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米·戴维斯（Jamie Daves）& 杨建利（Jianli Yang） 转载自：议报
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及以后，我们有望看到中国共产党将科技民族主义推向新的高度。
来源：外交家（The Diplomat）
作者：杰米·戴维斯（Jamie Daves）& 杨建利（Jianli Yang）
翻译：Fred
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绝非一次普通的政策会议。此次会议定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将正式启动中国“十五”计划的起草进程，而该规划将指导2026年至2030年的国家发展。
为了理解此次会议的重要性，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中国五年计划的性质和意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些由中央制定的计划一直是中国经济治理的支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五年计划是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工具，用于设定生产配额和规定投资重点。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五年计划已演变为集政治方向、指导性目标和政策协调于一体的混合型战略框架。它们既不是严苛的蓝图，也不仅仅是指导方针。相反，它们充当着权威信号，影响着各部委、省级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日益增多的外国投资者的行为。
中国经济的重大结构性转变——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自由化、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21世纪10年代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转型——都通过五年计划进行了阐述、组织和协调。每个计划都为未来五年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点定下了基调，其连锁反应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界。因此，即将出台的“十五”计划不仅仅是一份官僚文件；它是最重要的经济路线图，将决定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30年的发展方向。
预计这项特别计划将标志着中国经济模式的战略转变，即从长期以来由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行业和出口顺差驱动的经济模式，转向由先进技术和创新驱动的经济模式。通过这一转变，中国正试图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重构维系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并重新定义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角色——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
理解即将出台的计划的关键在于过去一年中出现的政治语言。“新质生产力”一词主导了近期的官方讲话和报告。它体现了北京方面以创新、效率和系统现代化为中心的技术密集型发展模式取代旧增长动力的雄心。
“统筹发展”一词揭示了中共如何试图为这一转变设置护栏，确保在目的是维护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框架内推动技术发展。
第三个口号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概括了国家如何将市场机制与中央集权的战略指导相结合，以引领这一转变。
这项新的五年计划将明确表明，中国全力押注科技，将其作为解决日益严峻的国内挑战的万能钥匙。这些挑战包括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以残酷竞争和收益递减为特征的经济“内卷化”，以及快速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在各行各业嵌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创造新的高技能就业机会，提高生产力，并通过自动化和效率提升来弥补人口下降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将技术领先视为实现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主要途径，将中国定位为从清洁能源到下一代信息网络等战略产业的标准制定者和不可或缺的供应商。这项即将出台的计划不仅仅是一项发展计划，更是一次国家级的押注，即技术能够同时稳定国内社会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一转型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众多技术中的一种；它是新技术经济范式的中枢神经系统。北京推行的或许可以称之为“部署优先”的战略：它并非仅仅专注于开发前沿模型，而是致力于将人工智能融入整个经济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正在迅速蔓延至物流网络、制造系统、监控平台、城市规划、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快速扩张的无人机和机器人“低空经济”。
通过构建密集的物理和监管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技术，中国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自我强化的生态系统，使计算能力、数据治理、硬件供应链和工业应用能够协同发展。这种系统集成战略或许能让中国比单纯的实验室驱动模式更快地实现广泛的生产力提升。
对人工智能的重视也体现了更深层次的政治转型。几十年来，中共基于政绩的执政合法性依赖于实现以GDP规模衡量的快速经济增长的能力。这种模式正在变得难以为继。曾占中国GDP近四分之一的房地产行业已进入长期低迷期；基础设施投资收益递减；出口增长日益受到地缘政治摩擦和全球需求放缓的制约。如今，领导层将技术进步而非单纯的经济扩张视为执政合法性的新基础。
通过集中资源打造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半导体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中共希望展现一种新的政绩：以技术实力、生产力质量和战略产业的全球领导地位来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五”计划代表着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次巨大飞跃。它力求将技术民族主义提升到更高的层次，用“越强越好”的新思维模式取代“越大越好”的旧增长模式。
这一转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深远。中国的技术部署战略可能会加速价格合理的人工智能集成技术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传播。通过出口捆绑解决方案——例如结合人工智能驱动的电网管理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或适应当地情况的开放权重语言模型——中国企业可以降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成本。这可能会重塑全球增长模式，使那些之前因价格昂贵而无法获得先进技术的国家能够跨越式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生产规模可能会加剧竞争，并压低电动汽车、太阳能和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价格，这对那些无法与中国制造深度和物流协调能力相匹敌的外国公司构成挑战。
这一转变也改变了中美技术竞争的性质。美国国内的许多争论都集中在前沿创新的竞争上，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模型能力和半导体设计方面。然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更为微妙的博弈。其重点不仅在于发明最先进的技术，还在于大规模部署“足够好”的技术，将其集成到物理系统中，并作为综合套件的一部分输出。真正的竞争可能不在于谁先实现通用人工智能，而在于谁能最有效地将数据、计算、硬件、监管框架和工业应用组合成功能齐全的系统。在这个“智能物流”中，规模和协调往往比纯粹的技术优势更重要。
中国在这一领域拥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其政治体制能够快速调动资源以实现国家优先事项，其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能够以自由市场经济体难以比拟的方式协调产业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和融资。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指导公共采购，协调城市级试点项目，并将投资集中在人工智能堆栈的关键节点，例如计算能力和数据基础设施。中国综合的工业基础——尤其是在机器人、无人机和绿色能源等领域——为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现实世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其对开放或适应性强的人工智能模型的重视，使其在发展中市场站稳了脚跟，因为在这些市场中，成本和定制化比尖端性能更重要。
然而，正是这种能够长期集中资源的政治体制，也可能制约着中国实现新规划宏伟目标的能力。习近平治国理念的核心是“政治安全高于一切”。政治控制被视为最高目标，经济和技术战略则服从于此，而这造成了结构性紧张。
过度的政治控制往往会造成信息瓶颈，因为地方官员和私营企业不愿分享坏消息，也不愿在狭隘的政治界限之外进行实验。创新，尤其是尖端技术领域的创新，依赖于思想自由、思想的交流以及在开放环境中蓬勃发展的不可预测的反复试验过程。一个优先考虑意识形态一致性而非公开辩论的体制，可能会无意中扼杀其试图培育的那种颠覆性创新。政治过度干预也会扭曲资本配置：地方政府可能会将资金投入政治上青睐但经济效率低下的项目，从而挤占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私人项目。
此外，以安全为先的数据和信息处理方式——严格的审查制度、严格的本地化规则以及不断扩大的学术和技术交流管控——可能会使中国孤立于全球知识流动之外。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突破依赖于人才、合作和多样化数据来源的获取，这种孤立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缓进展。政治控制也使中国的监管环境动荡不安：突然的打压或运动往往出于意识形态或安全方面的担忧，而非市场信号，可能会削弱私营部门的信心，并阻碍对持续创新至关重要的长期投资。
这些动态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困境：中国共产党既想要技术超级大国的活力，又想要列宁主义党国的掌控。在实践中，调和这两者可能远比纸面上看起来困难得多。
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战略不仅应被视为挑战，也应被视为完善自身策略的机遇。美国拥有持久的优势：世界领先的大学、自由探索的文化、深厚的资本市场、创新型私营企业，以及能够扩大其影响力的全球联盟网络。为了应对挑战，华盛顿应专注于提升部署能力，投资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确保广泛的计算资源渠道，并促进公私合作，加速人工智能融入实际应用。它应该与盟友和新兴经济体建立富有吸引力的技术合作伙伴关系——以开放、信任和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从而为中国的国家主导模式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通过加倍发挥自身优势，而不是模仿中国的集中式模式，美国可以保持技术创新的前沿地位，同时塑造一个反映其利益和价值观的全球生态系统。
明年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和“十五”计划代表着中国发展轨迹的关键时刻。如果“十五”计划取得成功，它将深化中国的技术能力，并重塑全球竞争格局。但中共执意将一切——包括创新本身——置于政治安全之下，这或许会成为其野心的重大内部制约因素。
对美国而言，这提醒我们，开放、多元和稳定的规则并非弱点，而是科技时代持久的力量源泉。如果华盛顿能够战略性地利用这些优势，它将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在塑造全球科技秩序的未来方面保持有利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