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晖 转载自：网络
早在“五四”以前，中国就出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20世纪末进入改革时代以后，“文化热”中的“中西”之争再度热闹起来，80年代许多人积极推进西化，90年代弘扬传统又成了主旋律，加上国际上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助兴，可谓高潮迭起。
也是自清末民初起，中国开始了“主义”之争，50年代以前国内的“左右”热战血流漂杵，50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资社”冷战剑拔弩张。到了世纪之交，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随着冷战的结束逐渐淡出。而在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深化，“主义”之争却脱去“文化”的包装再度“浮出水面”。
最后，在现代性背景下，许多国家里民主公共权力组织——政府部门，与竞争性市场组织——企业或营利部门，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同时也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于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呼声中，自治的公民社会和志愿者公益组织（所谓“第三部门”）也发展起来。它与民族国家－政府组织（“第一部门”）和市场－营利企业（“第二部门”）本是各司其职的。但许多发达社会本具有扩大“福利国家”以压缩市场领域的社会民主倾向，和扩展市场秩序以限制政府权力的古典自由倾向，以及这两者长期对峙的传统。而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已没落、“福利国家”体制也陷入困境的“左派危机”时，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反对者转向第三部门国际行动并使其具有“另类左派”色彩或“第三条道路”色彩，就成了不难理解的事。1999年西雅图事件后，这种跨国第三部门组织挑战市场全球化、同时也与事件所在国政府权力发生冲突的“三个部门之战”，在世界各地连续出现，国内一些学者随之盛称其“后现代”意义，并力图使国内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与国际接轨”。
于是在世纪之交，我们身处一个剧烈变化中的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的世界，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
“中西文化碰撞”百多年了，然而新世纪伊始，人们面对坑亲杀熟的“诚信危机”的一片惊呼却表明，如今的“文化”中不论中西，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已成为“稀缺资源”。百年来的“文化冲突”，得到的是现代公民权利未张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的后果。“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儒家的“传统”道义同归于尽，而在西、儒皆灭的土地上，“秦政”与痞风前后相因相继，强权逻辑与犬儒逻辑的互补反而变本加厉了。
“左右主义之争”也已80多年，过去的斯大林体制已经灰飞烟灭，现在的资本主义体系也有许多问题。但我们这里，还是既无“自由放任”，亦非“福利国家”。一些人喜欢说：美国式的个人自由有什么什么弊病，瑞典式的社会福利又如何如何不好，前者损害平等，不利穷人；后者限制自由，压抑精英，我们都不能学云云。这话若是出自布莱尔、吉登斯等人之口，倒也成一家之言，虽然“既不要自由放任，也不要福利国家”的制度创新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还远未明白。但是在我们这里如果这样说，那就要问：美国式的个人自由太过分，那么美国的社会保障如何？瑞典式的社会福利我们搞不起，那么瑞典的个人自由呢？人家左派责怪美国的社会保障太少、右派批评瑞典的个人自由不足，而我们如果拥有这美国式社会保障、瑞典式个人自由，那已经进步到何等程度！至于“三个部门”之争就更不用提了。没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哪里会有2000年的“布拉格之秋”？
出于对两极的不满，在各种争论中都产生了中庸之道：在“中西文化”对立中，历来就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结合之说。在“左右主义”对立中，各色“第三条道路”也有几十年历史了。而在刚刚兴起的跨国第三部门运动和“NGO反对WTO”潮流中，也不乏既要NGO、也要WTO的呼声。
但是中庸之道不管理论上多么面面俱到，实行起来却往往要碰壁。考其原因，人们常常抱怨两极的力量太强而中间派太弱：一些人非要2，另一些人非要10（至于谁是10谁是2姑且不论：自由主义者要10分，在他们眼里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只要2，而后者要10分平等，在他们眼里前者也是只要2的），而主张（2＋10）÷2＝6的呼声便被埋没了。无疑，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种可能：如果健康的两极本身都太弱，那中间派能强得起来吗？假如还没有1，那么谈论2与10的中位数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主张2的人与主张10的人难道不该首先为争取1而奋斗吗？而“为争取1而奋斗”当然不能说是2与10之间的什么第三条道路，只能说是两者“共同的底线”。亦即：它并不是两者互相妥协、各让一步的结果，而是两者本身都需要以之为前提的、即使没有对方要求自己也必须争取的基本目标——尽管可能远不是全部目标。
例如关于“文化冲突”，人们当然可以而且应当倡导文化多元、文化宽容和文化间的取长补短，根据这些原则，基督教、儒家理念与伊斯兰教应当和平共存。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信仰自由的原则必须战胜异端审判，这两者是没有共存之说的。如果异端审判存在，不仅各种文化与信仰的多元共存成为不可能，而且正如我在纪念托马斯·莫尔的文章中所说的，每个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会被窒息。因此每个文化每种宗教都应当反对异端审判、异端镇压，反对原教旨主义神权专制（不是反对“原教旨”）。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近年来一些基督教学者倡言以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础，建设“全球基本伦理”，这当然不表示他们放弃了“基督教文化”而皈依“儒家文化”，实际上这就是希望确立这样一条共同的底线。
又如在“左右之争”中，发达国家的传统话题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他们的左派主张扩大国家承担的责任，而右派强调要限制国家的权力。这两者形成对立显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先有了一个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国家”，在这种契约下，国家的权力与责任严格对应：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并对公民负责，公民需要国家承担多大责任，就授予它多大权力——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只能是民主国家。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扩大国家责任（因而必须增加对其授权）的左派主张与削减国家权力（因而不能要求其扩大责任）的右派主张才可能形成对立，乃至达成关于“中间道路”的第三种选择。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如果权力不产生于社会契约，不来自民主授予也不对公民负责，那就会造成：国家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从而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要求与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对立。西方那种“左右之争”乃至“左右之间的”折中立场，在这种条件下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的体制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还远不及美国，又有什么资格怪其个人自由太多？如果我们连瑞典水平的个人自由也远未达到，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其社会保障过分？如果连美国式的“低调社会保障”和瑞典式的“低调个人自由”也得不到，谈论“美国与瑞典之间的”中间水平保障和中间水平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就需要有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而这，就是现代左右派都必须持守的共同底线。
至于“三个部门之争”，则正如我在本书中论证的：没有“权力只能用于公益”的现代民主国家和“私益只能出自自愿交易”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的第一、第二部门就都还说不上形成，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以志愿求公益”的第三部门。而摆脱那种“以强制求私益”的“第四象限”，使权力只能用于公益、而私益只能通过自愿交易取得，这正是三个“部门”所共同需要以之为前提的东西，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线。在这一底线的基础上，才可能存在“三个部门之争”，“西雅图问题”才可以成为有意义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这种“共同底线”早已成为现实，而不再是追求的目标，底线之上的“文化”、“主义”、“部门”之争（以及对这类争论的调和折中）也因而凸显。只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人们才会提及与强调这一底线。最近在法国的一次讨论会上，当我谈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时，一位法国学者说：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与主张福利国家的人，怎么可能有共同立场？我回答道：“怎么不可能有？最近你们这次大选中，反对勒庞上台不就是这两者的共同立场吗？”的确，在这次大选的第二轮投票中，为了阻止以勒庞为代表的新纳粹倾向得势，法国的现代右派（法国人称之为“传统右派”）——自由保守主义的保卫共和联盟总统候选人希拉克，不仅得到了本党的、也得到了左派社会主义者——社会党乃至法国共产党的赞成票。这是“共同的底线”，而不是“第三条道路”，因为法国左派反对勒庞是他们的固有立场，并不是为了与右派折中而作出的妥协或中间路线。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左右派联合执政，那时是要讲第三条道路的，否则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怎么联合执政？而这次不同，左右派并未联合执政，他们都反对勒庞只是体现了两派立场的“重合”部分，而不是两派中双方或任何一方让步所导致的“趋同”。社会党如果不反对勒庞就不成其为社会党，保卫共和联盟如果不反对勒庞也不成其为保卫共和联盟。这与什么第三条道路毫无关系。
但是在法国，这样突出“共同的底线”毕竟罕见。为什么要反对勒庞？因为勒庞上台会威胁到法国已有的许多东西、即左右派都认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原则。但正因为这些都是已有的，除非特殊情况（如这次勒庞“出人意料”地崛起）人们并不担心失去，所以一般不必表现出这种共同性，通常看到的只是左右派的斗争或妥协。然而如果那些东西尚待争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法国大选后不久，美国思想家德沃金访华，在与笔者的交谈中德沃金提到“诺齐克与罗斯福搞的那一套水火不相容”。笔者表示完全理解这个说法，但从我们的角度看则未必，当时我也举了法国大选的例子。事后想来，美国其实有更确切的例子：当年为了争取在南方实现北方式的自由（在后来的左派眼里那当然是“资产阶级自由”），社会主义者魏德迈在马克思的赞许下加入林肯政府的联邦军当了军区司令。魏德迈与林肯的“主义”差异无疑绝不比诺齐克与罗斯福小，但在自由尚待争取时，魏、林面临的问题大不同于诺、罗。如果说当今法国左右派（他们已不需要共同“争取”自由）联合执政需要的是妥协而不仅仅是共同底线，那么
魏德迈加入林肯军队只要基于共同的底线就够了——魏德迈这样做既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也不意味着他走向了“第三条道路”。相反，如果魏德迈在南北战争中保持中立，甚或与南方奴隶主一起反对“资产阶级的”北方，那他当然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但他还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吗？
不幸的是，如今在我们这里，亲“南方奴隶主”的“伪社会主义”者与“伪自由主义”者都不少。因此我对某些“左派”与某些“右派”都有批评。如上所述，“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持守底线。
本书的宗旨就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我于1999年出版过《问题与主义》一书，本书可以视为该书的续编。其中的作品绝大多数写成于《问题与主义》出版后，少数则写于该书出版前，但并未结集过。本书其实2002年已经编好，自那时起曾经几度要出版，有一次甚至已经三校，但却因种种原因又放弃了。因此，2003年以后的文字书中也就没有收入，容俟后日吧。
如今都说全球化，但全球化不始于今日。自从英舰轰开虎门、马克思号召全球无产者联合，就开始了两种对立的全球化：capitalist和communist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后这个对立告一段落。但世界既未“大同”，也不可能重建“铁幕”隔绝彼此。我们注定生活在一个有矛盾的因而是多元的地球村中，依然面临多种而不是一种全球化。然而世界毕竟还是在进步：这些矛盾、多元与多种已经越来越多地以上述底线为基础，而突破底线的堕落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也许，这就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国际之“轨”吧！
本文选自秦晖《共同的底线》序，该书已由江苏文艺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附：
钱理群：我很少参会，我的原则是能不参加就尽量拒绝、尽量避免参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现在中国问题越来越复杂，而我的知识结构已经远远不适应这些东西了。包括读秦晖这本书，因为秦晖书读得很多，我发现他读的很多书我都没有读过，讨论问题我都不甚了然，所以到这儿发言我都很紧张，所以我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我写了详细的讲稿。但是时间有限，我就讲三个问题，因为我准备了三个问题，现在讲一个问题。
前几天，我在炎黄春秋上有一个讲话，呼吁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好事情，这样的一个呼吁。结果，秦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要左右联合起来，推进民主运动？当时我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是我想也有道理，我特别是读了秦晖的书以后觉得确实是这样。其实我发现我和秦晖的想法有一些基本的一致，就是有共同的底线，而且我也赞同他的说法，一个就是有限度的自由权利；一个是社会保障。我觉得背后的理念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争取自由、一个是争取资本。也可以说，就是用公民的权利来制约权势者的权力，是这么一个共同的底线。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这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而当下中国国情简单说就是秦晖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既不平等、也不自由的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权力极大、责任极小的体制，我觉得这就是当下中国实际问题，当下的真问题，针对这个真问题需要强调平等、强调自由、强调公民的权利、强调人民的福利。
所以，他说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共同体现。那么，这样的共同体现有两个，就是不能认同民粹派和寡头派，要反对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我完全赞同的。我想换一个说法，我在网上看的很赞同的说法，就是中右和中左联合起来，警惕极左极右。我觉得这恐怕是这些年知识界不断讨论可以达到的一个共识。不过我要补充一点，不仅中左和中右之间有共同底线，而且在我看来中左中右和极左极右之间也未尝没有最大公约数，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今天的当政者看来，不仅中左中右是所谓邪门歪道、必须打击，而且极左极右的极端行为，也认为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也是要不同程度大打压的。刚才江老谈到的问题，具体到薄熙来事件，能不能用公正的审判呢？当然挺薄派的人是不这样主张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反薄派的人恐怕也应该认同这些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再具体到薄熙来案件的处理上，我觉得极端派和中间派是可以取得，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可以取得共识的。
实际上，我想共同底线，我理解秦晖讲的主要是价值上的体现。
我记得我们以前经常讲一句话：“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用生命保卫你发言的权利”，现在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了。秦晖在他的书里讲到，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什么呢？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该用一切的代价消灭。我看某些自称自由主义的人也是这个逻辑。我们当下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自由表达的自由，主要是来自于官方。最终以自己掌握的真理，你死我活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一种实际上是矛盾式形成的，我觉得也是妨碍我们真正自由的表达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要破除唯我理论，而应该对不同意见的人争取不同意见。其中包括一个自我激励的精神，还包括一些对不同意见的人，反对人其实也应该有具体的分析。在我看来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我们两者的立场基本上一样，但是并不等于我反对立场那个人的观点未必完全没有合理性。我想到的是，如果看毛派的问题，当然我自己是不赞成毛派的，但是毛派的某些观点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思考的，我觉得很多问题本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推到极端以后就荒谬了。我们不能因为基本立场和他不一样，就否定了他的某种合理性，你非这么做，最后把自己也推到极端了。另外，我觉得任何一个思想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不同意见当中发展。我不同意毛派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毛派对我有很多指引，但是我觉得他的指引有一个好处，就是使我警觉。如果我把自己的观点推到极端的话，我可能落入一个陷井、就是落入毛派给我警告的一个陷井。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立场鲜明，另一方面我们要善于从和你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当中发现他某些合理性，同时用他对你的指引来警惕自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更加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和理解。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了，任何人都不敢说中国按照你的观点去办就把中国的问题解决了。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比如我有我的立场，在我没有发现错误之前当然坚持下去。所以，我又一次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一个是理直，因为我觉得我有道理；但是气不壮，为什么？因为我总害怕我的主张是隐含了某些问题，如果把它推到极端以后，会不会形成某种遮蔽。也就是说，我们的前提就是中国问题太复杂了，任何人都不要把自己的主张绝对化。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用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不同意见、甚至是在你看来非常荒谬的意见，这样我们可能会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有两个：第一、向政府要求民主权利，要求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另一方面，在我们自身当中，也应该建造一个比较合理和健康的言论环境。这样大家取得某种最大公约数，在我看来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中左中右联合的底线，还有一个是所有正在思考和关心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也会有基本的共性。
秦晖的书写得比较早，所以对当下的一些问题没有回应。我觉得当下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责任，除了面对当下的问题，我们还应该关心更大范围的理论问题，要更宏观地去思考，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因为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各种所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都出了毛病，在这当中恰好提供一个机会进行理论地总结、提升。我觉得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全球未来的发展要提供一个新的价值理念、新的理论，我觉得恐怕是知识分子更根本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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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派别的合作：
1. 是否有共同的利益： 反对强制，反对极权，反对当下的共产党，要言论自由，要民主化，要废除户籍制，要多党制。。。。
2. 我们是否能有共同的底线，自由和公正， 一个就是有限度的自由权利，一个是社会保障和平等。
如果都有，为啥不能合作？真的共同底线，一方面不仅反对当前的中共，另一方面也反对 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论调。 前者容易明白，后者却有时候会迷糊。 其次，共同的底线不是天然就是对了，而是我们要彼此说服，只有有共同的底线，我们才能都取得利益最大化，而如何把这个概念灌输给左右两派，如何把这个概念灌输到普通百姓脑子，前一个貌似还简单点，后一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