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sh Freedman 转载自：议报
面对干部的超负荷工作和民众的冷漠，中共领导人面临着动员挑战，这增加了实现国内目标的成本。
来源：The Diplomat
作者：Josh Freedman
译者：撒母耳
图片来源：Illustration by Catherine Putz
中国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严厉封锁措施已成过去，但观察人士一致认为，公众情绪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持续的政治紧缩和经济艰难复苏的背景下，作家们认为，中国已进入了一个“萎靡不振”或“停滞不前”的时代，缺乏改革时代那种令人振奋的乐观和激情。新的词汇和短语现在充斥着人们的日常话题：一些人选择“逃离”，而另一些人则选择“躺平”并放弃自己的抱负。
在过去一年中，我多次出访中国，与各地人士进行深入讨论，最常见的描述词总是“卷”，即“内卷”的缩写——这个词类似于“无休止的忙碌”，由人类学概念改写而来，用来描述工作越来越多，产出却越来越少。当今中国的“更少”部分与钱有关，因为工资在下降；它也指意义更少，因为人们工作得更多，但却对为什么这样做感到迷茫。
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失范和对未来的悲观情绪的上升是所有现代社会的普遍情绪，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然而，这种情绪在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无处不在，这表明中国公众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观察人士发现了这种时代精神的变化，但却难以看清其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尽管许多评论者认为，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预示着政权稳定将受到威胁，但没有证据支持政权面临着根本的合法性危机的说法。即使是热衷于推测政权脆弱性的学者也承认，正如主要的市场分析师所指出的那样，近期的变化不太可能导致经济或政治体系在短期内崩溃。
另一种理解中国社会新常态的方式，是从政治动员成本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野心勃勃的议程来克服它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经济低迷、失业率高、技术和贸易压力以及人口断崖，仅举几例。这些是许多政权都面临的挑战，但对当代中国来说更为重要。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历史上依靠动员来实现其政治议程，而且政治控制的巩固和对其他组织形式的压制使得党主导的动员成为实现这些治理目标的唯一手段。
从解决社会问题如重振低迷的生育率，到实现从食品到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安全”，中共既希望也需要官僚和普通民众的全力以赴。然而，中国目前的社会情绪表明，动员这两个群体的成本越来越高。
在整个现代历史中，中共一直将动员作为其政治统治的关键要素。它不仅寻求通过标准的官僚渠道进行运作，还鼓动和激励各种群体的参与，以超越机构治理的正常限制。在毛泽东统治下的社会主义顶峰时期，政治围绕着群众动员展开：个人必须参加公开会议，开展集体批判和学习，甚至通读《人民日报》头版（这是一项如此枯燥和困难的任务，以至于作家兼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将“阅读共产党文献”描述为“类似于咀嚼犀牛香肠”）。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共仍然依靠运动和其他动员手段，而不是正式机构来实现主要的执政目标。
改革时代的动员继承了其毛派先辈的主要特征，但在一个更加自由化的社会中也有了新的元素。这种动员的对象往往是干部和官僚，而不是普通公民。曾庆杰（Zeng Qingjie）在一项关于扶贫的研究中解释说：“毛泽东时代的运动，是动员群众参与政治。相比之下，改革时期的运动，需要的群众参与度要低得多。相反，官僚们成了大力动员的主要对象。”
伊丽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将这些动员工作描述为“有管理的运动”（managed campaigns），它采用了群众革命运动的框架，但更多地由高层指挥，并充斥着使用技术官僚术语。这些努力包括工作组、地方委员会、将干部或特定地方与其他目标地区联系起来等等——所有这些都将动员的重点放在精英群体而非群众身上。
面对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习近平领导下的新时代，不仅标志着转向加强党的团结和打击政治异见，也标志着中共遇到了现有动员策略的限制。
依靠动员官僚和干部来执行议程的做法已使他们不堪重负，以至于无法满足需求。由于中共政权承担的管治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完成这些任务的目标严格而僵化，官僚们工作过度（而且由于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预算缩水，他们的工资也很低）。因此，官僚们经常感到幻灭和内卷。yibaochina.com
与此同时，实现发展和社会秩序的许多目标也需要更多民众的支持。然而，在政治日益冷漠的环境中，这些呼吁群众行动的要求更有可能遭到冷漠或蔑视。公众越是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官僚们就越是被动员起来试图克服这些限制。他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政策接受者的支持却越来越少，灵活性的空间也比过去更小。
举例来说，中共实施了一项政策运动，通过规定可种植粮食等主要作物的耕地配额来提高粮食安全，减少对外国进口的依赖。地方官员的任务是实现从其他用途开垦出土地的目标，这往往需要让老年农民利用他们的土地种植无利可图的劳动密集型谷物，而不是种植茶叶或水果等利润更高的经济作物。地方官员已经在超负荷工作的重压下苦苦挣扎，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说服农民加入进来，但往往徒劳无功。说服当地人同意该计划的唯一可行办法就是提供大量补贴，但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不愿改变他们的耕作策略。
应对幻灭的挑战最明显的莫过于出生率的下降。无论中共政权出台了多少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的新生儿数量仍在逐年下降，总人口也在不断减少。在多年抵制改变计划生育制度的呼声之后，领导人不仅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现在还极力鼓励年轻女性生育两个甚至三个孩子。
人口减少和生育率下降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东亚。对事业的关注、平衡个人目标和传统家庭义务的压力，以及组建家庭的高昂成本，都使得婚姻和养育子女对许多年轻人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正如我在中国中部的一位朋友打趣说的，“房价是最大的避孕药。”）几乎没有任何政策解决方案能够使生育率有所提高。面对政策解决方案的匮乏，习近平呼吁中共官员积极倡导生育文化，重塑年轻人的婚姻家庭观念。鼓励多生的运动正在进行中。
到目前为止，这些尝试看起来都是徒劳无功。记者们发现，女性对这些请求的回应是响亮的 “不”。媒体的报道证实了我与中国年轻人的对话：政府试图动员、鼓励或劝说女性和家庭多生孩子，但得到的却是集体耸肩。随着这些运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官僚们将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来说服不情愿的民众，而民众也只会变得更加不情愿。
这并不是说全社会动员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说自上而下的动员无关紧要。相反，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动员的成本越来越高，限制了以动员为导向的政权的选择。中国从未正式规定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但地方官员在上级的严格指示下，在人身强制之外想尽一切办法迫使人们接种疫苗。即便如此，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老年人拒绝接种。研究表明，当中国放弃疫情控制政策时，超过四分之一的最年长公民（80 岁以上）和超过 10% 的老年人（60 岁以上）尚未完全接种疫苗，而地方官员不得不花费时间和金钱来达到他们的目标。
缺乏长期有效的动员，地方官员面临无法实现的目标，中共只剩下强制手段——这是最后的手段，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有可能对个人和整个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在耕地配额问题上，面对不妥协态度而采取强制手段的报道屡见不鲜，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斥责地方官员太过分。
动员成本的上升对中共的治理项目提出了巨大挑战。中共国要想实现其目标并实现习近平和领导层的设想，就必须克服这一动员挑战；到目前为止，许多公民对动员努力的反应是进一步退出政治，而官僚们则在其行动权限的限制下徘徊不前。与其关注合法性危机或政权稳定，观察人士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动员挑战上。中共领导人能否应对这一挑战，将决定中共国的未来走向，以及它能否实现其野心勃勃的议程。
作者简介：Josh Freedman 是一位政治学家，他撰写有关政治、社会和思想交汇的文章。他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他拥有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公共政策（伦理学）学士学位。
原文链接：https://thediplomat.com/2024/10/chinas-political-mobilization-challe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