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家均 原文链接
CDT编者按：本文为德国之声文章《专访长平：假如我可以回到“八九六四”》部分内容摘录。作者为叶家均。阅读全文请移步德国之声网站
1988年，在四川的大学生长平。当时长平还不知道，来年自己与中国会遇上改变个人与历史的“六四”事件。
中国媒体人、六四参与者长平向德国之声（DW）诉说他最深刻的“六四”记忆，以及为什么“屈辱”伴随著他的一生？如果回到1989年6月4日那天，他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DW：那个时候害怕吗？
长平：那个时候的主要情绪不是害怕，而是屈辱、愤怒、痛苦和幸存者的愧疚。这些感觉一直持续到今天。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说：学生抗议运动到了关键时刻，你也赶紧来吧！广场需要你！写信者是我的一位高中好友，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在北京上大学。那位给我写信的朋友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他的一条腿中弹了，被送到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手术，但是公安干警找上门来要带他去审讯，医生坚决反对，说对康复不利。他仍然被带走，他个性倔强，不肯配合，大约一天之后他才被送回医院。后来他留下了终身残疾，两条腿长短不一。
后来我对自己说，中弹的人也可能是我。毫无疑问，我是屠杀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在无数的同辈和同道都倒在血泊中之后，我感觉到自己没有资格害怕。
DW：这个“耻辱”或者是说“六四”经验跟记忆，会不会影响到你后来踏入新闻媒体这个工作呢？
长平：六四对我的整个人生和后来的职业选择，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想先解释一下屈辱——屈辱伴随着我的一生，这种屈辱来自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世界没有公义，整个国际社会眼睁睁地看着暴行发生。它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助长了其他暴行。
假如当年六四胜利了，中国实现了民主，乌克兰会怎么样？香港会怎么样？台湾又会怎么样？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黎明前的黑夜，它不会持续太久，然而36年过去了，正义仍然在考验着人们的耐心。
六四镇压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很多中国人不再相信正义的价值。（很多抗争者）在严密的囚禁中孤独地死去，或者在没有亲人的陪伴下在异国他乡生活。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还有人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可以长期忍受一党专制。它是值得为之奉献生命的一个国家吗？
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我需要一个理由让我告诉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若干年前，当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我们真心地相信我们写的每一个字，我们采访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一种力量。哪怕它非常非常微弱，还一点一点地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是今天的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开起了历史的倒车。所以在大多数时候，这个理由就是要习惯在绝望中抗争。我们抗争不是因为一定会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即便不能获胜，抗争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六四给我的人生信条。
“她没我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长平向DW分享了女儿作为“六四”二代的身份认同过程。
DW：您会跟自己的家人、下一代去聊六四吗？
长平：我女儿也是“六四二代”，她在德国长大。2015年，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主题是“流亡”，其中我的一幅照片挂在墙上。展览进行了半年之后，我带女儿去看。当时她六岁，她看见爸爸的大照片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显得很有兴趣。那张照片旁边就是说明文字，介绍了我的经历，英语和德语，我想她应该看不明白。那张照片前面还有一个语音导览设备，她拿起来接连听了两遍。我当时有些紧张，我不知道她听懂了什么、会怎么想，但是我不敢问她。
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忐忑不安了几个月，我还是放心不下，就主动问她。我说：在挂着爸爸照片的那个博物馆，你当时很认真地听那个大大的耳机，你听见了什么？
“它说的是英语，我没有听明白。”
原来她不知道可以切换成德语，当时她只会说德语和中文。几年之后，我女儿的英语非常好了。有一天我听见她和别人聊天，她说：“You know, we are in exile.（你知道的，我们在流亡。）”这让我有些惊讶，也有些心酸。
她没有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她把自己也列入其中。她说的是事实，非常准确，因为她也不能回中国。更重要的是，她确认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今年我为女儿准备的生日礼物总共有三样东西：一台缝纫机，因为她想要学自己做衣服；一本德国《基本法》（也就是德国宪法）；一本讲述德国《基本法》第一句话来历的书。
德国《基本法》的第一句话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这本书的名字叫 In Namen der Würde an der Deutsche Geschichte，就是《以尊严之名：一段德国的历史》。它讲了人的尊严如何在二战之后的德国形成最重要的共识。
我希望我女儿不会重复我的这种屈辱感，我希望她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社会，而且我希望她也能捍卫尊严。
DW：假设说可以回到1989年6月4号那一天，有没有想要对当时20多岁、可能还很热血的长平说一句话，或者你有什么话想告诉他吗？
长平：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其实我经常都想象这个场景，而且我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生活、我的抗争，都是为了回到当年，对当年的我自己说：我没有放弃，或者说没有完全放弃。我一直在绝望中抗争，在屈辱中努力，我一直试图做一些什么。我希望能得到他的首肯。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活着的意义之一吧。
长平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他目前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以及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