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庆民 转载自：议报
近日，有30多年历史、曾是香港最大民主派政党的香港民主党，传出在北京压力下将被迫解散的消息。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大中华主义立场的香港传统泛民主派，曾长期关怀大陆民生疾苦与人权状况，为近现代的中国国家发展与人民福祉做出过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近现代的香港，虽早在1841年就成为英国殖民地，但始终与大陆有着各种密切的连接。从清末到民国，香港不仅是中国与西方经济往来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各派政治势力林立、策动大陆革命或暴动的平台，还是多种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的窗口。如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反抗英国殖民和争取劳工权利的“省港大罢工”，及“西学东渐”中译介西方文化成果与学术知识，香港都扮演了极重要角色。抗战期间，香港也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暴的重要基地、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之一，并与中国大陆同时迎来光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红色的大陆与资本主义的香港，看起来虽然壁垒鲜明地对立，但实际上却仍然有着紧密的连接。如大量从大陆逃亡而涌入香港的各色中国人，就是最直接的陆港纽带。因为中国大陆几乎全境封闭，上海等原本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人文交流都会“休克”，香港就发挥了比清末和民国时更大、更独特、对大陆更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大陆政治风潮也冲击着香港，如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时，香港就爆发了“六七暴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许多故事原型，也取材于那几十年大陆的政治风潮与人物。而改革开放之后的数十年，香港和大陆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连接更加紧密。
正是香港与中国大陆有如此多的关联，以及许多本就半生在大陆的中国人流亡和定居香港，所以“90后”之前的港人普遍都有浓厚的“大中华情结”和中国民族主义观念。虽然许多港人并不认同大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港人之间的价值观与利益分歧也很大，但都很认可自己是中国人并为此自豪。正是因此，那时的港人普遍都非常关心大陆的政治和社会动态，也颇为关心大陆人民的疾苦与诉求。
从金庸与陈毅争论“要核子还是裤子”、香港左派策应大陆文革和反殖运动、港人积极接济逃港大陆难民，到改开后香港富人在大陆大规模捐资助学，港人创作大量弘扬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书歌影视作品，大陆发生灾害（如1993年华东水灾、2008年汶川地震）时许多港人近乎狂热的捐款、明星义演，香港民权人士以超过大陆人热情的态度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为二战中国劳工和“慰安妇”维权、参与保钓运动，以及政治上期望大陆民主化的参与……都来源于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以及对大陆作为祖国的热爱、对大陆人作为血脉相连同胞的关怀。
那个时候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跟中共官方是有合作的。他们还参与了香港回归谈判和《基本法》起草。香港民主党创党元老、首任主席李柱铭，就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之一。他们是热爱国家民族和人民，对同胞像对家人一般关心爱护。他们也期望通过与北京合作、求同存异，让多灾多难、贫穷落后的中国大陆，能够民主法治、繁荣富强。因为大陆的体制和环境限制，许多中国官方及大陆人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想说而不便说的话、想参与而无路径的难题，都由香港爱国民主的泛民人士去做、去说、去解决。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申办奥运、谴责二战日本战争罪行、追讨被外国掠夺的文物、购买“瓦良格”航母（即如今的“辽宁舰”）等，香港都发挥了关键性、独特性的作用。
作为驰名世界的商品、奢侈品销售地，“香港”本身就是连接中西的特色商业名片，其作为“前店”帮助大陆“后厂”生产的商品以冠以美名、优化品质、更大销量、更高利润的行销世界，陆港两地经济民生都受益巨大，可谓“双赢”。而中国香港籍的陈冯富珍女士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长，也是陆港协力推选，是中国借助香港及港人与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典型。在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声望、促进中国融入全球化、以现代国际规则与话术与西方及世界打交道过程中，香港及港人都以其难以替代的独特价值，为中国做出卓越的贡献。其中香港泛民主派最为真诚和积极，他们可以放下政治歧见，与北京及建制派合作，为中国民族利益而奋争。
爱国民主立场的泛民主派，直到2010年代中期都仍然是香港民主力量的主流。但从2015年前后“占中”运动和香港政改走向失败后，香港民主派中的大中华派趋向萎缩，持香港本土主义甚至港独立场者逐渐成为民主派中最具声量的力量。这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政改的失败，也跟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悄然变化及陆港关系的异化有关。
相对于往往早年成长于大陆、无论文化还是感情都与大陆难以分割的老一代港人，新一代港人多数出生和长大在香港，对大陆、中国、汉族及中华民族，都没有那么强烈的同胞感情。而香港无论回归之前还是之后，与大陆的政治制度、历史轨迹、文化特色，都颇有差异，自然也让香港人与大陆人的价值观和认同越发相异。而随着大陆经济发展、部分大陆人富裕起来，以前香港人以优越者帮扶大陆的心态、港人与大陆优势互补（港人资金、技术，与大陆资源、劳动力互补）的合作，也变成更多的相互竞争和冲突。如部分大陆人在香港的不文明行为，抢购奶粉、“双非产子”等，都引发港人不满、与大陆人的冲突。之后诸如北大教授孔庆东辱骂“香港人是狗”等言论，和香港媒体刊登针对大陆人的“蝗虫论”广告等，导致冲突升级、陆港关系恶性循环。而政治制度的差异，陆港民众对政治体制及相关问题的不同看法，也让许多港人感到与大陆人“不是一路人”。
于是，强调香港人与大陆人属不同族群、主张“香港人优先”的香港本土主义日益崛起，“香港独立”思想也在年轻人中萌发。而2019-2020年的反修例运动，除了是反对修例以及追求自由民主，但另一股驱动力则是港人对大陆政府的离心离德，是香港本土主义浪潮的大爆发。这从反修例运动中显著的各种本土和港独口号就可看出。当香港人对大陆的感情疏远以后，自然也就不再真诚关心大陆的民权民生。对于近年大陆的各种天灾人祸，香港人再没有以前的热情关心，甚至可以说是冷眼旁观。而流亡世界各地的港人，继续追求香港的民主、自决，但对大陆人处境及大陆未来命运似乎并不关心。他们即便提及中国大陆民主人权问题，落脚点也都是香港自身的前途命运。
而这不仅仅发生在港人身上。台湾人，以及海外各地的华人，乃至许多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长居海外的大陆人，有些毫不关心中国大陆发生的事、与大陆人民形同陌路，有些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和评论，甚至还有少数人诅咒中国崩溃、或对中国大陆人遭难幸灾乐祸。这些搞“逆向民族主义”的华人，表面看来他们也在乎自由民主人权，但许多言行都透出其对对自身所属的汉族及中国人身份群体的歧视和嫌恶。
这样的现状下，坚持大中华主义立场、关心同胞、以爱国民主为原则的香港传统泛民主派人士，以及之前数十年陆港各方意识形态不同，却能求同存异、共同为中国繁荣发展、民族复兴尽力的时代，多么值得珍惜和怀念。
但香港大中华主义立场的泛民主派及主要人物，近年饱受打压的遭遇，尤其香港民主党从当年与建制派分庭抗礼的民主派龙头，到后来被本土派喧夺和裹挟，再到如今举步维艰、濒临解散的命运，反映了爱国民主立场的传统泛民“两面不讨好”，既被北京和港府建制派所不容、也被走向本土主义的香港反对派民众抛弃的残酷现实。
香港民主党这几年遭到当局大力压制和刁难，如预定举办党庆酒会后被预订酒店退订、成员经常被警察约谈等，也在重重限制下无法“入闸”参选议员、进行线下政治活动，影响力急剧萎缩。而何俊仁、林卓廷等民主党前高层则早已入狱服刑，迄今仍在狱中。在这样情况下，民主党仍然坚持运作，也是因为传统泛民、大中华派爱国民主力量坚韧顽强，希望在绝境下仍能为陆港人民发声。但随着利维坦枷锁继续收紧、不留缝隙，若中国无根本性政治变化，民主党恐将在不久后从形式到实际都彻底完结。与香港民主党一同萎缩、走向终结的，是曾经天经地义的香港人大陆人都是中国人的心连心、陆港一体，是陆港不同意识形态势力可以为国家民族和同胞福祉求同存异，是港人对大陆人苦难的同情和关怀、天灾人祸中的倾力帮助、对大陆民主法治的期盼与推动。当这些消逝，香港这个“东方之珠”日益暗淡，而中国国家民族及中国大陆人民，也将在本就与国际主流社会颇为隔膜、与世界脱节的环境中更加孤独、更缺助力、更无呵护、更难反击，而不得不面对更多明枪暗箭的攻击、遭受种种有形无形的损害。
当中共以镇压“港独”为借口，全力打击香港泛民派民主人士之时，反而促使了香港青年人本土意识的滋长，从而为未来香港真正的“港独”埋下了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