蒿治疟”，那时预防疟疾却用的是西药乙胺嘧啶，没有用过青蒿。
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根据“一根针一把草”的说法断言文-革时期是中医的黄金时代，实在大谬不然。无疑，在那个盛行“群众运动”的时代，一方面“政治挂帅”造成的荒诞不经之事甚多，疟疾也因此大暴发；另一方面“灭疟大会战”也确实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使之重新下降，并在1980年代回复到文革前夕的水平。
而“群众运动”中既出现了许多“伪科学、大骗局”，也传播了中医西医的知识。那些典型尽管把“旧针灸书”和“专家权威”说的一无是处，但他们编的书里仍然不能没有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如果不是在那个年月，我恐怕不会连患四次疟疾，但没有这段经历我也不会去读那么些中草药和针灸书。
在那个农民没有国家福利、甚至分配体制明显具有“负福利”性质的时代，“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作为一种聊胜于无的替代，比“农民缺医少药”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时代当然要好很多，广大的赤脚医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它和中医没多少关系，正如那时的抗疟与青蒿也没多大关系一样。
但这当然不会影响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中“青蒿治疟”遗产的意义。屠呦呦和他们的团队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这一宝贵遗产，历经几十年，终于在氯喹抗药性问题严重的今天成为人类抗疟的新希望。当然是中国人的光荣。
青蒿的中西医之争有那么重要吗？
至于青蒿素到底是西药还是中药，是西医还是中医的成果，我不认为这种争论有什么意义。屠呦呦用现代科学手段从青蒿中提取有效成分青蒿素，确实与过去西方科学家用现代科学手段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宁具有可比性。
实际上，从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而得到的现代药物有很多，诸如金鸡纳碱（奎宁）、水杨酸、黄连素（小蘖碱）、麻黄素、东莨菪碱、秋水仙碱、毛果芸香苷、双香豆素等等，这些药物后来有的人工合成了，有的开辟了另外的来源，有的现在用的是其衍生物而非原提取物，但是仍然保留了当初的名称以纪念当初的提取工作。人们记住了提取者的功绩，也继承了原植物药材发现的成果（尽管传统药材的发现者往往已经佚名），但很少有兴趣争论它们是否算“西药”、“西医”。
其实，“西医”是我们的说法，西方人自己并没有“西医”的概念，他们只有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区别。古代西方的医学也是传统的，通常也用植物、矿物等自然形态的药材而不会提纯。他们的医学理论（如希波克拉底的“四液”说）尽管不讲“阴阳”、“经络”，但也是一些抽象而无法实证、却可以指导当时医疗实践的概念。
这些遗产在现代科学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汲取和淘汰，盖伦治疗疟疾的放血疗法与葛洪“诸疟方”中的绝大多数方子一样都成了陈迹。西方学界通过授奖肯定了屠呦呦对现代医学的贡献，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肯定会贬低“西医”，我们为什么要认为这种肯定只是褒奖“中医”？
至于电炉做出的红烧肉不能说是西餐之说，我只能说餐分“中西”是有意义的，而“医”分“中西”，我确实不知意义何在？中餐、西餐之分，体现的是口味偏好的不同，这种偏好无所谓科学，也没有进步落后之分，无非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红烧肉无论电炉做的还是柴灶做的，只要还是中国人爱吃而西方人不那么爱吃（大体而言）的那种东西，它当然就是中餐。
可是青蒿素呢？难道是中国人爱用西方人不爱用的？难道它只能治“中疟”而不适用于“西疟”？医药学-生理学应该属于自然科学吧，既然是自然科学就应该有不分“中西”的客观性。对什么有效，与其他药物相比有效率、治愈率高低，副作用大小，应该是有不分中西的客观标准的。
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各门科学各有贡献，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领域也可以说是西方更先进或者中国更先进。但是如果数理化并不因此分为“中数”“西数”、“中理”“西理”、“中化”“西化”，如果祖冲之发现的并非“中国的圆周率”而牛顿发现的也并非“西方的力学定律”，为什么医学就要分“中西”呢？说“中国人祖冲之发现圆周率”，难道比说“祖冲之发现了‘中国的圆周率’”更有损于我们的自豪？同样，“中国人屠呦呦提纯了青蒿素”就足够令我们自豪，为什么非得改成“屠呦呦炮制了中药青蒿素”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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