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rren Byler 原文链接
文中的所有人名均已更改，以保护受访者的身份。
2014年下旬，我在乌鲁木齐南部居住区的一个家庭聚会上第一次遇见了阿布力克木，他是一个瘦削的男子，留着短短的小胡子。他弓着腰坐着，肩膀内扣。我们互相介绍了名字，但我并不确定我该如何看待他。整个晚上，他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注视着房间里的其他人。 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我们顺路一起走回家，我们才开始交谈。他说他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说话，因为他不喜欢和陌生人公开交谈。 像过去十年中我采访过的许多年轻维吾尔族一样，与警察和汉族社会打交道的经历深深影响着阿布力克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和阿布力克木成为了好朋友。 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喝茶、看小说，聊他的求职进展，和维吾尔社会的未来。 慢慢地，他向我讲述了他过往人生的故事。最常提到的是有关他在2010年代初被拘留的故事。他从他的学校出发，乘上一辆公交车，学校位于乌鲁木齐北部一个汉人占多数的社区，当车经过一个检查站的时候，他意识到他是公共汽车上唯一的维吾尔族。不仅如此，他还留着胡须，这标志着他不是一个受过长期汉语教育的城市维吾尔族，而是一个从农村来的移民。他知道在他遇到的许多汉族人的眼里，他看起来像是个自杀性炸弹袭击者。警察看了他一眼，命令他下车。他说：“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说了什么，我太害怕了。我不知道他们会对我做什么。”阿布力克木说他感到自己完全暴露在外，很脆弱。在这之后他意识到，在2010年代，做一个维吾尔人就意味着他的身体随时随地都可以被带走。
作者和阿布力克木最后一次见面，2015年。
阿布力克木的故事促使我询问其他维吾尔族人，过去十年对他们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感觉。 我请他们回忆一下那些印象最深刻的时刻——那些改变他们人生的时刻。这篇文章当中采访的大多数人如今被迫流亡，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地。而阿布力克木仍然在新疆。
最近和我聊过的一些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告诉我，给他们的2010年代留下深刻印迹的，是一些极度恐惧和经历失去的时刻。在这些创伤时刻的间隙，人们试着恢复他们的安全感，试着保护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互相讲述了他们所经历的关于警察暴行的故事，那些使他们怀疑人性的关于种族主义的故事。他们试图保留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以及所处社会生活的叙述权。但21世纪10年代依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多达一百八十万穆斯林“消失”在巨大的拘禁营系统当中，还有数百万人因为劳动和教育制度而被迫和家人分离。
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被迫进入了一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贺萧所说的“运动时间”。对贺萧而言，这是指现代中国历史上那些政治暴力侵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21世纪10年代，突厥语系的穆斯林进入了一个类似的时刻：再教育时间。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被有针对性地替换的年代。就像那些先前的剧烈动荡年代一样，能够让他们从暴力和种族主义的侵袭中复苏的空间在不断地缩小。他们感到历史在碾压过他们，他们的世界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中。不存在留给“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创伤后”时间。在过去的十年中，全部的生活都开始被无休止的创伤扰乱。
2015年的时候，阿布力克木告诉我，他生活中的创伤性压力并不仅仅来自于他和警察打交道的经历，它们也是来源于他从那些在他背后喊他“胡子老师“的汉族同事那里感受到的冷漠和歧视。他说，被骚扰和孤立的经历使他变成了一个“疯子”（维吾尔语：sarang）。
“当我在审讯室待了几个小时之后，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恢复正常。 实际上，我到现在都感觉不正常。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讨厌那所学校和我的工作，以及为什么我最终辞了职。 要克服这样的事情真是困难。 在那之后的一年里我表现得像个疯子，我想我给所有同事都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他们以为我是一个奇怪的人，总是很紧张、总是害羞，不想正常说话、正常做事情。”
我采访的另一位维吾尔族年轻人买买提明告诉我，他在2013年和2014年有很多类似的经历。他说，在旅行时，许多酒店拒绝向他提供服务。“有时候他们一见到我就拒绝了我。 或者当他们在我的身份证上看到出生地是新疆时，就告诉我说他们没有空房间。”他说这些经历使他感到无助和愤怒。法律体系本身剥夺了他平等的公民权利。
但是更加困扰他的是其他公民认可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有几次在城里时，汉族人非常友好和礼貌地用英文向我打招呼。 他们问我，‘Where are you from ? ’”他猜到汉族人用英文跟他说话是因为把他当成了外国人，于是他会用普通话回答：“我是维吾尔人。”
“每一次，他们都会翻个白眼说：‘哦，新疆人？！’” 买买提明说。“然后他们就会用厌恶的眼光看我——他们的嘴唇耸起，就像看到一只老鼠或者一只脏兮兮的狗那样。”
在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之外，买买提明和阿布力克木遇到的所有机构都是以汉人身份为中心的。巴基斯坦和英裔社会评论家Sara Ahmed指出，种族化的机构“以盘踞其中的事物为形”。它们使那些不属于多数群体的人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合群”，像个陌生人。当阿布力克木进入这些机构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既被入口处的安保人员，也被他遇到的所有官僚机构的工作人员一遍又一遍地拦截和搜索，他告诉我，他觉得仿佛每次交谈、每次会面，空气中都充满着疑问：你是谁？ 你来这里干什么？
支持和巩固着这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的，是警方。在过去的十年中，警察的骚扰和歧视改变了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的生活。另一个阿布力克木曾向我讲述过多次的故事，是他和他的另一个朋友图尔松被警察拦下的经历。他们当时走在火车站附近的市集区域，一名汉族警察走上前来拦住他们，要求检查他们的身份证。
“我对他说，’为什么要检查我们的身份证？ 我们什么也没做。 你为什么不检查几个汉人的身份证呢？’”阿布力克木说。他立刻把我们带去了警察局。我一点也不害怕。图尔松很害怕。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为什么我应该害怕他们？如果他们不尊重我，我为什么要尊重他们？”
在威胁过他们之后，警察最终放他们离开。每次阿布力克木讲这个故事时，他的声音都会颤抖。在他的害羞和他颤抖的手的背后，藏着他深深的愤怒。尽管心怀恐惧，他仍然是自己故事的叙述者。
阿布力克木的愤怒，和我采访过的其他移民的愤怒，总是与担心随时被警察抓走的恐惧感交织在一起。在2017年初左右，当成千上万的突厥语系穆斯林父母、姐妹和兄弟与他们亲人的联系被切断，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消失的时候，这种恐惧急剧加深了。目前被困在北美的哈萨克族女性古丽娜尔告诉我，对她来说，这十年中的关键转折点，是她2016年底在乌鲁木齐机场和父母告别的时刻。
“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的航班延误了。新疆整个被习近平思想的宣传覆盖，到处都是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字的红色横幅。我的父母几乎从来不谈政治，但连他们都说：‘这看起来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他们来机场送我。航班延误了，但是他们俩都陪着我，直到很晚很晚。最后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他们俩都哭了，即使我反复对他们说我还会回来的。仿佛他们预感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我没有哭，因为我在北美有自己的生活在等着我回去。”
“而事实上，这是一个狭窄的逃离通道。我后来才知道，新疆的局势在2017年初突然恶化。在出中国海关时，军官问我是什么民族。每次过海关时，我都会感到紧张，但我通常会装作镇定自若的样子。我说‘哈萨克’。他们研究了我的护照很长时间，甚至找他们的上级讨论了是否该放我离开。最终他们说我可以走了，但我记得坐在飞机上时心想：‘操！ 刚才那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我在读到那些与新疆有关的报道之后，我一再回想起这件事。我感到既害怕，又庆幸，又内疚，又生气。”
“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一直都没能再和我的家人见上面。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我清楚地记得他们流泪的眼睛，我感觉很糟糕，我没有成为一个待在他们身边的贴心女儿，我也没能成为一个很能干的女儿，一个可以预见未来，在情况变得这么糟糕之前就把他们接出来的女儿。最让我崩溃的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最后的告别。”
一位年轻的维吾尔族女性穆萨菲尔告诉我，过去十年来她最深的创伤也始于2017年，当维吾尔族公众人物开始消失的时候。作为一名国际学生，他们是她过去在维吾尔机构求学时的生命线，在那里她曾感到自己有一种归属感和目标。 她说：
“在那之后，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我们曾经在作为公民的权利方面抱有过的任何一点信任都完全被打破。从那时起，我感到无力和恐惧。我没有想到这种不公正能够成为可能。我对人性的信念破碎了。”
但是国家暴力并没有随着维吾尔族机构被更换掉而停止，它也开始切断穆萨菲尔与她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她告诉我说：
“在2018年夏天，我最亲密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在微信上删除了我。然后我妈妈打电话给我。 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一件让我心碎至极的事情。她的原话是，‘如果您关心我们，就请你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在那一刻，我被剥夺了与亲人联系的基本权利。”
在201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穆萨菲尔害怕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也得不到家人的消息了。她已经被迫流亡。她说：“这十年永久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21世纪10年代即将结束的2019年，许多突厥语系穆斯林所经历过的恐惧和创伤，都变成了彻底的绝望。
对于穆萨菲尔来说，这一年中最触动她的时刻之一是当她看到 VICE 制作的名为《They Come for Us at Night》的纪录片。她说：“看到我心爱的家乡和我曾经走过的街道，让我眼里充满泪水。可是看到它变成了一个如此难以想象的警察国家状态，到处都是监视，太让我心碎了。它变得那么的空空荡荡，完全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在那之后它一直困扰着我。”
2019年最让她心中灌满绝望的一件事是，纪录片里火车上的一位汉族老妇人对记者Isobel Yeung说：“维吾尔族就应该变得和汉族一样，我不为他们感到可惜。”穆萨菲尔说，“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大多数汉人实际上相信政府的叙事，而且在积极地参与这种践踏人权的暴行。我知道如果没有公众支持，要扭转国家的话语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我们既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没有公众的支持。黑暗只会继续加深。这让我对人性的未来前所未有地感到绝望。”
2015年，阿布力克木曾教给我一句维吾尔俗语，描述了与维吾尔人建立友谊所要承担的义务：“朋友的友谊在悲剧降临的那一天显现”（维吾尔语：dostning dostluqi bashqa kün chüshkende biliner）。这就是为什么友谊可以赋予人力量。然而这也意味着，当你无法保护自己的朋友免受伤害时，暴力带来的伤痛是最大的。
2017年6月29日，我收到了阿布力克木的最后一条消息：“我们很久没有聊天了，很遗憾，出于安全原因我不得不从微信联系人中删除所有外国人。”他说他回到了他的家乡喀什附近的村庄，因为他的父母安排他和一个同村的姑娘结婚。几个月之后，阿布力克木的朋友与他失去了联系。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听说他的消息。他就这么消失了。他们确信阿布力克木已经被抓进了一个新建的再教育营。他有可能被认定为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因为他曾使用VPN下载电影、听歌和阅读未经过滤的新闻。
在2019年，买买提明从在国内的一个熟人那里收到了类似的令人费解的信息。“信息说‘你的哥哥去世了。’我当时的反应是，“你确定你所说的是我的哥哥吗？ 他只有40多岁。’他回答说，‘是。’当买买提明反应过来理解了这条消息时，他一阵头晕。“我失去意识了，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房间的地板上，我一次又一次地看他的照片，还有我们在2017年6月的最后一次微信对话。我哭得停不下来，我多么渴望能在他去世之前再和他说一次话。”
十年来，阿布力克木和我的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朋友教我懂得，分担别人的痛苦意味着聆听他们的故事，并找到帮助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方法。人类学家Michael D. Jackson曾说，叙述故事是赋予事件秩序和一致性的一种方法，无论事件是悲剧还是胜利。在每个人的故事中，他们成为主角，而不再是社会变革边缘的无足轻重的角色。Jackson认为，故事不仅仅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意义，而且它们改变着人们“通过象征性的重组来经历他们所遭遇的事件”的方式。在这样做的时候，故事就给了人们一种在哪怕最严酷的环境下，保留对他们自己生活的发言权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买买提明，古丽娜尔和穆萨菲尔想要尽可能大声地讲述她们自己和她们所爱的人的故事——尽管每一次讲述都要付出情感上的沉重代价。
阿布力克木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是Norah Jones的《Say Goodbye》。这是一首关于不再假装自己仍在恋爱，诚实面对自己，和开启新生活的歌曲。当我在2018年最后一次去乌鲁木齐时，我去了我们在土耳其茶馆曾经坐过的座位。歌曲的混音有一些改变，但是已经足以唤起记忆中我们曾经关于那首歌的聊天内容，也唤起了之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可怕。他最深的恐惧已成真，他不再能够把握自己的人生。他的故事被再教育时间截停了。我不想成为那个在角落里哭泣的古怪外国人，我走到外面，抽了两支红鹤，一支为他，一支为我。
在过去十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常常思考阿布力克木告诉我的那些故事。我与他的友谊，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让我想要去不断地讲述关于新疆的那些难以讲述的故事。如果我们的处境对换，这也是他会为我做的。我不知道阿布力克木是活着还是死了，但他的故事会继续留存。
