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ZONGYUAN ZOE LIU 转载自：议报
北京与华盛顿经济对抗的高风险策略
来源：Foreign Affairs
作者：ZONGYUAN ZOE LIU
译者：乐山
题图：2025 年 4 月，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港的海运集装箱 Carlos Barria / Reuters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如何跌跌撞撞地走向一场双方都不真心寻求，而世界其他国家又无法承受的贸易战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4月2日的 “解放日 ”仪式上宣布对华盛顿的所有贸易伙伴征收不同程度的关税，此后，美国和中国展开了几轮针锋相对的升级，将两国之间的关税推向了令人望而却步的高水平。截至 4 月 11 日，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关税已达到 145%，而美国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则达到 125%。除非两国制定广泛的豁免条款，否则两国每年 7000 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可能在未来两年内缩水高达 80%。市场对迫在眉睫的贸易战作出了负面反应，许多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都在努力解释特朗普政府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理解当前中美僵局的最佳方式是将其视为双方错误假设和失策的产物。特朗普的圈子误判了中国经济的韧性，错误地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急于达成协议以避免国内压力。因此，华盛顿的对华鹰派没有料到中国政府会对特朗普的关税做出多么坚决的反应。
与此同时，中国缺乏高超的外交技巧，因此更善于发出挑衅的信号，而不是影响结果。中国政府未能消除美国国内外许多人的合理担忧，即中国低成本出口的再次激增将进一步侵蚀其他经济体的工业基础，从而产生第二次 “中国冲击”。而好战的言论——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 3 月宣称中国 “准备在贸易战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战争中”“战斗到底”——几乎无法说服国际舆论，也完全无法传达中国领导层避免外部冲突的长期愿望。
特朗普政府现在正试图挽救全球经济混乱的局面——许多迹象表明，这并不是它所计划的——从全面重整全球经济体系转向对中国经济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正面攻击。习近平和中国领导层的其他成员并不幻想中国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但他们愿意冒特朗普可能会输的风险。
错误的判断
美国的对华鹰派人士普遍认为，中国领导人急于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以避免可能破坏中国社会稳定和威胁中国共产党垄断权力的经济痛苦。这种分析部分是准确的，但却导致许多人得出错误的结论。
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比过去三十年的任何时候都要疲软。但是，它并非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所反复表示的那样“即使不是处于萧条，也已经陷入严重衰退”。从二十年前的两位数年增长率，到 2010 年代的高个位数，再到如今的约 5%（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夸大倾向，许多中国观察家将其折算为接近 2%）。
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不会自动给美国带来优势。发达经济体去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7%，美国经济以2.8%的增长率遥遥领先。然而，这种势头正在减弱。金融服务商摩根大通（JPMorgan）目前预测，2025 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将出现负增长，同时预计中国官方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 4.6%。
如有必要，中国已做好与美国脱钩的准备
3 月初，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NBC News）：”唐纳德-特朗普正在为美国带来增长。我绝不会赌衰退。不可能”。这种夸张的说法，从表面上看，助长了特朗普政府高估了关税迫使中国坐到谈判桌前的可能性。这一策略适得其反，大大降低了直接谈判的可能性，而在直接谈判中，中国可能愿意做出有意义的让步。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强大的报复能力和对谈判的战术开放性，但并不愿意屈服。
特朗普政府似乎相信，通过特朗普和习近平之间的直接个人对话，可以达成一项全面的贸易协议。但习近平并不进行交易谈判；他保持着一种帝王式的冷漠，对他人制定的协议表示赞同，并置身于日常管理的纷争之外。相比之下，特朗普通过吸引媒体关注来汲取政治资本；他的每一项成就都必须是有目共睹、惊天动地的。他将自己塑造成 “首席谈判代表”，亲自推动关税议程。
这种领导风格的不对称给外交带来了严重的后勤挑战。很难想象特朗普会保持必要的克制，避免将争端描绘成两个大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较量。然而，中方却极其厌恶这种方式——很可能导致中国政府完全置身事外。中国政府认为，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的会晤不太可能保证取得实质性成果，并认为这是对华盛顿的让步，几乎没有任何好处，而且风险相当大。即使是精心安排的峰会也可能损害习近平的形象，进而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中国官员仍然清楚地记得，在他们认为热烈而富有成果的 2017 年对北京的国事访问之后，特朗普几乎立即发动了贸易战。此外，北京也不想冒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年 2 月访问白宫时那样发生冲突的风险。
习近平的长期斗争
习近平的政治生涯有两条主线：抵制外国胁迫和驾驭国内权力斗争。他的本能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当时他家道中落，被下放到陕西农村劳动。习近平的核心政治理念是 “吃苦”（chi-ku），号召中国公民，尤其是年轻人，吃苦耐劳，为民族复兴服务。他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洗雪中国的“百年屈辱”，这不仅仅是夸夸其谈。这是他合法性的支柱。
特朗普的对抗性贸易政策虽然旨在削弱中国政府的力量，但却自相矛盾地强化了习近平的论调。外部威胁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提供了掩护，也为中国推动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提供了理由。这也让习近平得以转移对过去政策失误的指责——尤其是他的政府对私营企业经常采取的惩罚性立场。这种转变明显体现在对以前与国家不和的亿万富翁企业家恢复了象征性的青睐，比如著名商人马云，他在 2020 年批评了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后基本上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但最近几个月在政治上得到了重生。
中国共产党垄断了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权力，习近平在党内也几乎独揽大权。这种权力的集中使中国领导人能够在不受质疑的情况下做出大刀阔斧的政策决定，并能迅速扭转方向。由于中共对信息的控制，尤其是对外交事务的控制，任何与特朗普政府的交锋都可以在国内被描述为习近平坚决反对外国霸权。
中国对美国关税的反应与其说是为了挽回面子，不如说是为了执行一项经过长期酝酿的战略。与许多被特朗普的策略打得措手不及的美国盟友不同，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为对抗做准备。自201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低烈度的贸易战，在管理日益加深的中美竞争方面积累了经验，并学会了如何规避华盛顿的经济限制。
与美国的盟友不同，北京多年来一直在为对抗做准备
为此，中国政府推动地方官员和国有企业加强供应链的弹性，并培育海外市场。为了减轻对小企业的打击，避免失业，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形势中国政府推出了有针对性的财政和货币措施，为小企业提供支持。在今年 3 月召开的最新一届全国人大上，中国领导人强调拉动内需是未来增长的关键，并出台了加强消费支出和改善国内商业环境的新政策。他们还推动在国际上使用以人民币为基础的支付系统，以减少中国遭受美国胁迫性金融制裁的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台了一整套新法律——例如《反海外制裁法》、《出口管制法》和反间谍法规——为报复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国际企业陷入困境。企业要么遵守美国制裁，要么冒着违反中国法律的风险，反之亦然。
在外交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深化地区关系来削弱西方的保护主义。中国加快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关于欧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称 3 月与法国外长让-诺埃尔-巴罗的会晤是 “建设性的”，中法两国计划今年举行三次高级别对话。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加征关税的前几天，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部长们在中断五年后恢复了经贸对话，同意探讨在三国间达成更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合作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并欢迎新成员加入其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本月早些时候，习近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二次访问东南亚，以加强与越南和其他已成为中国商品转运中心的主要邻国的关系。
毫无疑问，高关税将侵蚀中国出口商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但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承受痛苦。与新冠疫情封锁带来的冲击相比，与美国的贸易破裂尚且可以忍受。封锁措施表明，在不破坏社会稳定（这是中共最关心的问题）的情况下，中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给人民带来苦难。更重要的是，习近平衡量民族复兴的指标不是GDP，而是科技发展。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议程只会强化习近平倡导国内创新和更大程度自力更生的论点。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不同，中国现在已准备好在必要时与美国脱钩。
没有万无一失的赌注
撇开对近期通胀的担忧不谈，当今重塑全球供应链的最大变数是美国是否仍可作为稳定、长期的经济伙伴。北京的官员们迅速利用了国际社会对习近平集权和背离邓小平 “改革开放”愿景的关注的转移。4 月初，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邀请外国投资者 “利用中国的确定性来对冲美国的不确定性”。
然而，美国稳定的不确定性并不会自动使中国成为更可信的替代国。中国政府尚未解决自身的结构性经济问题。无法保证其自力更生和国家驱动的创新战略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取得成效，从而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随着内外部增长阻力的增加，中国政府面临着资本稀缺的预算硬约束：更多的钱用于技术，意味着更少的钱用于家庭。
但1970 年代及之后出生的人所憧憬的未来不是更多的斗争，而是持久的繁荣。年轻一代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忧。他们成长于一个富裕程度不断提高、机会不断增多的中国，而新冠疫情是他们中许多人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国家危机。现在，随着中美紧张局势危及全球教育和职业发展，他们的经济安全感也在削弱。
在中国和美国，决策都由老龄化的政治精英主导。而在这两个国家，年轻一代都越来越意识到，当权者愿意拿自己的未来做抵押。对中国而言，从长远来看，“吃苦”的号召可能不再能激励一个从小期待幸福的社会。
特朗普的苦药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华方针不必转化为最大限度地施压。强硬手段只会加深北京长期以来的怀疑，即华盛顿试图遏制中国并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更好的战略打法是向北京提出两难选择，而不是最后通牒。
这种困境始于接受一个结构性现实：美国将始终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因为美国人并不想从中国工厂夺回低端制造业工作。特朗普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一种政治上持久的方式来构建这种逆差——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清洁能源等影响未来的行业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确保中国继续将其顺差转化为美元资产。
为此，美国应继续大量出口原材料和工业投入品，保持顺差，以巩固其作为全球生产链上游供应商和中国工业生态系统重要合作伙伴的地位。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应接受在低端、小型制造业方面的巨大逆差。尽管国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但将这一领域带回美国在政治上是空洞的，在经济上也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应通过公式化的对等关税，使半导体和工业机器人等高端战略制造业保持平衡。有了这些关税，华盛顿还可以激励中国政府缩小净贸易差距，首先对这些高端行业征收略高的关税，然后在中国购买美国原材料和工业投入品时降低关税。这样的框架会让两国都有胜利可言：特朗普可以说他捍卫了美国的关键产业，而习近平则可以说他保护了中国的制造业基础，甚至争取到了适度的关税减免。最重要的是，它将把调整的负担转嫁给中国政府，让中国在与美国利益保持一致的同时，灵活地根据自己的条件重新平衡经济。
即使持续加征关税，也无法阻止中国的全球商业扩张
为了确保中国政府将其贸易顺差回收到美国资产中，并保持对美元体系的风险敞口—这是美国杠杆作用的另一个悄无声息但却十分有力的点–一个切实可行的机会在于扭转中国人民银行从美国国债中撤出的持续多元化趋势。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将其国债持有量减少了约40%，并将部分储备转为黄金。即使是将近期购买的部分黄金转回美国国债，也能为美国带来约430亿美元的新投资，这将支持特朗普政府保持低利率和稳定债券市场的愿望，而这正是其为36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再融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此举还将表明中国政府对美元体系的持续承诺，并抑制对新兴金砖货币或更广泛地推动去美元化的猜测。
然而，如果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没有一个协调的关税制度，那么任何战略都不会是密不透风的。中国出口商不会在华盛顿谈判时坐以待毙，尤其是考虑到以往谈判的缓慢步伐。例如，中美两国于2020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用了两年时间才最终敲定，而中国中小型企业（中国出口的主力军）的平均寿命仅为3.7年。
即使持续征收关税也无法阻止中国的全球商业扩张。国内产能过剩和残酷的内部竞争已经促使中国企业向海外扩张，以寻求利润空间。国家通过财政激励、简化监管、税收减免以及更容易进入海外市场和供应链等方式提供支持，强化了这种动力。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成协议的范围——以及特朗普能从习近平那里获得的让步——很可能已经缩小。如果特朗普想达成协议，他可能不得不和中国人民一起“吃苦”，接受一些艰难的妥协。但如果重新调整外交战略，他仍能取得一些小的胜利—避免美国现在面临的巨大潜在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